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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是“高薪养活”。
其实，绝对的高薪肯定是不现实的，其社会代价无疑将很大。而且，以“高薪”为货币能否兑换“廉洁”，多少是个够？这也是有疑问的。因此，反腐败中最大的思维障碍就是过度依赖某一方面的行动战略。如过度强调“高薪养廉”，或是过度强调增强惩治腐败力度，或是过度强调只是建立一个反腐败机构等，都与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理念相悖。
应该说，“高薪养廉”只是属于对腐败具有一定程度预防效应的权宜之计，属于功能有限的经济型策略。人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因此，人既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一面；又有“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者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恃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的一面。“高薪养廉”虽因注重了人的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的本性，体现了对人性的观照，但它所蕴涵的经济逻辑却是与公共事务领域格格不入的市场逻辑。
因此，不能把“高薪养廉”视为反腐败的绝招与捷径，在当前日趋严峻的反腐败背景下，与其过分依赖于某一措施，不如在注意到人的“经济人”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和警示教育上下工夫，以制度保障加强“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德治与法治建设，以“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后汉书？陈宠传》），保证“礼”与“法”的信用与权威。亦即在人文意义上保证现实的“应然”生存方式的基础上，“礼法互补，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心为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符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入于刑”＇71＇。
又比如，如今的一些辩论赛，往往在“求胜”的过程中，将辩论的正题与反题扯向极端的两极。这样，也很容易在辩论技巧的表演中，使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辩证认识，又往前多走一步，以绝对化地强调自己一方的辩题，迈上“通向诡辩术的桥梁”。
第四章：当头棒喝——如何破斥诡辩
● 针锋相对——用事实说话
破斥诡辩是逻辑学与辩证法等思维科学的天然使命，它在保证人们正常的人际沟通中，起着“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经？小取》）的重要作用。诡辩是思维的陷阱，只有填平这个陷阱，人们相互之间的人际沟通才会正常有效的进行。
当然，在破斥诡辩的过程中，必备的逻辑学与辩证法等思维科学的知识是必须的，这是知识的准备；坚定的信念是必须的，这是心理状态的准备。除此之外，一定的方法策略也是应该讲究的，这是论辩技巧的准备。
作为知识的准备，我们在破斥任何一个诡辩时，都应该从概念要确定、判断要明晰准确、推理要合乎逻辑、要遵守思维规律等出发，从而第一，确定诡辩论题中的关键词是什么；第二，将这一关键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确定，明确它的意义和范围是什么；第三，将诡辩论题中的所有概念联系起来，明确这个诡辩论题的意义和在当前情况下所涉及的范围；第四，对这些判断所组成的论证方式进行确定，看它是否遵守了各种推理形式的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健全的判断能力基础上，以“清楚的头脑”，大致了解这个诡辩论题“诡”在何处了。
作为心理状态的准备，我们在被诡辩噎住之后，不能就此了之地把它蒙在肚里。我们要对任何一个诡辩都有视若寇仇的精神，要在思维科学知识的储备基础上，保持冷静的理智，勇于与之唱对台戏，辩明是非。
作为论辩技巧的准备，有“顺驳”、“逆驳”、“辩证驳”和“不驳”的几种基本策略。
所谓“逆驳”是指，以事实或正确的思维知识来破斥对方的诡辩论题，或破斥诡辩论题赖以成立的论据，或破斥诡辩论题的论证方式。逆驳是破斥诡辩中最为基本的方法策略。
所谓“顺驳”是指，顺着对方的意图，或彰显对方诡辩的荒谬，或使对方陷于自己的诡辩圈套里。“顺”与“逆”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有时一味地逆驳诡辩不一定能取得满意的效果，此时就不如“反过来看”，“顺驳”反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国古代经典《兵经百篇？顺》即认为：“大凡逆之愈坚者，不如顺以导瑕。”“瑕”意谓瑕疵，在此指明确指出荒谬、矛盾等诡辩者无法接受的结果。
所谓“辩证驳”是指，对具有绝对化倾向的认识，要以辩证的分析昭示真理的具体性；对故意扯向极端的相对主义诡辩，要以辩证的分析揭穿其“诡”之所在。
所谓“不驳”是指，对一些“负气”之争的诡辩，我们有时也可以采取一种点到为止、无须再争的策略。这是因为，论辩不仅仅是思维科学的事情，还涉及到心理、伦理的因素。有时，仅靠思维科学的知识而不考虑心理、伦理的因素也是辩不清是非的。
● 明镜鉴形——以知识判定
这也是逆驳方法。
“以知识判定”是指，用正确的思维科学的知识，指出对方的诡辩违背被实践证明是真的科学原理、科学定律、公认规则，从而或是混淆概念，或是偷换概念，或是肆意曲解，或是模糊判断，或是违反思维规律，或是混淆论题，或是转移论题，或是偷换论题，或是从论据推不出论题，或是虚假隐涵，或是不当类比，或是轻率概括，或是虚假预设，或是以相对为绝对等，从而直接破斥对方的诡辩，使其走伏无地。
在2002年10月份举办的亚运会上，中国的一位竞走运动员处在第一集团的绝好位置上，夺牌有望，但却以犯规为名，被裁判罚下场。事后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抱怨说：“实际上，竞走项目双脚腾空有时是很正常的，但在大赛中，能真正被判犯规的却极少，这有时是运气，有时则反映了其他方面。”
