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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巢抱犊谷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以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多散布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无忌的地区。抱犊谷匪首孙美松就是张敬尧的旧部。在劫案发生之前，山东督军田中玉派第六、第二十两个混成旅包围抱犊谷达18个月之久，山上缺乏饮水和食粮，孙美松求救于他的堂房兄弟孙美瑶。孙美瑶是滕县人，年仅25岁，他和大哥孙美珠一同落草，孙美珠也是张敬尧的旧部。1922年7月15日，孙美珠被政府军在西集擒获斩首，孙美瑶接统这股匪众，临城劫车案就是他干出来的勾当。
土匪劫车绑票后，先将外籍女票释放，叫她们带口信给政府军，须将围山部队撤出十英里外，否则被俘外侨均将被杀。土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谷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需要赎款。从山上递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切勿进攻，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与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从5月12日起，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先后到枣庄进行官匪和平谈判，美国公使休士和有关各国领事以及前公府美籍顾问安特生等，也都到枣庄来督促进行。
围山军队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经常将军火售与土匪，因此田中玉放心不下，特从济南调来可靠军队1500人，用以自卫。
官匪开始进行和谈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陪同安特生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人”。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
5月15日，田中玉、熊炳琦与匪方代表周天松在中兴枣庄煤矿公司举行第一次谈判。匪方提出：一、政府军解围撤回原防；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除第三条外，其余两条官方表示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作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滕、峄三县绅士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这是因为官方曾经干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八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究既往为条件，收编了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这时，交通总长吴毓麟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出来。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这个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报嘉奖吴毓麟“忠勇”可嘉，劝他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不要“从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是来看热闹的，他每天坐在花车里玩雀牌，一切事情都不过问。他接到这些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到北京去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7）
16日，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接洽。孙美瑶当面扯碎了委任令，并致函田中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所定的和平条件，据称须在政府军继续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首领举行会议，才能提出正式条件。原来孙美瑶看见北方许多大官儿和“洋大人”们都亲自到枣庄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昨天签订的官匪和约。这一消息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在官匪继续谈判的过程中，匪方提出了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邹、峄三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等。由于无法谈得拢，21日田中玉到北京，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认为非剿不可，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这个意见受到外交团的强烈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田中玉为此到保定向曹锟附耳密语，曹锟才为之释然。原来这是一个明“剿”暗“抚”之计，以此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得过勇士勋章 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之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都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也不讲信用，而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位驰名国际的“勇士”呢！
为了防止政府军劫走外俘，20日匪方将外俘3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来抱犊谷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有大约两英亩的盆地，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峭的山壁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崖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盆地，只能把小牛抱上去饲养长大，因此有“抱犊”这个名称。山顶周围掘有濠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水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3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入定的老僧一样。其中有坐在草垫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5岁至8岁不等，一个个饿得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匪方视同废票。这个消息从报纸上揭露出来，才激起了人道主义者和各方面的忿慨，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可谓毫无心肝。
