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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进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们很少进行深入思考，却人人都有所感触。
当最早一位安排好的修复师站到台上发言之后，就像是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一样，人人争相发言！
在苏进来之前，他们就已经经过两天的讨论，矛盾正是最激化的时候。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概念从中间浮现了出来。
令人诧异的是，这个概念跟苏进上个世界所知道的那个有些近似。
它只有一个字——“真”！
0822 真
真善美，以真为首。
“真”在文物保护与修复中也是一项根本性的因素。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原则，就是“原真性”。
“原真性”，英文原称是“authenticity”，在不同的领域里，它有不同的衍生含义。
最早这个词的出现，是针对“风格性修复”而来的。
一百多年前，英法都存在大量这样的事例。
譬如法国修复巨匠勒·杜克，在法国修复了大量的教堂与城堡，作品遍及欧洲很多国家，还曾经主持修复了大名鼎鼎的巴黎圣母院。
在修复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他竖起了一座以前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尖塔。这座尖塔当初曾经存在于巴黎圣母院的计划中，但从来不曾修建过。
不仅如此，他还改动了以前的室内壁画装饰，重新加入了缺乏历史依据的建筑雕刻。
甚至，最令人诟病的是，他还非常自恋地加入了自己和另外两位建筑师的雕像……
之后，在英国，类似这样的修复也非常流行。这些修复师或者建筑师强调的是“风格完整性”。
按理说，修复古迹应该做的是维护与修理，但自恋的他们却加入了更多自己的创作。
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更具完整性的表达。就算这表达、这风格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在经过建筑师的考察与判断后，它们也将被重新建设起来，成为修复后建筑的风格。
这就是所谓的“风格性修复”，它们追求的是建筑或者文物的“艺术风格”，而非“历史本质”。
这样的流行最终遭来了批驳。
在英国，以普金和拉斯金为代表举起了“反修复”的大旗，开始了两种观点的历史性论战。
拉斯金在他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中鲜明地表示，“在这件重要事件上，请让我们别再自欺欺人，就像不能使死人复活一样，建筑中曾经伟大或美丽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复原。我在前面坚持认为是整个建筑生命的东西，亦即只有工人的手和眼才能赋予的那种精神，永远也不会召回。在另一个世纪，也许会赋予另一种精神，那时就成了一幢新建筑；然而其他的手和思想是无法召唤和控制已逝的工人的精神的。”
“那么让我们不再谈论修复。这件事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你可以像模仿尸体做人体模型一样，模仿一座建筑；就像你的建筑业可以拥有旧墙的外壳，但是这样做有什么优点我却既看不出，也不关心。然而旧建筑却给毁了，与变成一堆瓦砾或者化为一堆烂泥相比，被毁得更彻底、更无情。”
这两派论战的核心其实就是“原真性”。
时间必将摧残一切，无论历史建筑还是文物古迹，在时光的长河中必将老化、损坏甚至倒塌。
修复正是应延续它生命的需求而存在的。
但是，在修复过程中，涉及到关于建筑本体、材料、技术工艺、场所、环境、情感等综合性要素，到底能不能保持原文物古迹的真实性价值，能保留多少，这就事关修复过程中的“原真性”理解与思考了。
经过漫长的讨论，“原真性”这个概念渐渐被竖立了起来。
一般来说，判定一件艺术品应该考虑它的两个基本性质。
第一，是艺术品的创作；第二，是艺术品的历史。
艺术品的问世由创作思维过程和实物营造所组成，历史则包含了能够界定该作品时代性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变化、改动以至风雨剥蚀的现实情况等等全部内容。
“风格性修复”不仅在修复设计上完全违背了原设计师及工匠的精神，而且在修复过程中也抹拭了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痕迹，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的联系性。
正是在这样不断的争执与论战之下，威尼斯宪章才应运而生，成为世界文物修复以及古迹保护的指导性纲领的。
而“原真性”也成为了世界文物修复的根本原则。
两个世界在不同的道路上发生了巧妙的重合。
据苏进所知，这样的论战在这个世界也曾经发生过，但规模远没有那么大。它引发了雅典宪章的颁布，然而关于“原真性”的讨论还没有到威尼斯宪章那样的深度。
当初在惊龙会上，文物协会的长老们想要推广的艺术修复，跟当初英法两国流行的“风格性修复”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令人深思的是，苏进能够很肯定地确认，文物协会的长老们，这些古板的传统修复师，的确是不知道英国那场论战的存在的。
惊龙会上，苏进对“艺术修复”的批驳，几乎是那场论战的缩水版。
他的观点能够轻易地取得胜利，除了之前用技艺碾压了长老，契合了“技艺为王”的潜规则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九段墨工，乃至于更多的传统文物修复者们，更认同的是“真实性修复”。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中，早期用得更多的不是“保护”这个词，而是“保存”。
一字之差，代表的概念却有根本性的不同。
而这，才是华夏传统文物修复真正的根本所在。
正是因为这个，当初凌天如堪称天才，却在距离九段只有一步的时候退出修复界。
正是因为这个，石永才才会放弃文物修复师的段位，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
正是因为这个，岳九段才会觉得自己将要走出的是一条“歧路”，从而感谢苏进的一言之恩。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认同的是“真实”，觉得“艺术修复”是错的！
