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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残局-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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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孙百五十馀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
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为人臣者,惟诸葛
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
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
朕心窃谓不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正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气血耗减,
勉强支持,脱有悮万幾,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
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
    年届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幾不可能;但是,“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
可休息耶”?这就是高寿天子的两难之局。此局实无法解决,除非换一套制度,让适龄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专制实行
二千馀年之久,谁能摆脱这种历史惯性?玄烨纵是伟人,其智勇亦不足语此,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勉力支撑,徘徊等死。
幸亏他死得还算及时(卒年六十九),令誉得以保全。高宗则不然,当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质,犹欲“万幾皆出自裁”,
而其智其力,实不足裁一事,遑论万幾,终至晚节不保,贻祸家国不浅。他于统治六十年之际内禅退位,谓不敢迈越其
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于至治,身後享有令名,岂非甚善?设语虽涉荒唐,其义可深长思也。

    盛世之衰(4 )

    以故,钱氏之语,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为妥贴。然此犹就主观欲作好皇帝、客观亦具做好皇
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馀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则“帝王精神”根本无从谈起,其盛衰亦不可问矣。因此,
最好的办法,是毋庸对“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国之民尽陷于前途未卜的赌局。只是,在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以前,
欲谈吾国历史,还真没办法舍“帝王精神”不谈,不仅要谈,还得大谈特谈。此亦钱氏总结清运何以由盛转衰,第一条
便举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么帝王情结,而是历史实况如此。若避而不谈,却去讲一些
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那反而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
    按:此称“满族”,不若改用“旗籍”。盖旗籍分满、蒙、汉三种,“贪污放肆”之徒,虽籍隶满洲者最众,其馀
二族亦不少见,然则欲求指称之准确,舍“满族”而标“旗籍”,方为允当。此外,关于“旗”、“满”之用法,窃犹
有说,请略述之。
    清代国内之最大矛盾,习称“满汉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兴起,其中,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者最为风靡,其宣
传即借“满汉矛盾”发其端。例如,孙文尝云:“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
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光绪二十一年);後来,将这个意思简化为一句口号:“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光绪三十二年)。观其意,竟视满族为外国之人,而浑不计及清太祖以前之满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
尝授官设职,以“属夷”待之,实非外国可比也。然当时之人激愤以久,不暇细审,并未觉得这句口号有何不妥。逮民
国建立,满族既为国民之一部分,犹欲“驱除”,未免不中情势,于是,就有了新的说法,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民国元年)。数月後,
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则称为“五族共和”。自此,“满汉矛盾”问题在官方层面得到了妥善解决。然私家著述,
犹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两代“汉官威仪”扫地以尽之恨,一遇机会便痛詈蒙古、满洲为“异族”、“外
夷”者,钱穆即是其一。
    钱撰《国史大纲》,为史学名著,而第八编《清代之部》,第一句话便是:“明太祖驱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满洲入主,
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既曰“再建”,则我们翻到第七编《元明之部》,看他怎么定义元朝:“蒙
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一则曰“狭义的部族政权”(清),一则曰
“非传统的异族政权”(元),下笔虽略有轻重,而鄙夷愤慨之情,溢纸而出。若照钱穆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这种表达,
是十分不恰当的。《国史大纲》篇首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
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注:“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试问,元国与清国,其为中国乎,抑为外国乎?元国与清国之历史,其属“本国以往历史”范围耶,抑属“外国史”范
围耶?起钱氏于地下,问之,必答曰:其国,中国也;其史,“本国以往历史”也。然则,何以对元、清两代,即以
“异族”、“非传统”定义之,并不“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似谈外国史者?钱氏此种论调,以今语批评,可谓
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Inco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
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异族政权”何必编进国史?),
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之论
而言:不但“满族”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
《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幾年年都有发生,确实称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对六十年间
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满族官僚”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为
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
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旗籍满洲傅鼐、萨哈谅、喀尔钦、鄂善、鄂弥达、常安、鄂乐顺、恒文、保德、阿思哈、鄂宝、
和其衷、高恒、普福、良卿、秦璜、阿尔泰、彰宝、富德、高朴、勒尔谨、索诺木策凌、国泰、国栋、富勒浑、福崧、
伍拉纳汉军卢焯、杨廷璋、李侍尧、郝硕非旗籍俞兆岳、刘於义、赵宏恩、王士任、岳濬、吕守曾、帅念祖、朱荃、庄
有恭、杨灏、蒋洲、李因培、方世儁、钱度、王亶望、于易简、陈辉祖、李封、陈淮、闵鹗元、浦霖因贪案伏诛或赐自
尽者,以加黑字体标示。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 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
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 ,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的
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 ,于满族中更
高达81。5% ,远较非旗籍之52。4% 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
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辏г顺⒃疲骸俺⒂梅ǎ嫌诼迹晕爬窈喝耍嘁晕蛔阍
也”;即是对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
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用法严于满臣”的现象。而在另一方
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辏г怂裕沙啤坝糯保灰喾乔迥└锩橙诵健翱链闭摺C仙疲骸扒
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之加甚。且君无甚
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
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
永守之也”;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
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本族”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
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
说,就是:“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
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即使如摊丁入亩、永
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的“法术”而已,“仅腾口惠,与确
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

    盛世之衰(5 )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
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
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天赋士权”
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
之法,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
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後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
因为,紧接“仓廪”一句,管子便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知
礼节”、“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幾具同等重要性。
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幾为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
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
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
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
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
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
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
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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