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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
鲁迅一口气例举了那高呼“法西斯万岁”的意大利作家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那曾向往革命又隐入苦闷而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那苏联革命初期所谓“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一八九四一？），那个与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罗斯作家爱伦堡（一八九一——一九六七）以及中国清末的“南社”，再三敲响了警钟：“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四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
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仲仲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蓬子却又译为“果尔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零年二月付排，一九三零年三月就出版了。
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四百三十八页，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一九三一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蓬子译为“皮涅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托尔斯泰（A1exey N。
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 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 Roma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 Lidin）的《青春》，略悉坷（N。N。 Liashko）
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 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择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话的必要。
第一，要将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透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象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壁，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河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
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风格，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蓬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
蓬子和《北斗》
一九三一年盛暑，格外的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二十七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泼、开朗的，由于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几乎没有笑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轻声地商量着。每一次，总是她点了头，姚蓬子去办。看得出，她决断迅速，说一不二，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
这位湖南少妇，便是蒋冰之，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雨的显宦门弟，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便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频，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她从二十三岁时以笔名丁玲发表作品，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了文坛……
一九三零年五月，她和胡也频从济南来上海，潘汉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们。经潘汉年和姚蓬子介绍，丁玲和胡也频双双参加“左联”。十一月初，在“左联”会议上，胡也频当选为代表，准备前往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当胡也频到上海东方旅社接头之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二月七日，上海龙华响起一阵枪声，胡也频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渊。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抑制心灵的巨创。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在上海兆丰公园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她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工作！”
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艺月刊主编。丁玲在上海文坛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当然是主编的合适人选。
毕竟孤掌难鸣，何况那时的丁玲，尚未入党。于是，冯雪峰和潘汉年给她调来两名助手，一个便是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也担任一部分编辑事务；另一个是“左联”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编辑译稿。这“三驾马车”，便成为创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开国元勋”。
丁玲在她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这样述及《北斗》的创刊以及她与姚蓬子的合作：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引者注：“巴尔底山”即英文“突击队”译音）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
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予（引者注：沈起予，四川巴县人，生于一九零三年，卒于一九七零年，现代作家、翻译家。一九二零年起到日本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国。一九二九年再度去日本。一九三零年初回国，参加左联）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
就这样，姚蓬子与丁玲共事，一起致力于创办左联的重要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日——九月二十日，一份崭新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书报摊。那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黑色的天体图，标明着北极垦和北斗，上方印着两个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二十五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说来。《北斗》创刊号就刊载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幅剪影》：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挽着手，拖着自己底怪长大的影子，穿过了一条小小的潮湿的狭巷，弯到霞飞路上了。夜色是那样好，从马路两边的绿油油的长青树上飘下来的风，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热气，汗，疲倦，以及一切热天里担当不住的天气的压逼，拿凉快掷进你心窝里，使你感到舒服。举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象挨在身边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颗颗都象漾在水里面，没有一点泥垢，没有一颗不干净，不晶莹。云象深蓝色的天鹅绒，软软的，软软的，铺遍了这无边涯的天。是这样甜美的初夏夜！
是这样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劳，此刻已飞出了他底肢体，越过了马路上的整齐的列树底软语的枝梢，越过了瘦长的电线木，越过了高高矮矮的砖瓦的屋脊，象一缕柔软的青烟，象一轮淡淡地荡开去的水晕，消失在夜底苍茫里，消失在繁多的灯光与人影里了……仅有一种说不出的非忧郁也非甜蜜的东西塞满他底心；一只嫩软的白净的手儿握住他粗黑的手里；一阵醉人的脂粉的浓香刺进他的鼻管里……
大抵原先写诗的缘故，他的小说散发着诗的气息。在这篇小说中，他写了一个“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梦想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底女性”。
在《北斗》一卷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出版）上，发表了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侍女》：
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跟着风，卷动着挑在店铺子底檐角上长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马路上，被那些闲行在街上的人们践踏着。红红绿绿的电灯晃耀在沿街两边的店屋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内的商品更显出了它们底立体形。毛绒衫，项圈，秋大氅等等，从已经被遗忘的箱子里重新披到人们身上，在黄昏的街头斗着风。在衔上消度着夜晚的人们，仿佛全是安闲的，幸福的，无所事事的。
他们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有的在绸缎铺里剪裁秋衣……挤在这些人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病交逼中失业了三个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
过去她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是给过了一些男人梦想的。在她底苹果似的圆润的腮颊上，曾经有人以偷取了一个吻算作伟大的胜利的事情也曾有过，但自从花园咖啡（馆）倒闭后，她底光荣已经离开她，腮颊上的苹果也仿佛萎烂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间里写上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他写弱女子，写“空虚底女性”，写旧上海的畸形，写十里洋场的暗角。他的作品，仿佛用小小的酒盅，盛着淡谈的哀愁。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一卷四期上，蓬子的短篇小说《白旗交响曲（一段暴风雨时代里的插话）》，篇未注明“十二月初，于上海”。这篇小说与以往不同，写了上海“宝山路上的血”，写了“一簇簇预备出发南京请愿的学生们”，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国难临头的时节，我们无论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这一步”：
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党部委员等，带了雄赳赳的武装兵士，乘了汽车上车站来劝阻学生进京请愿，叫了学生代表去听训话。他们的意思，以为学生进京请愿，不仅会耗费时间，精神，于事实没有丝毫的帮助，同时学业上的损失亦甚巨，甚大，社会的秩序和安宁也会受到影响。……
不耐烦地等待着列车，一面又想到了白天教育局长他们那一番训话，于是在郑华心里又掀起了一些气愤的，又好笑的感想。是的，连你们也说，这是国难临头的时候了，那未还教我们回去努力读书，这用意到底在那里呢？如其说，外交你们自有办法，但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不仅东北的劳苦民众早已水深火热的被践踏在铁蹄下面了，同时日本的刽子手还在到处继续屠杀，日本的军队还在继续向关内开动，预备在华北暴动，日本的兵舰也不断的开到长江上来示威，而你们，除了教民众坐以待毙的镇静之外，又还有半点准备反抗的表示吗？……啊啊，民众是不会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