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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嫂，这是我们打土豪缴来的一对银耳环，还没来得及分给群众就赶路了。你收下它，换成几文钱，补贴一下衣食吧！”
说完把耳环放在她手里。接着又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横行霸道，天下太黑暗了。但我们能打倒他们，那时，咱们穷人就有饭吃有衣穿啦！”
说完就迈开大步，追赶队伍去了。
年轻的彝族妇女手捧着耳环，一阵热浪从心底涌起，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
红军走了，蒋匪军又来了。尽管日子过得很苦，但她从来没有舍得拿耳环去换衣食，一直放在身边珍藏着。她天天盼红军，编成了这首想念红军的歌谣。
藏汉同心红军战士露宿，老僧们打开紧闭的寺门（1）
看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按照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湘鄂川黔军分会及其领导人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指挥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从石鼓至巨甸地段胜利渡过金沙江，开始进入中甸地区。
中甸地区位于云南西北，属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南北绵延，这里万山矗立，高峻险陡，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5000米以上的高山则是终年积雪，远远望去，高耸云间的雪山闪烁着明亮耀眼的光芒，显出肃穆、壮丽、伟岸、凛然的气概，又有一种荒凉、寂静和神秘的感觉。由于气候恶劣，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史书记载这里“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马不能行”。这里的居民主要是藏族。远在人类史前时期，藏族先民就在广阔、寒冷的高原上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据藏文文献记载，远古时期的青藏高原是个多部落居住的地区，《总遗训》载述：“初始有六猴雏，俟后繁衍众多，分为四部，并彼此发生争执，此所谓西藏之四种人：期、穆、桐、冬等四种血统，另外增加查、楚等，谓之六人种。”其实这“六人种”也就是六个较大的部落。这些部落后来又分出40个小邦。这些小部落之间不断地争斗、兼并，最后悉补野部落统一了各部。
至公元7世纪初叶，吐蕃王朝正式建立。从此藏族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其间有冲突、战争，但更多的是和平相处，接受中原王朝的敕封。
公元641年，吐蕃一代英主松赞干布与唐宗室女文成公主联姻，成了藏汉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之后吐蕃和唐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成公主的事迹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等形式在藏族人民中广为流传。649年，唐朝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并授“驸马都尉”之称，后又加封“NFDD3王”。
至1652年，五世达赖又应清朝顺治皇帝邀请赴京朝觐，顺治皇帝待以厚礼。次年，五世达赖返藏途中，清朝皇帝又派人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因受到清朝皇帝的邀请和敕封，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甘丹颇章王朝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传教士为先锋，开始对西藏进行侵略活动。英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曾两次向西藏发起进攻。西藏人民为保卫国土，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侵略者面前卑躬屈膝、迁就妥协，西藏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化。
到了红军长征这一年，西藏被国民党中央政府所控制。当时的中甸地区还是封建农奴制，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土司和上层喇嘛，是中甸地区土地所有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既没有土地，也没有政治地位和人身自由。当地居民一般都信奉喇嘛教，喇嘛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是整个西藏佛教组织系统的核心，西藏的佛教徒对喇嘛往往敬若神灵。农奴制的政权，是土司和寺院两大领主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联合的专制政权。寺院设有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暴力工具，对奴隶和农奴实行残酷统治。
红二、六军团进入中甸后，虽然后无大股敌人追击，前无强敌堵截，天上也无敌机侦察、轰炸，但蒋介石和地主军阀勾结土司、领主武装，企图阻拦红军。
早在1935年中央红军过云南时，蒙藏委员会首领格桑泽仁曾写信给滇军总司令龙云说：红军“果窜至建南或迤西，均可随入康境，似应集合滇康边区藏民严予防堵”。并拉拢龙云说：“钧座统筹西南，对于西康务恳兼顾并理。滇康关系密切，龙主席素极热心康事，今后治康图藏，似须滇川通力援助。”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使蒋介石妄图在金沙江畔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了，龙云妄图把红军围歼在云南的计划也失败了，想再调军队追击红军已不可能，于是就把防堵红军的希望寄于藏族土司武装。他们一方面派人四处散布谣言，大肆诬蔑红军，挑起藏民对红军的仇视；另一方面封官许愿，拉拢藏族土司，封藏族大土司汪学鼎为“江防总指挥”，调其藏兵与红军为敌。
因此，红军要顺利通过中甸藏族地区，将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与考验。
4月底，贺龙率领前卫四师先期到达哈巴雪山脚下。
贺龙抬头朝山上望去，只见山岭逶迤，雪峰林立，天色阴沉沉的，灰暗的云朵缓慢无力地在山尖移动着。面对这座险恶的天然屏障，贺龙深感责任重大。他想，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把这支“南国”部队带过去！
