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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电震探测有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任务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意想不到的是，日坛公园的负责人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万万破坏不得的。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又几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同意借助给古树复壮的机会搞点小规模的发掘。
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6月3日上午8时整，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其人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18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藤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三位日本人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丘占祥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作了动员讲话。秦大河对此次发掘充满了期待，他情绪激动地说：“‘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神秘失踪到现在已经是五十五个年头了，自从这珍贵的化石失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际友人曾为寻找一事作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可靠的线索。这次根据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线索，前几天我们对埋藏地点作了物理探查，发现情况确有异常。也许，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真的要回来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们。可见，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迎接这位历史老人时，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节外生枝，让他再次溜走了。现在领导就在电话机旁守候着，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秦大河说完，中科院科技安全局副局长张青吉介绍了发掘点的保安措施和应注意的事项，随后众人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室，登车向日坛公园驶去。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处长已带领三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当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1996年6月3日上午10时，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了。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9）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线9点就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四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1。5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2。2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出露地层剖面为：0—1。3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1。5—1。9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1。9—2。2米为灰绿色细砂岩。2。3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在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59厘米。
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面对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每一位在场者都心有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12时58分。
2小时58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历史，似乎再一次同世人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
当然，仍有人认为日本老兵临终前留下的“秘密”，还有待于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或许是探测仪器不够先进，或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或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寻找与发掘，虽无果而终，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寻找，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思考。
——日本人真的与“北京人”下落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吗？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1）
一张密图暗示的方向
就在日坛人园发掘不久，我再次来到胡承志老人的家中。之所以再次拜访胡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和日本人有关的秘密图。
关于这张秘图，几年前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便听一位古人类学家谈起，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只是这位古人类学家也只是道听途说，并未亲眼见到这张密图。后来经过一番查访才得知，这张图就在当年为“北京人”装箱，也是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胡承志手上。由于胡老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采访，因而外界并不知这张图到底是什么模样，记载的是什么秘密。
日坛人园发掘的无果而终，促使我再次想起这张秘图，并想籍此就“北京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作进一步探索。感谢胡老的厚爱，当我说出此次来访的诚意后，胡老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把收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草图从一个带锁的箱子里拿了出来。
“这是一位叫皮特森的美国人给我的，快20年了，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从来没给别人看过。” 胡承志摇晃着一个陈旧的大信封说。
“这位皮特森有什么来头吗？”我问。
胡承志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他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有一次皮特森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G。H。R。von Koenigswald）。他向孔尼华谈起自己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我与孔尼华是通过贾兰坡先生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待双方建立联系并相互信任后，他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秘密图”从信封里掏出来，在茶桌上缓缓展开。
这是看上去普通的草图，在一张十六开的纸上，画了十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11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字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图纸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图。
胡老用放大镜看图纸，解释道：“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京查寻‘北京人’时，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从这个日本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个美国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国内。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个美国调查官手上得到了它的复印件。”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我问
胡承志想了片刻，道：“我这也是个复印件，皮特森之所以要将这张图寄给我，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十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两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你看——”说着将草图推移过来。
我随着胡老手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果然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杠。
胡承志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文，向我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分析之后，愚笨的我总算大体明白了这张图的意思。简单说来，这是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画出的一张推测“北京人”去向的示意图。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2）
图的左边，首先列出了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单，其排列顺序是：第一人，由于字迹不清，据胡承志反复辨认，应是协和医学院的人；第二人，是息式白；第三人，是德日进；第四人，是裴文中；第五人，是蓝玉田（管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库房的人）；第六人，何博礼（协和医学院教授，瑞士人，驻华领事）；第七人，博文；第八人，胡顿；第九人，由于个别字迹不清，据胡承志辨认，为一外国医学博士；第十人，马文昭；第十一人，松桥。此外，图的左下方还列出了三个重点人物：第一个是美国陆战队的哈斯特上校；第二个是中国的胡承志（下面画有一道红杠）；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而图的右边，则是由各种圆圈和箭头标出的“北京人”装箱后可能流向的各个地点。这张图所表示的意思是：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首先送到协和医学院娄公楼地下室保险库，然后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再后来可能有六个去处（从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丰台；或秦皇岛火车站；或某仓库，或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由于字迹模糊，此处无法确认，不知是个什么地方）。
无疑，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就是根据这张秘密路线图，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面对这张草图，我的脑海里当即冒出两个疑点：一是近60年来所有关注“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说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但这张图却表示得非常明确，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是从协和医学院直接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的，根本就没到过美国公使馆。二是这张图到底是谁画的？图上那些颇见功底的中英文字迹又是谁写的？从理论上说，图和图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问题是，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或者队员将中英文同时写得如此不凡，可能吗？
当我把自己的怀疑与思考提出后，胡老说：“送美国公使馆的事，没有一个中国人见到，我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到底送了还是没送，我不清楚，恐怕裴文中也不清楚。”
当我向胡老请教第二个问题时，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镜，把图上的字迹又反复看了看，然后说：“我也觉得奇怪，这图上的英文和中文看起来都不像是日本人写的。”
“那您看像哪个国家的人写的呢？”
“我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