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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局外中立，但对北京政府并不采取敌对的形势。
西南六省宣布“自治”以湖南为最早。1920年湘军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后来进一步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并提出以“联省自治”为全国统一的最后目标。其实，这种“自治”是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外省军阀侵入本省，而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卫手段，根本不符合人民的要求。湖南军阀首先发明了这个办法，随后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作为驱逐客军出境，巩固割据势力的借口。西南最大的两个军阀，除桂系军阀因退出广东而宣布取消自主外，滇系军阀因在四川站脚不住，也想宣布“自治”，以求退保云南一省的统治权。
以前军政府虽系桂系军阀的政治工具，但在形式上还不失为西南各省所公认的南方统一机构。而改组后的军政府，由于各省宣布“自治”，仅成为广东一省和国民党一派的军政府，其势力不能越出广东的范围。
北京政府于1920年12月29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30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颁布广西、四川两省军阀的授勋令；又于1921年1月31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
对于湘、滇、黔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这些就是北京政府促成“统一”的具体措施。但是，除广西军阀外，刘存厚无力控制四川，四川军阀一致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湖南军阀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归附北方，云南军阀唐继尧和贵州军阀卢焘对于北京政府劝诱“北附”的电报也都置之不理。北京政府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仍在国务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于每周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北京政府这样做不是没有目的的，原来帝国主义集团所组织的四国银行团，声明须待中国统一后才能进行借款，北京政府就耍这套滑稽手法，企图骗取借款。但它没有得到什么。
北京政府大做“统一”文章 的时期，“自治”运动不仅在南方各省蓬勃开展，而且波及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民选省长运动的高潮：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议决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选代表到上海，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1921年1月17日）；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1920年12月31日）后，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从1920年冬天起，各省团体力争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
在北京，自治运动成立了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以上情况说明，各省自治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和性质：一种是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治”运动，一种是反对军阀和标榜民主的地方团体的“自治”运动。
北京政府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骗取帝国主义的借款，曾经考虑过接受西南各省自制省宪的要求。可是这种地方割据与北方大军阀的利益存在严重矛盾，因为后者抱有更大的野心，不以割据一省为满足。由于大军阀不答应，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再有表示。但是，在各省自治运动的巨大声势下，北京政府经常摇摆不定，例如：已经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长，由于江苏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王瑚（江苏人）；已经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由于湖北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夏寿康（湖北人）。北京政府当然不敢调动兵权在握的各省督军，却想做到任命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和缓日益汹涌的各省自治浪潮。可是这个办法也受到各省军阀的反对，因为他们有的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如果北京政府任命省长而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他们就拒绝这个省长到任。以湖北为例，夏寿康受到王占元（督军）的反对，只得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不久又被驱逐下台。
其实，自治运动与废督问题是分不开的：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争得本省人为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督军的小媳妇，而不能有所作为；即使督军为本省人，也是地方自治其名，军阀专政其实，与真正民主和人民自治运动毫无共同之点。
北京政府为了和缓各省自治潮流，曾于1920年11月17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和清朝末年允许筹办立宪一样都是欺骗手段，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由于以前国会被非法解散，制宪任务没有完成，各省自治运动代表和西南各省军阀都主张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先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将来制定国宪时，承认既成事实，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这和北京政府所拟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也是大有出入的。
