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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制定及司法部“帮忙”的杨度一直没有获得实际的权力。留在国会系统，虽然清要，但却没有什么实权。
杨度分析了大隈重信内阁下台的原因，认为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藩阀势力迫于压力的让步很勉强，按照他的理解，山县有朋在这次日本政局巨变中的表现似乎不那么正常。其中究竟有什么猫腻，他也说不清楚。杨度肯定地说，西园寺虽然是元老之一，但其威望根本不能与日本陆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相抗衡，根本不能与伊藤博文相比。据说伊藤病体沉重，伊藤退出政坛，怕是无人可制山县了。
杨度认为西园寺内阁的上台对于限制日本军部势力有作用的，对中日和平是有利的，所以我国应当促成西园寺内阁的稳定执政，因而不应在战后问题上过于逼迫日本，从而导致军部势力的反弹。
杨度对方声远说，纵观各国政治，特别是东方各国，军方与文官系统的斗争是普遍的。军方主战却是祸国，文官主和却是爱国。中国孱弱已久，好不容易获得建设良机，绝不应穷兵黩武。打仗牺牲的是下级官兵，获利的是高级将领。比如封国柱将军立此大功，怕是要升元帅了吧？这就给那些追随总统的大将们一个提示，要想升官，非打仗不可。但扪心自问，我国的国力真到了纵横亚洲无敌的地步了吗？如果逼得狠了，必然导致日本政局的再次巨变。对我国并非好事。全面分析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我不敢说我国已经压倒了日本。至少在工业基础和国民素质上有差距。
方声远认为杨度的看法是对的。
方声远在勤政殿会议后动作很快，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由外交部统稿，拿出了一个和谈纲要。包括用庚子赔款尾款抵扣战争赔款、收回汉口、广州、沙市三处租界（上述三地日资全部没收）、日本公开向中国道歉等三大内容。但没有涉及公开惩办战争罪犯。
核心是赔款。
庚子赔款日本占比为7。73％。合计白银为3880两，自1902起，十三年间。以海关银和盐税为抵押，业已偿还1190万两，尚余2690万两，按照华元汇率（跟日元大致相当），大致是2700万元。汉口等三地日资尚无准确数字，估计最高不过300万元，合计为3000万。
跟预计的战费支出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差距。
这个数字是方声远定的，曾遭到周学熙和段祺瑞的质疑，认为这样太便宜日本了。但方声远问及日本的财政是否可以承受8000万元或者更多的赔款？周学熙反问，当初日本在马关逼迫我国在割让台湾等地外赔偿两亿两白银，日本在内的列强在辛丑年逼迫我国赔偿三亿两白银，何尝考虑过我国的支付能力？
方声远认为，收回三地租界，免除每年约104万华元的庚子赔款也可以了，逼得太紧，导致日本的强烈反弹，就像当年日俄战争，一分钱拿不到，我们岂不太亏？
方声远实在是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了。
11月3日晚，方声远照例先让秘书打电话给海晏堂，然后带了唐绍仪去向龙谦汇报政府的正式意见。
一般人认为，总统和总理都居住在西苑，应该是日日见面才是。总理要面见总统，哪里需要先电话请示嘛。错！实际情况是，他们这些位居最高层的大员们彼此来往极少，除了重要的公务外，一般公务上的意见交流都是通过公文和电话进行的，更不要说是私事了。海晏堂作为总统临时官邸，很少有人因私事拜谒。可以随意进入海晏堂“串门”的人极少，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这类人不是以官职划分的，而是与龙谦的私交。在1914年，龙谦就任总统的第五个年头，可以不经通报进入海晏堂的只有陈超、陈娴、欧阳中、李文秀、大卫、张远哲等数人。陈超、陈娴不必说了，欧阳中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算是日日见面的“大总管”，李文秀是鲁山遗孀，已迁居山东老家，平时不来北京。美国人大卫。狄文身份最为特殊，半公半私，一度时间还兼着振华的英文教师。如今大半时间在美国打理华美机械的商务，很少见面了。只有一个《中华报》记者张远哲特殊，1909年龙谦进京后认识了张远哲，成了朋友，特意交代办公厅，张记者前来不需通报。