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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事儿 作者:史冷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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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公,比他在前清的二等男爵高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他视之如敝屣,不时装病卖傻,公开反对。据袁世凯的爱女回忆,冯国璋就是在袁世凯死前也不原谅袁世凯对他的耍弄。在北洋大将中倒袁力度最大的就是冯国璋,如无冯国璋在南京的策动,北方北洋系统的将领还不敢公然造次。 
      
        五将军密电   
         
      民国时,关于洪宪帝制一事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陕西将军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是袁世凯最亲信的旧部,却相继反了他,真是送了他的命。对袁世凯致命的打击应该算是“五将军密电”。 
        
         
      云南掀起护国起义后,袁世凯派冯国璋前去镇压,但冯国璋借口局势不稳,拒绝袁世凯。冯对袁世凯的帝制一直态度消极,同时发觉各省对洪宪帝制都有所不满,于是主动给北洋系的各省发去密电,建议共同发出一个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该密电马上便得到了诸省将军复电赞同。冯国璋认为五人力量远远还不够,于是又发一个密电,宣称取消帝制是大势所趋,并非个人行动,以此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 
        
         这封密电传到直隶将军朱家宝处,其为表对朝廷效忠,就把密电转交给袁世凯,接到密电的袁世凯近乎昏厥,这时袁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   

         
      不久后,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可他想续任总统,便央告冯国璋出面联络各省将军仍推自己为总统。冯国璋不同意,并且认为南方也决不会同意,通电反而会弄巧成拙。 
        
         先后致电三次:   
         
      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愚见,政府方面,须于取消而外,从速为根本的解决。从前帝制发生,国璋已信其必酿乱阶,始终反对,惟间于谗邪之口,言不见用,且恐独抒己见,疑为煽动。望政府回想往事,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 
        
         
      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世凯从踌躇满志地称帝到呜呼哀哉,不过短短半年时光,其崩溃之速令人侧目。袁虽有朱家宝这样执迷不悟的死党效忠,但他大势已去,其命不永,最终羞愤而死。  
       
        黎菩萨   
         黎元洪,人称“黎菩萨”。菩萨供在神龛,受人膜拜。可是,黎元洪这个“菩萨”从未被人顶礼膜拜,反倒唯唯诺诺,因此又得了个“泥菩萨”的称号。   
         段祺瑞逼走了几任总统。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非常不情愿地以“顾命大臣”身份去黎府通知黎元洪继承总统职位。   
         
      此时黎、段都迫不得已。黎木偶般坐于主位,段鞠躬,黎忙答礼。然后二人僵持许久,谁都没有开口。段出门,黎茫然起身送客。临走时段才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那国务院方面的事。段答,有我。 
        
         
      后段派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向黎大总统送来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要求加盖公章,黎元洪打算看看任命书,不料徐树铮颇不耐烦地嚷道,总理那边已经决定的事情,总统只管盖上章就行了。 
        
         
      黎元洪当政的第二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为对德参战,段祺瑞没经过总统的授意便在内阁通过了与德绝交书,随后,咄咄逼人的率领阁员到总统府盖章,对这等国家大事,黎元洪当然不会马上应允,这可惹恼了老段,愤愤地交上辞呈,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 
        
         
      黎元洪苦无良策,居然请“辫帅”张勋来调停。辫帅进京,调停是假,复辟是真,不但没有调节好黎段的矛盾,反而把各北京城弄得乌烟瘴气,黎只好请段出山平复。  
      
        乱上添乱   
         
      张勋复辟并不是偶然现象,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暧昧,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幻想,即便是当时政坛的头面人物徐世昌、冯国璋等人也不能免此,不管是保皇派的康有为、胡嗣瑗、朱家宝,还是受时局影响的徐世昌、冯国璋,还有那些见风转舵的督军都不能褪去那层皇室情结。 
        
         
      复辟之所以成为情结,因为在复辟派的心里,复辟没有被实践证明过,于是复辟一词如同雾里看花,愈幻愈美。一旦好戏出台,观众满怀热情地定睛一看,满街辫子,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帝制云云,原不过是一场怀旧,还是不如民主的好!于是注定要“反动之反动”。何况,这些封疆大吏、实力派,哪个不是演戏的高手,当初怕担风险,因此谁都不愿唱主角,如今主角登台,又觉得你凭什么做主角,于是假戏成真,翻脸无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台戏当然也就演砸了! 
        
