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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制服拿来，随后将那条炸得破烂不堪的、唯独那条裤带尚可使其连在一起的裤子摊在我的面前，上衣中间也被炸了一个正方形的大窟窿。这些幸存物使希特勒有某种自豪感，他请我将它们寄给住在贝格霍夫的爱挂·布劳恩，并且告诉她，收到这些东西后要妥善保管。
然后，希特勒还讲到这次行刺对他的服务人员产生的影响：“林格非常恼火，阿恩特也两眼泪汪汪的。”行刺发生后，莫雷尔大夫心情非常紧张和恐惧，每当希特勒让他看病，就得先劝他镇静下来。行刺使希特勒患了脑震荡，但还没有损伤鼓膜和擦破表皮，尽管如此，他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卧在床上，而是靠打针来支撑自己，这是我在与希特勒一起吃饭时所看到的。
根据事先通知，领袖于下午来访问。我本以为希特勒会推迟接待，但当我问他时，他回答说；“当然我要接待他。我必须这样做，否则你想，外界就会散布关于我的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呀！”
当我们下午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时候，传来了有关施陶芬贝格被捕的消息。起初，希特勒对让施陶芬贝格逃往柏林感到恼火，但当他得知此举可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时，则满意地说：“现在我才放心，德国得救了。现在终于抓出了多年来暗中使坏的这帮杂种。我经常提醒施蒙特，然而他稀里马虎，就是不信我的话。现在我证据确凿：整个总参谋部都被污染了。”他接着又说：“这些想除掉我的犯罪分子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给德国人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也不了解敌人的企图，是要置德国于死地并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这些人认为，没有德国参加，西方国家照样可以阻挡布尔什维主义，那他们就错。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否则欧洲将落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手中。我所关心的是，别再妨碍我或想除掉我。我是唯一看到这种危险的人，也是唯一能够制止这种危险的人。”
我们在柯尼希贝格定做了一辆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车辆，在大本营的茶馆里安装了一套转播设备。时近午夜，我们同希特勒一起进入茶馆。坐在那里的还有经历了行刺并负有轻伤的军官们，如头部裹着绑带的约德尔和两只手上打了绑带的凯特尔。1944年7月21日午夜过后，希特勒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目的是告诉人民他还安然无恙地活着。他感谢上帝使德国人民免遭了一场巨大的不幸。
1944年9月上旬，希特勒的肠胃病严重发作，尽管他卧床休息，但仍不见好转。莫雷尔大夫的诊断是：胆囊排泄管神经性痉挛，导致胆汁倒流。希特勒在床上冷清地躺了数日，直到1944年10月初他才逐步恢复工作。
施蒙特的死使希特勒非常悲痛，他们曾进行过认真、艰难的谈话。“我们已经清除了来自左边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希特勒说，“但遗憾的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忽视了克服右的倾向。这种疏忽是个很大的错误。”他还说：“无能的将军怎能打仗。斯大林就无所顾忌地清洗了他的军队。”他旁若无人地讲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便转了话题。
希特勒不喜欢军官阶层。有一次他在贝格霍夫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将解甲归田，政府工作由别人来管。我去写回忆录，去结交有才智的，聪明的人，而不愿再见到军官。他们一个个都是固执己见的大草包，既片面又古板。多年跟随我的两位女秘书届时还将随我，给我当秘书。”
1944年底，在“狼穴”大本营里生活越来越变得令人不安。天天都有敌机从大本营上空掠过。希特勒一直在等待机会来一次突然袭击，他警告那些麻痹大意的人不要离开防空洞。尽管有不少人催他撤离大本营，返回柏林，但他丝毫不动。他说：“留在这里是我的义务，这将会对人民起到一种安抚作用。我的战士们也决不容忍敌人打到他们元首所在的大本营。只要他们知道我还坚守在阵地上，他们就会拿出更大的力量去战斗，顶住敌人的进攻。”当前沿阵地越来越迫近大本营时，我们才于1944年11月底迁到柏林。
早在“狼穴”大本营里，希特勒就开始策划阿登进攻战，指望这次战役能扭转在西线的败局。1944年底，他焦急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实施这一作战方案。至于确定哪天开始行动，他的直觉已不起关键作用，现在到了只有气象学家才有发言权的时候。他天天都要向他们讨教。有位专家曾预告，1944年12月份的一段时间有雾天，这有利于战前军队集结。为了感谢这位专家的正确预告，希特勒送给他一块金表。
1944年12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中旬我们搬进了“鹰巢”大本营，圣诞节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大本营建在洪格地区，在巴特瑶海姆市附近。“鹰巢”大本营处在一个林区，房子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还有地下掩蔽所。有一次，希特勒、达拉和我在掩蔽所外边的树底下站着，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群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我们头上飞过。我问元首：“我的元首，你认为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希特勒回答说：“我们必须打赢。”达拉后来又向我提起这次谈话，她说：“……我当时听到你提的问题，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阿登进攻战失败后，我们又回到柏林。希特勒起先在新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举行形势讨论会，在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楼梯间里用餐。后来由于开会和用餐不断受到突如其来的飞机警报的干扰，所以希特勒才躲进了他的地下避弹室。
全书 希特勒身边的妇女们