贺龙，1896年3月22日诞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城北洪家关的一户贫农家庭。他出生那年，湖南相继发生了大水灾和大旱灾，又值甲午战争之后，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求和，对内残酷剥削，因此，湘西一带饥民遍野，饿殍无数。他五岁了，还没有穿过一件没有补丁的衣裤，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生活虽然困难，但自小跟着祖父练武识字，到了十来岁时，已练就一身好武艺，成了穷人孩子的头头，如果当地富家子弟欺侮穷人的孩子，他就敢去打抱不平。17岁那年，贺龙加入了“反清复明”、杀富济贫的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1914年7月，又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贺龙举起讨袁义旗，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军。
1917年，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湘西发动武装斗争。贺龙回到家乡，凭着两把菜刀夺来两条枪，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闹起了革命。他对当时的国弱民穷忧心忡忡，对旧官场上的浑浑噩噩、你争我夺的丑态极为厌恶；而对革命的民众运动的兴起，则表现出浓厚的同情。大革命初期，他曾邀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赴宴，请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听了双方的意见后，贺龙感到“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所以，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师长、军长。在与北洋军阀作战时，打了很多胜仗，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虽然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对派到他的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则很尊重很支持。
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武装起义回击蒋介石、汪精卫对革命的背叛。贺龙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策，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领导，毅然率领二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贺龙在南昌起义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光辉的战斗历程。
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开辟了湘鄂西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他担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和红军指战员同生死、共患难。
长征以来，他们回旋作战在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瘴疫很多的乌蒙山中，又处于多路敌军不停地围追堵截之下，由于贺龙指挥正确，部队接二连三地战胜了敌人。现在又面临着新的考验了。
当时红军官兵都还穿着单衣，贺龙也一样。他头戴红军帽，身穿单薄的灰军装，腰间皮带上别着驳壳枪。只见他大手一挥，说：“走，上山！”
藏汉同心红军战士露宿，老僧们打开紧闭的寺门（2）
队伍从山的南麓攀援而上，山脚下古树参天蔽日，再往上就只有一尺多高的矮树了。当队伍行至卡乡干崖房附近的时候，前方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轰隆”一声巨响，犹如山崩地裂，从山上飞下一大片巨石檑木，像雨点般劈头盖脑砸了下来。几个战士躲闪不及，被石头砸下山去。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贺龙火烧火燎地大声喊道：
“大家快闪开！隐蔽起来！”
接着，贺龙赶紧让侦察员去摸清情况。不一会儿，侦察员跑来报告说：
“刚才偷袭我们的是一伙藏民武装，十团政委也被打伤了。现在还在阻击我们，不让通过。”
战士们一听，气愤地说：
“打吧！快打吧！”
贺龙开始面有愠色，他思考一会儿，平心静气又斩钉截铁地对身边的一位参谋说：
“不能打！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加上国民党的造谣欺骗和挑拨离间，看来群众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要赶快告诉部队，千万不能硬打，即使我们吃点亏，受点损失也不要紧。部队暂时隐蔽起来，注意观察！”
参谋赶紧把贺龙的指示传达给部队官兵。贺龙与从后面赶上来的副政委关向应商量说：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做好宣传工作，尽快组织通司到前面去喊话，宣传红军的政策。”
关向应看了看周围的地形，提议道：
“我去探探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有的话，我们可以绕开他们，避免冲突。”
贺龙睁大眼睛说：
“不行，要探路也得我去。”
“唉，你还是留在这儿指挥部队吧！”关向应说完便向附近的一段山崖爬去。
贺龙看关向应一个人去探路，不放心，赶紧对身边的警卫班长张树芝说：
“快，带几个人和关副政委一起去，千万不要出问题。”
关向应带着几位战士艰难地爬上了一道陡崖，朝下一看，心都凉了。面前是壁立千仞的峭壁，犹如鬼斧神工砍削而成，陡峭光滑，不要说爬，就连飞也难啊！不得已，只好原路返回。
回到队伍，张树芝突然大叫一声：
“不好啦！贺老总不见了！”
有位战士告诉张树芝说，贺老总到前面去了。
张树芝赶紧带着几名警卫员追上去。他们发现贺龙蹲在一块大石头上，正组织通司向山上喊话：
“老乡们，别打啦！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藏民的好朋友。我们路过这里是准备北上抗日的，绝不占领你们的地盘！绝不强占你们的财产！绝不破坏你们的寺庙！绝不……”整个山谷里回荡着这诚恳、洪亮的声音。就这样反复喊了一个多小时，山上渐渐地平静下来。
太阳开始落山了，落日映红了周围的雪峰，像云霞一样灿烂。侦察员赶来向贺龙报告，说藏民们已经撤了。贺龙松了口气，高兴地向部队挥了挥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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