这3名外俘都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有63岁的英国人斯密司，在外俘中年龄最大，他是患了失眠症到中国来进行“旅行疗养”的。他被悬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通邮”问题已由安特生上山交涉获得解决，他可以取得从山下寄来的安眠药品。不但这样，“通邮”问题解决后，从上海寄到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不折不扣地交给了他们。外俘还有言论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就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外俘押解到巢云观的时候，叫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也照样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之内回来，并派匪兵两人为随。鲍威尔携带匪方所提的三个条件：一、发给六个月的军饷；二、收编一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官方拒绝了这些条件，鲍威尔遵守誓约回山。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飞行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先释放外俘2/3；二、收编以有枪者为限（估计约一团人）。31日，匪方将山顶外俘三人仍然移回山下，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司。斯密司发表了一篇通信，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当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以后虽以一百万元为赌，他也不愿再有这种经验了。他的行程本来还要到东三省，当他听得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就匆匆收拾行囊，结束了“旅行治疗”，回到英国去了。
官方继续派飞机绕山飞行示威，一面派徐海镇守使陈调元上山主持收编事宜。匪方对这位会打“哈哈”的大个子大表欢迎。官方先送来军服2000套，并运到粮食接济匪军。田中玉看见问题接近解决，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在此以前，外交团议决由驻华使馆各国武官组织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护路情况，北京政府允其自由来往，并由有关人员予以协助。6月1日武官团来到枣庄时，郑士琦没有到站迎接，他们大发雷霆，拒绝去赴招待他们的宴会，郑陪了许多不是，他们才大模大样地参加了这个宴会。他们叫中国军官带路，乘马侦察阵地，其实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外俘已经陆续被释放，可是这批洋武官们竟像主人对待奴仆一样，对中国军官极尽颐指气使之能事。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与郑士琦成立和平条约，当天陈又陪同他上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者不足1200人。匪巢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其有不愿入伍者，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6月12日，最后一批外俘8名全部得释，13日全部回到上海。他们在山上一共做了37天的噩梦。
这批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以孙美瑶为旅长，周天松、郭其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其防地。以前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而外交团也要惩办山东负责长官，因此何锋钰受到革职查办处分（6月25日）。孙美瑶干了一场名闻世界的事，只做了6个月的旅长，后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当场把他打死了（12月19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三章 直系军阀驱逐黎元洪的恶剧（1）
一保派“政治逐黎”的办法。刘恩源信口开河引起烦恼。阁员狗咬狗的丑剧。制宪经费与崇文门监督两案的内幕。张绍曾内阁又一次提出总辞职
以前曹锟派保派分子在北京拉拢议员，组织“俱乐部”10多起，每省议员都指定一人为“主任”，按月发给津贴，其目的在于策动先选举后制宪，或者边制宪边选举，即采取“宪法分期公布”的办法，先制定“总统选举法”予以公布，并立即据以进行总统的选举。黎元洪方面，则以延长众议院任期讨好国会，并由政学系分子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等组织“宪政会”为促进制宪的枢纽，拟在宪法内加入“现役军人不得当选为总统”一条，同时解释黎的任期应从袁世凯宣布旧约法失效的日期算起，此后即认为是“民国中断”时期，冯国璋代理总统在法律上没有根据，黎的任期应至民国十四年九月止。以上说明，一个迫不及待要上台，一个坚决不下台，黎、曹之间已经走到无法调和的阶段了。
保派政客有“军事逐黎”和“政治逐黎”的两个办法。“军事逐黎”是找一个孙传芳之流首先发难，各省直系军阀一致响应，用以前逐徐的办法把黎轰下台去。“政治逐黎”是在国会中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或者通过总统辞职案，使黎不得不走。曹锟主张先唱文戏，后唱武戏。1923年4、5月间，曹锟补发了停发一个时期的议员津贴，因此国会中关于总统任期的提案，一时有20余起之多。
以前黎的辞职咨文，是说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后，紧接着发生复辟政变，本人一直没有正式辞职，现在国会复会，应该补行辞职以完成法律手续。当时国会退回了这个咨文，认为大总统是由总统选举会直接选出的，国会未便接受此项咨文加以讨论。随后黎又补送一道咨文说，总统选举会就是由国会产生的，俟国会议员人数达到2/3以上时，仍请定期公决。其实，黎的目的并不是要完成什么法律手续，而是企图国会否决总统辞职，因而取得合法总统的地位。可是事隔多日，受曹锟收买的议员却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准许辞职的办法叫黎下台。根据议员范樵、吴莲炬的解释，黎的任期应当从洪宪改元的一天算起，到袁世凯死亡的一天为止，一共只有160天，而黎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十一日复职，到现在已有300多天，应当自动退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但是这出文戏唱起来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国会中还有不受收买的一群和拥黎的政学系议员，而张绍曾内阁与黎逐步一致，主张先宪后选，因此保派政客决定采取“阁员倒阁”的办法，由保派阁员高凌霨、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造成北京的无政府状态，然后由军警直接向总统索饷，把黎逼走。
4月2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