         
      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历劫繁多,闹剧连台,常被后世耻笑,当时所谓民国并不是革命党人的天下,而在北洋系的掌握之中,当局者的民主共和意识淡薄,而忠君侍君的情结严重。因此说张勋复辟是必然而非偶然,纵使没有张勋,也会有其他人宣布复辟,唯独不同的大概就是复辟失败后的表现罢了。 
        
         
      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黎元洪和冯国璋的总统府主张中国不参战,段祺瑞的国务院则主张参战,发生著名的府院之争,大打出手、兵戎相向。黎元洪控制不了段祺瑞,只好请山东的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制约段祺瑞。民国成立后,张勋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张勋到达京郊之后,发命限黎元洪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责调停事宜。之后辫子军就开进北京。张勋坐镇天津,令总统马上解散国会。最后黎元洪无奈,按张勋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入京后,请紫禁城里的清帝复辟,但十二天后事败。 
        
         
      冯国璋本来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逊帝溥仪复位。他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深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在民国初年,他又与胡嗣瑗、康有为等复辟派互通声气,不无兴复大清的想法。 
        
         
      根据民初优待清室的条件,逊帝溥仪和太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富贵尊荣,实乃天下第一寓公。溥仪年少无所事事,喜欢作画题字为乐,常流传至外,由于是皇上的手笔,时人趋之若骛。洪宪帝制后,冯国璋曾托人代求一帧。十几天以后,溥仪画成,派人用黄缎郑重裹好送给冯国璋。冯国璋大悦,但打开一看后脸色大变,疾令人将画烧掉。原来,溥仪画的是一匹长有两角的马,暗喻“马”加两点的“冯”字,并有提款云:“此吾家千里驹也。”冯国璋大怒之余,从此常对人言:“溥仪滥用聪明,举止轻浮。” 
        
         
      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终究没做溥仪的“吾家千里驹”,这时反过来想想,不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政府总理或总统,他们总还顾及到共和体制和国会的限制,所以要围绕国会做文章,出争执。而满清体制下的军阀诸侯根本不把国会和民意放在眼里,独裁专制主义横行,为扫清独裁掌权的道路,动辄解散国会,他们的本质和嘴脸一旦公之于众,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不管怎么说,复辟都是倒行逆施的,是危险的。 
      
        按下葫芦起了瓢   
         
      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相比毕竟有些不同。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争得是名气,总统认为总统大,总理认为总理大,为此常常大动干戈。后来演变到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这时的“争”已经上升到了政见之争。 
        
         
      在民国初年政坛上,貌似玩笑,实际必然,而且这种演变也不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时民意能够上达,国会否决政府提案得到尊重,总统不可独裁,副总统可以不同意总统提议,总理能够反对总统主张,这些都是共和民主政体应有的作业。只是这些作业以不正常的军阀闹剧显现于世,所以被忽视和否定。 
        
         
      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没能体察袁世凯养敌自重的良苦用心,袁只好用段祺瑞来接替他。到了洪宪帝制时,段祺瑞虽反复劝争,算是诤臣,而冯国璋主动和西南方面联系,完全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冯国璋在就任总统后,得益于梁启超的理论熏陶,会有“和平混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否定了袁世凯。而段祺瑞不管这些,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敌我划分,一意南征,于是府院之争不可调和。 
        
        “精虫总统”   
         
      曹锟是“青史留名”的贿选总统。曹锟贿选总统,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 
        
         
      1923年10月10日,心神不定的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大总统的职位。6月初,直系军阀用暴力驱逐了大总统黎元洪后,按宪法规定,总统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而当时的国会还不被曹锟所驾驭。于是,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结果,议员具有戒心,拒不出席会议,逼选不成,合法大选更是无望,只剩贿选一途。6月23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5000元,总统选出后1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于特别票价。 
         
         
      他为了当总统,个人掏腰包给573名议员每人发放了5000块银元,再加上所谓的会议出席费、招待费,共花掉1350万元!这么大的一笔巨款从哪儿来的?除了明抢暗贪没有别的道!总统督军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了。 
        
         
      当过总统的曹锟,在第一次直系战争后,驻扎保定,而吴佩孚却蹲在洛阳。由于他们是非衍生,加上曹氏兄弟拨弄,社会传言“保洛分家”。鉴于事态严重,曹锟起草一封信给吴佩孚,信上写:“洛阳吴子玉弟:兄弟虽亲,不如自己亲,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锟”。吴佩孚大受感动,紧张之势缓和下来。 
        
         
      1923年,作为直系首领,曹锟唆使军警逼走总统黎元洪,并以5千元一票的代价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引起海内外抨击,被议员骂为“猪仔议员”。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某次演讲时指出,人的精虫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同房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此话传出,引起百姓的耻笑,常有人称曹锟做“精虫总统”。    
        
         
      民国初年,受贿舞弊成风,政府议员声名狼藉,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猪仔议员”,讽刺其无能腐败。一次议员在万牲园的豳风堂举行宴会,时人把“豳”字解为“猪积如山”,这个笑话在百姓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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