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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 北京法源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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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第三首,”梁启超寻思着,“就更沉郁哀艳了。佛门言死生流转,在人经历无量度数的轮回后,跟自己心上的人怀念的人,本已无法相值交会。不料,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又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以无情解脱自喜。自古以来,从燕宫归怨、到吴宫离愁、到入间的雁行折翼,本有着大多的离情别绪,纵使入间因缘,像羊叔子那样,本是李家七岁坠井而死的男孩的后身,且有金环以为物证,但是,又怎样呢?死生又流转了,再世相逢,最后空空如也,还如一梦中。” 
  “最后一首也有情诗成分,”梁启超心想着,“不过,它综合了前三首,把对生命、对国家、对人情的一切,都串连在一起。这首诗写人间柳絮飘萍,本寄迹水面,各自东西,虽然今天堕水成离,他年却会化泥成聚。目前,纵有着屈原《离骚》的痛苦,却可展现庄周随缘的无垠。佛门以波旬魔王常率他的眷属障碍佛法。《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我此说,即波旬说’之语,足征天亦有亲而魔亦有眷之外,魔眷与魔,又同为与佛说打对台的魔说。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佛国记》有‘喝言菩萨从三阿僧抵劫苦行,不借身命’的话,阿僧抵劫是数目的极限,是无数的意思。纵使成佛也摆脱不掉天亲魔眷的拦路。但是,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也都是阿僧抵劫的历程,人生的千变万化,看开了,不过如什”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部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苫,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推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铜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大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铜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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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刀王五 
  梁启超回到上海,已是一八九八年的春天。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过去多少年的经营,都在这一年快速有了结果。先是四月二十八口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十六天后,五月十五日,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赏给梁启超六品官头衔,要他办理印书局事务。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召见,按照朝廷定例,一定要四品官以上,才有资格被皇上召见,皇上是不召见小臣的。那时候梁启超只有二十六岁,不但不是小臣,根本是一介布衣,由皇上召见布衣,这在清朝开国以来,都是罕见的事。 
  罕见的还不止此。七月间,谭嗣同也被召见了。七月二十日,发表了四个军机章京,军机章京像是唐朝参知政事的官,官位不算大,但接近皇帝,有近乎宰相的实际权力,光绪皇帝认为康有为名气太大,怕刺西太后的眼,所以把康有为安排在皇宫外面,双方通过四章京,保持联络。于是,在退朝以后、在下班归来,在南海会馆、在例阳会馆,就多了大家聚会的足迹。 
  不过,聚会对谭嗣同说来,不是很单纯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其他三位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他们都纯粹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所说的书生,他们的交游范围,是狭窄的,但是谭嗣同却不然。他的交游,除了和他一样的书生以外,还包括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人物,也就是书生眼中的下层阶级。谭嗣同小时候读左大冲的诗,读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非常欣赏。他相信“草泽”之中,必有“奇才”存在,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而这种“奇才”,在书生中,反倒不容易找到,黄仲则的诗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就是这种观点。谭嗣同要结交五湖四海中的豪杰之士做朋友,为的是他相信救中国,光凭书生讲空话写文章是不够的,还得伴之以行动,而这种崇尚行动的人,却只有从下层阶级去找,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帮会人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洪门”人物。“洪门”是明末遗民反抗清朝的秘密组织。它的远源来自台湾。当年郑成功义不帝清,退守台湾后,他和部下献血为盟,宣誓大家结为兄弟,从事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开山立堂——开金台山、立明远堂,成立了“汉留”,表示是满族统治下不屈服的汉族的遗留。再派出了五员大将,潜入大陆,就成为“洪门的前五祖”,以福建九连山少林寺为大本营。为了向台湾溯源,谭嗣同说动了他二哥谭嗣襄去台湾,追踪郑成功“汉留”的足迹。可是二哥追踪的结果,却很泄气,他写信告诉谭嗣同,台湾已经不是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了,台湾变了,变得只见流氓不见大侠了,要找大侠,还得从大陆去找。于是,谭嗣同决定在中原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同志,就这样的,他认识了王五。 
  王五是北京人,他本姓白,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和弟弟沿街讨饭,讨到了北京顺兴镖局,镖局的王掌柜看他长得相貌不凡,就收留了他,认为养子,改姓王。十一年后,王掌柜死了,他就继承了镖局。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他的本名,是王正谊。 
  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这种业务,叫做“走镖”。干“走镖”,或走“水路镖”、或走“陆路镖”,都要冒不少风险,风险就是路上的强盗,一般叫做贼。 
  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是打,而是和谈。遇到有贼拦路,镖局的头儿总是近上前去,一脸堆笑,抱拳拱手,向贼行礼,招呼说:“当家的辛苦!”那做贼的,也得识相,能放一马就得放。也会回答:“掌柜的辛苦!”接着贼会问镖局的名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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