围绕着这个热门话题，外界流传着许多有关希特勒与女人交往的谣言。这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在1914年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女人发生过几次性关系的缘故。前面曾经提到希特勒曾驳斥过我的一个说法。那是1933年12月的一天，我说埃米莉是个难听的名字，他却说：“不对，不能这样说，埃米莉是个动听的名字，我最初的恋人就叫埃米莉！”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于1917年在法国曾抛弃过一个已经怀孕的18岁的法国女孩子，后来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让一马里耶·洛雷。让一马里耶·洛雷在他母亲死前不久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即阿道夫·希特勒。自那以后，他总设法在海得堡的一家研究所里做遗传因子的检验，以证明希特勒是他的父亲。
以上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但是，自从希特勒决心从政的时刻起就与这种乐趣分道扬镳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使他得到了满足。他同与他交往的女人之间只存在性爱，不存在性行为。“我的爱人就是德国”，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强调。
此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这也许是事实。慕尼黑泌尿科的基洛伊特纳教授向事里特·冯·希拉赫借过一本有关慕尼黑名人住所的书，有一天当他把书还给她时，他说，他把书中提到的所有接受过他治疗的人的名字都用铅笔划了出来。她查看时，发现希特勒的名字也被划了出来，便问：“你为希特勒治的是什么病？”基洛伊特纳回答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希特勒年龄太大了。”据说这是20年代的事。也许希特勒担心有一天会招致女人的嘲笑，所以后来就不再有过任何性行为。
林格告诉马泽尔，希特勒的生殖器完全正常，他说他与希特勒一起在一棵树旁小便时看到过的……，我认为，马泽尔根据林格提供的情况有意谈到此事，无非是要说明希特勒确有一个儿子，与此有关的情况下面我还要讲到。
希特勒的确喜欢有美人出人的社交圈子并从她们那里寻求精神刺激。他需要性爱，但不需要性行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每当他与希特勒出差到达某个城市之后，他必须利用希特勒找人谈话的间隙去物色姑娘，谈完话之后希特勒便与这些姑娘凑到一起聊天。希特勒往往送给她们一些钱，但他从不要求她们还给他什么。
被称作格莉的安杰莉卡·劳巴尔是个例外，她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女儿，尽管希特勒很爱她，但也未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见我与安妮·温特尔的谈话）。
在这里，我必须简要地对瓦格纳博士所著《希特勒身边的人谈希特勒》一书中第98页的内容做点纠正。在摄政王广场16号（实际是两所住宅，分布在左右两侧）住所里料理家务的不是劳巴尔女士，而始终是温特尔女士。从蒂尔施大街迁出来的时候，希特勒把他的老房东赖歇尔女士和她的母亲达克斯夫人也带了出来。后来，格莉·劳巴尔搬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据阿达·克莱因讲，希特勒不让格莉登台演出的说法有误，实际是她本人不想演出。希特勒希望她成为以演唱瓦格纳作品为主的演员，最终她还是被她舅舅说服了。
自1929年起，格莉·劳巴尔就住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这位漂亮、贪图享受的姑娘受到了希特勒的亲切关怀。他很爱她并且一切都顺着她来。格莉一方面对于舅舅的献媚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对于一切行动受到控制并且不能同其他的爱慕者交往感到痛苦。
当她想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他们为由强行将这对情侣分开一年。我于1945年在贝格霍夫从绍布将要焚烧的文件中发现了画家的一封信，信中写到：
“我认为你舅舅的做法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除他以外，你永远不能属于任何人。”
这个青年还写到：
“……他对你的了解是多么贫乏。”
这点他说的无疑是对的。因为后来格莉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在与她舅舅发生了口角之后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格莉死后，希特勒判若两人，他身边的人担心他也寻短见。海团里希·霍夫曼对他关怀备至，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自我孤独。
格莉1931年9月18日自杀使希特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这时起他成了素食主义者。他始终在怀念着格莉，为纪念她，他把她的遗物保存了起来。根据他的指示，她在慕尼黑希特勒住所的房间必须保持她逝世时的样子。直到战争爆发，希特勒始终把格莉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带在自己身上。格莉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常住的房间也一直锁着。后来，这栋房子扩建与贝格霍夫连成一体时，他吩咐，把格莉房间的那一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所有她的衣服、卫生用品和她的其他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他甚至拒绝向格莉的母亲退还她的遗物和信件。
战争临近结束时，希特勒才吩咐他的亲信绍布把格莉的私人物品统统烧掉。希特勒还曾让人模仿她的照片制做一个半身塑像。只有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一旦发现他同某个女人的交往即将形成一种暧昧关系的时候，便开始设法疏远这个女人。你再听一听他在楼梯间里讲过的一句话：“我想娶的女人只有一个……”指的就是格莉。对此你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在楼梯间里有一次我们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
看来希特勒在与女人的接触中始终遵循这样一个信条：仅仅为的是精神享受。无论是对林茨市的斯特凡尼（她倍受希特勒的爱慕），还是米齐·赖特尔、阿达·克莱因、西格里德·冯·拉弗特或是在他刚上台后的那几年里常被他在晚上邀请到总理府内元首住所聊天的那些女演员和女艺术家们都是如此。他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
例如，我记得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以及爱娃·布劳恩。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