其余人便如王明远、司徒均、江云这样的绝对心腹，来海晏堂汇报请示工作也是需要提前约定的。去年东南军区司令官叶延冰上将来京，还被警卫挡了驾，搞得叶上将很不高兴，但事后龙谦也未给连襟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这一套制度建立的始作俑者正是欧阳中。其中利弊龙谦是清楚的，他算是明白了之前所不懂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是“孤家寡人”了，总统不是皇帝，但绝大多数国人眼中，他这个总统就是皇帝。只要他“金口”一开，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建国后来海晏堂找他的老部下极多，搞得他不胜其烦。叙旧呢没有时间，私事相求又不能轻易答应，于是只好指示欧阳中把好门禁。不愿意见的人就被欧阳中挡驾了。为了不使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见怪，龙谦只好定期不定期地请一些人来海晏堂吃饭，每次聚会都颇费一番脑筋。总体上，龙谦请蒙山军体系外的客人多，请那些位子低的老部下多，反而如部长师长以上的大员极少。宴席简单，以叙旧为主，而且，这类私人性质的宴请向来是他自掏腰包。除非公务，比如请来访的外国政要如美国副国务卿兰辛，才走总统名下的招待费。
官员们承认，共和国建国后的官场风气与晚清有着天壤之别。这跟龙谦的“不近人情”多少有些关系。
步行去往海晏堂的路上，唐绍仪对方声远说，感觉到我们这个意见力度小了些，怕不能令总统满意。方声远说，总统常讲要实事求是。你觉得山东一战能捞回更多的好处吗？少川兄，说实话，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阿弥陀佛了。
果然，方案递交海晏堂，立即遭到了龙谦的反对，“如果是底线，未尝不可。但收回汉口等三地租界的意义不大，不如将目光对准天津及中国驻屯军下手，赔款的重要性不如解决肘腋之患。”龙谦轻声说，“鸣皋，考虑到国防安全，天津至山海关铁路要彻底掌控才行。即便有了京沈新线，也不能完全替代这条铁路。当然，庚子尾款是绝对不给了，再给，我们就是满清政府了。至于谈判，说个通俗的话，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至少我们当然要将口开的大一些。庚子尾款取消，台湾收回，租界取缔，日资企业全部没收冲抵战费，撤走中国驻屯军，惩办侵略军那些残害百姓的部队主官，这些就是我的条件。”
方声远想了想，“总统，我咨询了杨皙子日本问题，我是担心日本军部势力反弹，中日间陷于长期战争啊。我国海防极弱，如果日本海军攻击上海杭州，将东南毁于战火，是不是得不偿失？”龙谦谈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俗话，令他放心不少。至少龙谦并没有因胜利失去理智，但他还是担心日本不能接受撤离中国驻屯军，收回天津日租界的要求。
“那样我就跟德国结盟了。”龙谦冷笑一声，“我说过现在时局特殊，英国人绝不会看着我们倒向德奥的。欧战德国虽然没有击败法国，但占据了上风。在这种局势下，英法俄如何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大敌？你放心，英国人心里有数着呢。”龙谦想了下，“日本没有派谈判专员来华吗？”
“没有。”唐绍仪答道。
“那就让顾维钧出面。部长助理对他的大使已经够给他们面子了。”
第六节战火重燃
11月5日上午10时，在英国大使馆，中日间就山东战争的谈判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部长助理顾维钧，日方首席代表为驻华大使林权助。
顾维钧根据日本并未派出有分量的官员来华（或到第三国）的情况判断，日方对和谈并无诚意。或者日本高层对于和谈解决战争问题尚有重大分歧。
顾维钧就此向唐绍仪和方声远汇报，建议不必抛出中方的底牌。反正我军占着优势呢。
情况印证了顾维钧的判断。林权助大使的态度完全不似战败方，倒像是胜利者。竟然在开放包围圈，允许日军被围部队撤出山东的前提下要求中方赔偿日本战费2亿日元。
顾维钧虽然年轻，但却在外交上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其留学美国名校的经历也让其具备了足够的学识，当即冷冷回应林权助，“如果日方如此惫懒，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说罢对参与谈判的芮恩施和朱尔典点点头，“两位大使先生已经看到了日方的诚意。我认为还是用战争解决剩余的一点麻烦吧。”