在大赛中有些裁判员裁判不公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位运动员的“竞走项目双脚腾空有时是很正常的”说法不可取。按照竞走比赛规则（公认规则），“双脚腾空”就是犯规，不属于正常范围。这说明，保证严格执法是必须的，调整运动员的心态也是必须的。
关于“以知识判定”，我们已在第三章各小节中分别谈到，此不赘述。
● 两刃相杀——独立证明法
这也是逆驳方法。
汉代思想家王充曾经说过：“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两刃相杀”即是独立证明与诡辩论题相反的论题为真，从而确定诡辩论题为假。它是间接破斥诡辩论题的方法。其步骤为：
要破斥的诡辩论题：A
设立A的相反论题：非A
独立证明：非A真
根据矛盾律：A假
古有“天打五雷轰”一说。对此，王充在《论衡？雷虚》篇中，提出了“雷者火也”的相反观点。并对此进行了独立证明：
以人中雷而死，即询（考察）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
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入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
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
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光）若火之耀。四验也。
当雷之击时，或燔（fán 烧）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
王充通过这个“两刃相杀”的独立证明，间接破斥了“雷为天怒”的诡辩。
● 以一当百——证伪法
这也是逆驳方法。
证伪主义是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科学方法论，它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相对，认为一个科学命题或理论根本不可能被经验所证实，而只能被经验所证伪，因此，可否证性也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可否证的为科学，不可否证的为非科学。例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可否证的，只要人们发现一个乌鸦不是黑的，这个命题或陈述就是“已证伪”的了。而“天下乌鸦或是黑的，或是非黑的”这种陈述，则是不可否证的，因为没有一个逻辑上的可能的观察陈述来否定它，不管乌鸦是什么颜色的，这句话都是对的。但它对世界具有什么性质，以什么方式行动，都没有给人们提供什么信息，因此没有科学性。波普尔用证伪主义强调了科学的革命与进化，认为我们是通过试错来学习。虽然证伪主义对逻辑实证主义把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绝对化的批评，对于科学史的研究，对于科学理论的评价，对于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又把可证伪性绝对化，同样是错误的。它们都背离了相对真理与绝地真理的辩证关系。真正的科学方法论是证实和证伪的对立统一。
由于证伪主义的逻辑根据是全称判断与单称判断之间的不对称性，而许多诡辩又是以全称判断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在此“借用”了波普尔的证伪方法，来作为破斥诡辩的一种方法策略。这个证伪法就是举出反例。
亦即，当我们面对一个具有全称判断形式的诡辩时，尤其是面对故意轻率概括的诡辩时，我们应尽可能地搜索有无一个恰当的反例来直截了当地驳斥它。从快速破斥诡辩的目的上讲，这不失为一种符合“思维经济原则” 的“奥卡姆剃刀”＇75＇。在现实生活中，轻率概括的诡辩事例有很多，如对“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的证伪。读者可试着分析几例。
● 将错就错——归谬法
这是顺驳方法。
在“顺驳”诡辩的过程中，最常用的就是归谬法了。它以将错就错、以谬制谬的“顺着来”方法，通过先承认被反驳的诡辩论题为真，然后据此必然推出荒谬的结果，从而确定被反驳的论题为假。其步骤为：
要破斥的诡辩论题：A
先假定A真。
由A真引出推断：如果A，那么B。
非B（即B论题荒谬）。
所以，非A。（即A真不成立。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否定前件式）
A真不成立，即A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墨子、孟子、庄子等人都是运用归谬法的高手。他们往往通过归谬，推出论敌言行的荒谬，从而破斥了论敌的诡辩。
墨子曾劝阻鲁国攻伐郑国，鲁国国君对墨子说：“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攻打郑国呢？我攻打郑国是顺应上天的意志。郑国人屡次杀死他们的君主，上天惩罚他们，让郑国连续三年遭灾。我攻打郑国正是在帮助上天来讨伐郑国呀。”对此，墨子回答道：
郑人三世杀其君，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凶蛮、强横，不成器），故其父笞（chī 鞭打）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墨子？鲁问》）
在这里，墨子并没有直接破斥鲁国国君的诡辩，而是顺着他的逻辑，举出一个邻家之父帮助鞭打不成器的儿子的事例，以比喻类推的归谬形式，间接道出了鲁国国君“助天行罚”的荒谬。
宋国大夫戴盈问孟子说：“抽取十分之一的低税率，废除关卡市场的征税，今年还做不到；只能先减少些，等明年再实行，怎么样？”孟子立即用归谬类推进行了反驳：
今有人日（每天）攘（rǎng 偷）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指偷鸡）非君子之道。”（攘鸡者）曰：“请损（减少）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停止）。”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立即停止），何待来年（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孟子？滕文公下》）
偷鸡与重税这两件事，在“非义”上具有“举相似”的共同属性，无论是每天偷一只还是每个月偷一只，这种“量”上的差别并不能改变其“不义”的“质”；同样，重税也不会因为减少就改变其“不义”的“质”。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