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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违造化之恩；不当食而食，又属己私之用。”＇23＇关于性欲，他认为应该通过合法婚姻来满足，不婚不嫁，“上违主命，下背人伦”，“人身之精气，即济则和盛，衰则病，缺一则死，此即当体阴阳不齐之验也，有何况夫妇之缺略哉。常见孤阴寡阳之辈形容枯槁，心意千歧，邪念丛生，失节者多，皆由阴阳失序故耳。所以我教之礼，鳏寡不能独守，宁可明正改节，不可外洁内淫。”＇24＇显然，这种即不压抑人性、又不放纵人欲的、给人欲以合理定位的思想，比起宋明理学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压制人欲，使人性扭曲的观念要开明通达的多，显得更人性化，对今天处在开放年代的国人处理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不无启迪，尤其对矫正今天部分国人过分沉湎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行为和观念，从而将一个民族宝贵精力、财力用于更有价值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公私兼顾观 长期以来，中国主流文化重公轻私，一味强调公，而忽略私，其结果是公私不分，常常表现为公亦为私，私亦为公，貌似护公，实则损公。因为公私不分明，私得不到保护，公也往往受侵害，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现象，屡见不鲜。历代志士仁人对此有切肤之痛，故大声疾呼：“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然而，实践起来，何等困难。因为“大公无私”只能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极少数贤哲管用，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芸芸众生，则缺乏普遍感召力和约束力。而回族文化则强调公私兼顾，互不侵犯，主张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确保私人利益不受侵犯，凡无端没收、侵占私人财产和侵犯其他私人权益的行为，被视为非法行为。明代回族思想家李贽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的信条，大胆而响亮的发出“无私则无心”的呼声。他客观地理性地分析人的天性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可见，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臆说也。”＇25＇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劳动和付出的结果有一个恰当的预测和合理的期待的情况下，才会努力去做，才会认真付出，才会全力以赴。这种观念如果与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特别是与新宪法中有关“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条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法结合起来的话，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生产经营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荣辱分明观 回族具有强烈的荣辱意识，以造福人群，利人利己为荣，以损人利己，危害社会为耻；以坚持真理，仗义执言为荣，以见风使舵，丧失原则为耻；以诚实守信，履行诺言为荣，以自欺欺人，背信弃义为耻；以扶危济困，仗义疏财为荣，以为富不仁，恃强凌弱为耻；……。明代回族学者王岱舆说：“克己济人，四海可为兄弟。所以同胞不义，对面远如千里；异姓施仁，天涯即是比邻。”＇26＇此其一；其二，回族文化崇尚实荣，反对虚荣。凡是沽名钓誉者，纵然有无量功德，也被看作假仁假义，从而自取其辱。还是王岱舆说得好，因为“乐名誉者，善寄于人口，……得与不得，在彼而不在我，彼称誉则得，毁诋则失，岂为己有哉”。所以实荣“誉来不惑，毁至不惊，重如金石，遇狂风而不动”；虚荣者则“轻若浮灰，得微息而飞舞。”＇27＇全无一以贯之的原则和主见，随风而动，随波逐流，其荣乃虚荣也。
不难看出，回族文化在对待和处理诸如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荣与辱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开阔的视野和远大的目光，避免了偏激与极端，做到了不偏不倚、中正、适度，兼顾了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从而显示出普遍的文化价值和久远的生命力。
当然，回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上对祖国应有的贡献，毫无疑问还包括具体的贡献，如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医学等等领域的贡献。事实上，回族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民族，新时期回族中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数不胜数，如中医药学家，原北京中医研究院副院长赵柄南，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哈献文、国家科委“863”高新技术专家组组长自动化与机器人控制专家谈大龙、原兰州大学副校长、化学家苏致兴、原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家定光桂、民盟中央副主席、决策与管理科学专家冯之浚、青年数学家、山东大学校长展涛、青年气象科学家、中国气象科学院院长张人禾、历史学家扬志玖、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家端木正、人口学家马侠、社会学家马戎、京剧艺术家侯喜瑞、电影表演艺术家李默然、达式常、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国画家张悲鹭、曾杏绯、作家张承志、霍达、石舒清等等。回族还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要高度重视教育，不但需要文化精英（如数万具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和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一流的专家、学者），而且还需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祖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百千万合格的劳动者以及为数众多、门类齐全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为使祖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回族对祖国经济方面的贡献
回族在经济方面对祖国应有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理念方面，二是实际的贡献。
在经济理念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诸业并举的产业观、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以及合理分配观和适度消费观。
