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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6）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还有，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也说是这个日子。我觉得您与裴文中的说法有点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您又说二人的共同回忆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哎呀，你不说我还记不得了，我是曾写过一个报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们找到我，让我回忆，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大概还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了。“
岳：“是的，现在您那份报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我查到了，内容就是装箱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这样的，不过你现在问我，准确的日期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二十岁出头，整天跳跳搭搭，和不少男人眉来眼去的，我们这边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译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么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Miss Hirschberg。其人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岳：噢，这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没错，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岳：可您于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是博文亲自找到您的？
胡：那时可能是那样说的，现在想一想，应该是息式白，不是博文，当时很混乱，回忆有些差错是正常的。
岳：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敦瑞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要避开裴文中，而让一个跳跳搭搭，整天与男人眉来眼去的放荡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兵马司九号，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应该不算一个问题。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7）
胡：这我就搞不清了，他们之间的事我是曾不过问的。
岳：在这个关键点上，博文会不会有意避开中国人，有别的企图？
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此人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包好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将它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因为不这样的话，在动输途中就容易碰撞破碎。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dⅠ和CadⅡ”的字样。
岳：您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大约两个多小时。
岳：才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因为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就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后来见协和医学院还算平静，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到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因为魏敦瑞不断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从箱子里重新拿出来了，有时放回去也没有包装，想不到两个箱子后来又派上了用场。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8）
岳：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岳：“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岳：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这么大的事还能说瞎话？这可不是乱说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书。我们一进去简单一说，她迎上来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儿，说放这儿吧，我们就放那儿了。
岳：此人姓甚名谁？
胡：唉呀，现在记不清了。
岳：您在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的是亲手交给博文了。
胡：当时我想是交给博文了，不过现在又一想，好像没有交给博文而是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
岳：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还有两个秘书，或者是职员。
岳：这两个人的名字知道吗？
胡：弄不清楚了，当时乱得很，谁还去想这些。
岳：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没有。
岳：这么大的事，您怎么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给他的秘书怎么也没留个字据什么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门，打个照面就走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就是个打杂的，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们山东老家那个村的农民到了北京一样，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还要自己“跳出来”，要立个什么字据。这就如同一个打扫卫生的小民工，对北京市市长陈锡同还是什么人说：你这个小卧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我也有份，当然可以坐坐。我现在跟你立个字据，看什么时候你坐，什么时候我坐？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小民工可能要在三个地方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