关于废督问题，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之内发生兵变20余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害，曾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废督即从湖北开始。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内阁总理靳云鹏都不接见他们，派府秘书长吴笈孙、院秘书许钟潞代接见。吴、许二人毫不掩饰地承认中央政府没有力量裁兵，更谈不到废督。代表们气愤地说：“这样的中央政府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各省不如脱离中央的好。”许钟潞冷笑了一声，公然回答说：“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个空架子，你们脱离不脱离都不在乎。”江苏旅京同乡在李纯自杀后，请求徐世昌不要派新督军，废督即从江苏开始。但是北京政府不仅发表了一个新督军，还发表了一个包括江苏地区的新巡阅使。
自治运动在南方也受到国民党的反对。孙中山恢复军政府后，其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而西南各省军阀宣布“自治”，成为北伐的严重阻力，孙中山颇不谓然。在此以前，章 太炎曾致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劝其另组联省自治政府而勿恢复军政府。陈炯明在驱逐桂系军阀后，本想做“广东王”而不愿意出兵北伐，更不愿意在广东省政府之上有一个军政府。他不敢露骨地反对孙中山，却一面下令筹备广东“自治”，一面派员与赵恒惕、唐继尧联络，进行“联省自治”的活动，这个活动显然是与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对立的。
二顾品珍带兵回滇赶走唐继尧。孙中山迎接唐继尧到广州
西南各省盛倡“自治”的时期，滇军退出四川，桂军退出广东，南方两大军阀的扩张政策相继破产。湖南军阀谭延辏А⒐笾菥Я跸允酪捕急恢鹣绿āＡ跸允捞拥嚼ッ鳎谔萍桃⒌闹С窒滦冀邮芫懿靡恢埃�1921年1月16日），可是那时唐自己的地位也已摇摇欲坠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2）
滇军退出四川后，积欠军饷900万元无力应付。唐继尧请求军政府予以接济，孙中山表示无能为力。唐即与美国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准许他们组织明兴公司在云南采矿，以先交定金200万元，并赠唐干股200万元为交换条件。消息传出来，云南省内外人士一致反对，因此美商不敢投资，唐的筹饷敛财计划成为空谈。
唐继尧的同祖兄弟唐继虞唐继虞原名继禹，绰号唐三瞎子，曾因私运烟土到上海，被通缉有案，所以改名。唐继尧对他言听计从，曾拟让予省长一职，因部下反对，才改派秘书长周钟岳为省长。以一身而兼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总司令等职，权重一时，云南军人对于唐氏兄弟“家天下”的作风，早已侧目而视。滇军退出四川，唐氏威信下降，于是这个局面便不能保持下去了。
从四川退下来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取道毕节行抵宣威时，外间就有云南不久将发生政变的谣言。唐派省长周钟岳到宣威，请顾担任东防督办，指定迤东为其防地，并承认迅速发饷以安军心。顾接受了东防督办一职，并且通电表明本人并无政治野心。后来欠饷并未发下，军心日益动摇，于是谣言又沸腾起来了。
1920年年底，叶荃在寻甸召开会议，密谋进攻昆明，取唐而代。叶部旅长李永和向唐告密。
1921年1月29日，叶荃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之一部在寻甸、宜良发生闹饷风潮，唐派兵前往弹压，在杨林板桥与叶军发生了遭遇战，2月5日叶因兵败逃亡，所有被俘军官多被就地处决。正当其时，顾军兼程南下，7日进抵距省100里的杨林口。唐鉴于顾军声势浩大，自己的可靠部队一时不能调回，只得派周钟岳前往杨林口欢迎顾军入城，当天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在富滇银行提去现款50万元，并将私人财产移存车站。8日为农历元旦，顾军尚未入城，唐即在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的护送下向迤南出走。
顾品珍于9日到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以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并未列名，此时他还假惺惺地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司令（唐继虞）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业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他又电请唐到广州接受军政府总裁一职。刘显世并未随唐出走，省长周钟岳亦未去职。唐部有三团留在昆明，均得保存未动。
顾品珍在云南取得政权，北京政府大为高兴，因为与顾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已经投靠北方，北京政府认为云南“北附”不成问题。可是北京政府说了许多好听的话，顾的态度却很暖昧，最后也挂上了“自治”招牌而成为西南“联治”运动中的一个支柱。
唐继尧退出昆明时，云南代表李小川搭乘广东轮由上海取道香港回往云南，当时各省军阀派私人代表到各处联络，实际上所谓某省代表只能代表该省军阀个人。李小川曾任云南讲武堂总办，唐继虞是他的学生。他在船上碰见了国民党人汪精卫和张继，并且得知唐已被迫离开昆明，取道河口行抵海防。在风平浪静的夜晚，他们三个人从舱里出来，站在船舷上聊天。张继要求李小川到海防时，劝唐出洋“养望”，不要到广州来做“空头”总裁。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军政府只是广东一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西南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因为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失去了湖南。萱赓（唐）和川、滇、黔三省当局的关系都很坏，如果到广州来，先生（指孙中山）要拉拢这三省就很不容易了。”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认为：“如果中山先生因唐失势而拒绝与之合作，证明重力而不重人，足以影响中山先生的领袖风度。其次，在目前情况下，川、滇、黔三省是拉不过来的，而唐并未倒下来，实力依然存在，失去了这样一个可以拉拢的人，就将一无所得。”汪精卫听了这番话，便邀请李小川到广州和孙中山一谈，以便研究孙、唐合作的具体问题。
他们到了广州，张、汪二人介绍李会见了孙中山。孙殷切地问及长江一带的情况，并不提到云南问题。李却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云南问题上。孙淡漠地说：“萱赓有权有势时就不服从我；现在失败了，也未必肯服从；即使服从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李认为唐并未失败，只是受了一番挫折，而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必须受过挫折才肯服从别人。孙不愿意听下去，忽然站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我今后干革命工作不要军人，不要假革命！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了权和力了。我限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元，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指炮打观音山）！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
从孙中山十分激动的态度中暴露出：孙、陈二人已经势成水火，国民党的分化已经发展到快要破裂的边缘。此时孙中山虽然觉悟到吸收军阀和假革命分子来扩大革命队伍，不会有利于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