诸业并举的产业观 在回族文化中，既看不到西方“重农学派”以农业否定其他产业和“重商主义”无限拔高商业地位而轻视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偏见，也不存在“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无商不奸”和视商贾为小民琐事的消极思想；回族文化充分肯定各种产业并存的意义，认为每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对人类生活缺一不可，不能抑此扬彼，或顾此失彼，而应对每个产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到“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28＇，诸业并举，互相支撑，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这种产业观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市化进程＇29＇，都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涌现了一些新阶层，他们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民工阶层等，这些阶层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和正在做出特殊贡献，其中回族成员按人口比例来讲，在各少数民族中名列前茅；然而，这些新阶层由于受到来自社会传统观念和旧体制的约束，面临着如何融入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回族文化的上述产业观得到应有重视和借鉴，对解决这个问题将大有裨益。
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 回族文化重视商业贸易，重视流通，不耻于言商，但同时也强调市场的有序化、规范化，强调市场伦理，其核心就是提倡公平交易，反对投机取巧，做到“言语信实，买卖公平，称量度数，不以入加，不以出减，不虚托本利，不谬称好丑，不全己亏人，无讳无匿。”在制假售假泛滥成灾、市场经济秩序亟待整顿、亟待规范的今天，回族文化中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对当代人不无借鉴价值。
合理分配观 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共鸣，表明了社会对和谐有着强烈的需求。分配不公是当前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之一＇30＇。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这方面，回族文化的一些理念，值得借鉴。回族文化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资和能力的差异，因此允许在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别，不搞平均主义；但反对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主张通过适当的方式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让那些智商高、能力强而收入多的人将其部分财产拿出来，解决社会上贫、病、残、愚等弱势群体＇31＇的生存问题，以便调整贫富悬殊，实现合理分配。回族社区长期以来，以“天课”、“施舍”等多种形式，存在着扶贫帮困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悬殊对社会稳定造成的消极后果。难能可贵的是，清代回族学者马注进一步拓展了“施舍”的领域，将人的智力、精力、爱心、祝福等无形的财富都列入可施的范围，他说：“学施者，继往开来，阐明要道，著述典训，以垂万世，此学施也；财施者，饥则济以食，寒则济以衣，困则周以财，露则授以室，，此财施也；言施者，遇人急难，出言解救，遇人痴迷，出言提醒，劝善止恶，引明正道，此言施也；力施者，尽瘁天宇，效力讲堂，葺桥修路，凿井掩骸，此力施也；心者，万善之根，理欲之界，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谟民贫不能济，心之所至，功亦如之。”＇32＇即爱心和善意与钱财的施舍，有同样的功德。其中所谓“学施”正如当今的“文化扶贫”，其意义非常深远。
适度消费观 中华民族向来以勤俭节约而著称于世。然而，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股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正在蔓延，这对我国这样一个资源原本比较匮乏的国家而言，其中的隐忧，不言而喻＇33＇。中央及时提出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号召，正可谓未雨绸缪，全国上下理应积极响应，认真落实。而回族文化中的适度消费理念，对建立节约型社会意义重大。回族文化既反对超前消费，也不提倡过分节俭和吝啬，认为过分节俭和吝啬，如闲置资产，不用于社会财富的流通和增值，会降低消费水平，削弱对生产和供给的刺激，使整个经济停滞不前；但浪费和过度消费不但减少投资比例，使生产萎缩，经济衰退，而且还会败坏社会风气，把人们引向腐化堕落，从而丧失民族斗志和忧患意识。浪费和吝啬都不可取，可取的是“既不浪费，又不吝啬，谨守中道。”＇34＇这种适度消费的理念，对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意义，非同小可，不容忽视。
至于回族对祖国在经济方面实际的贡献，人们感受颇深。首先，回族对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北的开发具有特殊贡献。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西部的大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西部大开发的主体是西部的各族人民，而回族由于其独特的禀赋在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回族的经济是农牧兼营、亦农亦商的“复合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在西北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文化类型复杂的区域起着重要的沟通和联系作用。回族聚落大多沿着中国西部“三大高原—两大经济类型”的边缘或过渡地带断断续续地分布。“三大高原”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两大经济类型”是青藏高原藏族和内蒙古高原蒙古族单一的畜牧业经济、黄土高原以汉族为主的单一的农耕经济。三大高原分布着的规则的两大经济类型呈现出单一性，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尤其是游牧经济是一种脆弱不堪的自然经济，极易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风雪、疫病等自然灾害都会使成千上万的牲畜死亡，美丽的草原顿时会失去生机。传统的畜牧产品既是游牧民的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却满足不了自身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强。而黄土高原粗放而单一的传统的低水平农业，又具有封闭性，虽然盛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但由于封闭保守的观念的障碍，难以与游牧民族互通有无，彼此满足对方的需求。换言之，“三大高原—两种经济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经济互补性很强，但缺少一个通畅的流通渠道和强有力的沟通者。藏族和蒙古族虽然是两个勤劳、智慧的民族，传统上缺乏商品意识，黄土高原上的汉族又有根深蒂固的轻商观念，加之青藏高原高（海拔高）、远（离家数千里）、苦（风餐露宿）、险（险山、险路加泥石流），大都望而却步。因此，两大经济类型互补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具有经商传统和开拓冒险精神的回族的肩上。在历史上，回族上高山，下帐房，不辞劳苦，把内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带到牧区，而把牧区的畜产品又带回内地，充当了“互补”的使者，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牧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改革开放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