然而，华夏文物和建筑，尤其是后者，跟西方建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所以，同样是“原真性”，不同的解释会带来不同的判断方式。
这也是华夏文物修复的矛盾由来，也是华夏文物修复对威尼斯宪章的疑惑所在……
对于文交会的这次交流论坛，苏进和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做了非常周全的安排。
论坛第一天，国家文物局安排了一位专家进行开幕发言，基本上就算确定了这次论坛的讨论主题。
这位专家直接提出了“原真性”的概念，也就是那一个“真”字。
他发完言之后，第二位专家上台。
他看似自由发言，但下面的人明里暗里都知道，这还是文物局安排的，相当于是一个托。
但就算是托，他发言的内容也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关注。
他对第一位专家提出的“原真性”概念提出了质疑，把重点转移到了“什么是原真性”上。
他提出来的例证也非常有力。
西方建筑以砖石为主，可以延续千年不倒。
但是东方传统建筑以木结构或者夯土结构为主，这种结构相对比较容易损坏，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大修一次。
在修复过程中，有可能进行扩建、改建，以及更换建筑的一些构件和材料，甚至改变颜色。
对于木构建筑，还有“落架大修”的做法，这几乎就是一种重建了。
这同样是传统，同样是历史建筑，对于这种建筑的现代修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把什么定为它的“原真性”？
第二位专家提出的这一点，直接引起了很多华夏修复师们的共鸣。
华夏人通常都很务实，这些传统修复师们究竟如此。
对于他们来说，概念是概念，最重要的还是实际操作。
中国文物以及建筑的情况这么复杂，面对不同的情况应该怎么操作，这才是最关键的事情。
如果能在这场会议上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再好不过了！
同时，这些务实的传统修复师们也隐约感觉到了一件事情。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
能在理论上统一思想，制定标准，他们以后的工作可就方便多了……
前两天苏进没有到现场来，但他其实一直是很关注这边的。
他知道，两天时间，从一开始的定调子到试探性讨论到深入讨论，已经有十多位专家以及修复师上台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这还是公开上台，面向所有人的发言，私底下小规模的讨论乃至争论，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这中间涉及到的问题实在太多，还有很多人持完全相反的意见。
就算是大会公开表示并不支持的“风格性修复”“艺术性修复”，其实也是有一批支持者的。
他们讨论得热火朝天，有时候还针锋相对，据苏进所知，有几次讨论到怒火上头，这些老技师们几乎要动起手来了。
还好这是在文交会上，安保工作是重中之重，那些人还没来得及发生过于亲密的**接触，就被非常友好地拉开劝解了。
但即使如此，两天时间，也让讨论达到了非常深入而热烈的程度。更可贵的是，在文物局有意识的引导下，讨论一直没有偏离主题，仍然围绕着“文物修复的核心原则以及具体标准”来进行。
文交会第三天，苏进到达演讲大厅现场，刚才受到大量注目，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大声说：“苏大师，您觉得文物应该怎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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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纯理论性的一章，花了很多心思写，希望不会太枯燥……
0823 接印
乔治·布伦克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也是古建筑大师罗宾·韦斯登的弟子。他天资聪颖，也很勤奋肯干，很得老师喜欢。
这次韦斯登前来华夏参加文化交流会，顺便也把他带来了。
他不认识苏进，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苏进进场的时候非常轰动，演讲大厅里大半的华夏人都站了起来，乔治心想是什么大人物过来了，好奇地跟着看向门口。
结果这一看他就有点惊讶——进来的竟然是两个年轻人，而且众人的尊敬，很明显是针对另一个更年轻的人过去的！
他暗暗在心里估量了一下，就算他德高望重的老师在剑桥大学的会议上，也未见得……不，是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这个名叫苏进的年轻人做了什么，竟然能有这样的威望？
乔治很好奇，偷偷地关注着苏进那边。
他进来之后，跟几波人马打过招呼，就找了地方坐了下来。
然后，讨论继续进行，大部分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这几天一直持续着的讨论上。
文物局给这些英国人安排了实时翻译，同步口译台上的话。
他老师韦斯登听得非常专注，表情也很严肃。乔治分了一阵子心之后，渐渐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正事上。
韦斯登是古建筑大师，在古建筑保存以及修复上有着卓越的贡献。
像他这样的大师，实践工作做得卓有成就，自然而然就会去考虑更深入的、理论方面的事情。
而欧洲建筑虽然相对东方建筑要更牢固耐用一点，但实际修复过程中，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
大型的建筑，以及小型的文物，什么时候该怎么修，一个基础标准是什么样的，这不仅仅是东方修复师需要面对的难题。
韦斯登老师前一天用感慨的语气对他的学生说过，华夏这次交流会提出的这个议题非常好，很值得深入讨论。
这样一场七天的会议，多半得不出什么真正的结论。但即使如此，能够有所启发，得到一些灵感，也是相当不错的。
他提醒自己的这些学生，这七天一定要认真专心，等回到英国之后，他们将进一步深入研究，把这段时间的思考与结论整理出来，重新号召召开会议。
到时候，他们可以召集整个欧洲的现代建筑大师以及古建大师，还有文物文化方面的相关人士，举办一场盛会。
如果能在那场盛会上制定标准，撰写宣言或者宪章，那么他们这些倡议者的名字都将留在历史上，供无数的后继者传颂！
韦斯登的话极具煽动性，就算乔治很有自知之明，明白就算能青史留名，主创者肯定也没有自己这样一个学生的份……但他还是忍不住激动起来。
就算不能处于关键位置，能在边边角角的位置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