顾维钧带着助手扬长而去，整个过程不足40分钟就结束了。
林权助之所以表现出这副嘴脸，的确接到了外务省不准任何让步的指示。而外务省又受到了军部及舆论的巨大压力。
随着大隈重信内阁的倒台，派遣军在华遭受惨重失败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引发包括东京在内的许多城市的骚乱。日本国民无论如何想不到曾打败俄国的陆军竟然败给了早已被帝国打趴下的支那！对于虽然税负沉重但变得心高气傲的日本人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在东京，激愤的民众用石块袭击了大隈重信和寺内正毅的宅邸，砸碎了几十块玻璃，与赶来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一人重伤。这一幕曾在日俄战争中发生过，当时俄国海参崴分舰队突然出现在东京湾海面，愤怒的民众也曾用石块砸碎了第2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中将住宅的所有玻璃。在日本人看来，寺内正毅大将是废物、是混蛋、是罪魁祸首！昔日的光环与荣耀不再了，被明治维新以来蒸蒸日上的国势搞得头昏脑涨的日本人完全不能接受败于中国的现实。而进一步的消息传来，新上台的西园寺内阁竟然向卑劣无能的支那人求和更激怒了日本人。骚乱在日本激进势力的纵容下不断发酵。不仅是已经黯然下台的大隈重信，连位高权重的西园寺公望也被冠上了国贼了的名号了。
中国大使馆也受到了攻击。好在东京警方在首相的严令下做了充分的防备，没有造成更大的外交风波。但留学日本或以其他目的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早稻田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殴身亡。
林权助接到了外务省的指示。但中国外交部因信息传递迟缓尚未得到日本朝野的最新动向。导致了11月5日在英国使馆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无疾而终。
西园寺内阁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前线局势崩坏如斯。不对中国人做出让步如何能解救被围的两个老牌师团？要知道第3和第6师团可是明治建军第一批成立的部队，象征着陆军的荣誉，如果连这样的部队都被全歼。陆军就被剥的剩下最后一条裤衩了。但如果做出让步，必然导致国内民愤的沸腾，主和的西园寺内阁就很难支撑下去了。
其实这正是山县有朋希望看到的。
军部也做出了反应。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被赶下了台，代之以上原勇作大将。或许是找不到代替寺内正毅做替罪羊的人，应负很大责任的前线总司令寺内正毅并未被撤换。
历来主张扩张陆军编制的上原大将越过陆军省对派遣军下达了一道模棱两可的命令：派遣军在援军抵达后应以积极之姿态争取局势之好转。一反常态，参谋本部的这道命令不仅下给了寺内正毅，而且下给了在战场的各师团。
这是日本人的一大特色。似乎将话说明白就显示不出其身份地位来。
抵达胶州湾并接管第9师团防线的第11师团算得上一支新锐，早就被国内不准进攻的指示搞得万分恼火，既然参谋本部有积极行动之指示，第11师团也就不再理会寺内和大西的警告了。就在顾维钧和林权助不称为谈判告终的第二天，第11师团的两个步兵旅团（第10和第22）分别向华军第6师17旅及第1师2旅据守的阵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企图撕开华军的阻击线，西进救出被合围在高密的第3师团。
沉寂了近十日的战场重新沸腾起来。
中央军区迅速做出了反应，按照预案，东线部队顽强抗击第11师团的猛攻，合围第3师团的经过加强的第18、14两师共计5个旅（含军区学兵旅）对被围之敌展开了攻击。总参直属重炮团、中央军区重炮一团都被部署于高密方向，正在高密视察的封国柱上将亲自指挥了攻击，主攻部队是柴守业的18师，集中兵力从南面猛烈进攻据守高密城的第18联队，在绝对优势的炮兵及战斗工兵支援下，53旅157团的第一次攻击就撕开了18联队的防线，两个小时后突破城垣，总结经验的炮兵集中轰击了157团正面约400米的阵地，残破的城墙被轰塌，将护城河基本填平了，日军第一线火力点基本被打哑，专门训练用于战地突破的战斗工兵用炸药包和华军特有的爆破筒连续清除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