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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40＇E。A。沃利斯·布治译： 《叙利亚编年史》，第1 卷，第398 页。
① ＇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99—200 页。
② 关于脱罗■和其他畏兀儿人对蒙古人的影响，见＇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 世纪突厥
与蒙古关系初探》，第281—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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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他在自己的周围笼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其中大部分是汉人。 ①
在他以后的事业中，他常和聂思脱里基督教徒、吐蕃佛教徒以及中亚穆斯林
教徒磋商，而不把自己囿限于汉族幕僚之中。
忽必烈最早的谋士们是一群折衷主义者。海云和尚（1205—1257年）向
他介绍佛教的戒律和习俗，并且安排忽必烈和刘秉忠（1216—1274年）见面，
后来证明刘秉忠是忽必烈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赵璧（1220—1276年）向忽
必烈讲演儒学。但是毫无疑问姚枢（1201—1278年）是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
儒士幕僚，因为姚枢是一位“务实并多才多艺的且善于使自己的传统学识适
②
用于新环境的儒士”。他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忽必烈和蒙古贵族有一定
的吸引力。姚枢的建议总是隐含在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逻辑之中。一些儒学谋
士仅仅勉强地为忽必烈服务。赵復是这些不太合作的谋士中的一个，他只被
忽必烈召见过一次。在他们的谈话中，忽必烈询问他如何征服南宋。赵復的
③
回答是：“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尽管偶而会发生这种抵触，忽必烈还是建立了一个由顾问们组成的“幕
府”。他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也可以和他们讨论儒家道德学
说。其他蒙古贵族都没有吸收这么多的儒士，帮助统治他自己在邢州的领地
无须这么多的扈从。很清楚，忽必烈预见到自己在蒙古帝国中尤其在中国的
更重要的作用。至于他的幕僚们则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为他服务。有的是为
了金钱或者为了豁免劳役及其他义务；有的希望在中国恢复统一和秩序，并
且认为蒙古人具有统一中国北部和南部的最好机会。另一些为忽必烈工作的
人是为了改善他们的众多百姓的现状并且试图促使蒙古人汉化。
但是，忽必烈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作为幕僚和行政官员的儒士中。他的汉
族臣僚不可能受到完全信任，而且他们也不能帮助忽必烈实现他的所有目
标。例如，在军事方面，忽必烈依赖蒙古统帅的建议及辅佐。他把当前的和
以后的军事行动都委托给蒙古人。他用畏兀儿人和突厥人作翻译、地方长官
和文书主管。所以，1259年蒙哥去世时，忽必烈已经招募了代表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和不同职业的幕僚和官员。尽管他不是第一位从被征服的民族中寻
找幕僚和助手的蒙古人——窝阔台和蒙哥在他以前已经这样做过——但他是
惟一拥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幕僚的蒙古人。
一位对忽必烈有影响力的顾问是他的妻子察必。尽管有关她的一生及事
业细节的文献甚少，但足以揭示对于一位追求成为伟大帝国统治者的男人，
察必是一位合适的伴侣。她劝告忽必烈防止蒙古家臣把他分地中的肥沃农田
变成牧羊的牧场。她的理由是如果忽必烈鼓励这种转化，他不仅会破坏自然
农耕经济，而且还会疏远他的汉族臣民。察必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尤其
热衷于吐蕃佛教。她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朵儿赤（来自藏文的rDorje）。
毫无疑问是她敦促忽必烈邀请像海云那样的僧侣来到他的领地并且和他们讨
论深奥的佛教教理和教义。她对佛教的热情肯定促使他支持这种宗教。总之，
忽必烈认真地考虑了察必的各种见解。
然而在他的兄长蒙哥于1251年就任汗位之前，包括他的妻子察必在内的
① 关于这些汉人幕僚，见＇853＇萧启庆： 《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
化态度的分析》。
② ＇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 年）》，第45 页。
③ ＇653＇ 《元史》，卷189，第4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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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杰出的谋士集团尚未使忽必烈崛起。忽必烈仍是一个朦胧的人物，这个
时期的蒙古文、汉文或者波斯文史料中很少提及他。但是，随着他的兄长夺
取权力，忽必烈开始担负重大责任，并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得到更多的注意。
他出来说服蒙哥为控制蒙古帝国向窝阔台家族进行挑战。随着他的哥哥在
1251年获得成功，忽必烈加入到宫廷的内部决策圈中，蒙哥在争取汗位斗争
中的对手们能得到相对宽大的处理，他起到一定作用。
蒙哥统治期间忽必烈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承担一次军事远征。蒙哥希望
继续他的前任们的扩张政策，并命令他的弟弟旭烈兀把蒙古统治扩大到中
东。而另一个兄弟忽必烈则受命率军对现今云南省内的大理王国远征。对中
国西南这一地区的控制可为蒙古人提供进攻南宋王朝的另一个基地。1252年
七月忽必烈接受蒙哥发动远征的命令，但是直到 1253年九月他才向大理进
①
军。大理战役的准备对他来讲特别重要，因为这是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在
36岁时他终于得到一次进攻极其重要的军事目标的机会。他不希望糟蹋掉这
次可以证明自己是军事指挥家的机会。
1253年夏末忽必烈准备好完成蒙哥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他的军队从陕西
出发向大理进军。在发动进攻之前，忽必烈派遣三位使者要求大理投降。大
理国王段兴智以及在国王后面执掌实权的宰相高祥对此所做的回答是杀死了
这三位使者。因此忽必烈向大理国发动三路进攻，他的军队打败敌人，迫使
敌人退回到首都。汉文史料称赞姚枢阻止了不必要的杀戮。他劝说忽必烈命
令部下制作一幅带有禁止杀戮字样的帛旗，使城内的居民确信如果投降，他
们的生命可不受伤害。由于这种保证，大理选择了投降。忽必烈没有食言：
居民没有受到伤害，他们的政府系统只有很少的改变，并且允许段氏家族和
忽必烈指定的宣抚使分享权力。
忽必烈的第一次军事远征是凯旋而归，他实现了蒙哥的愿望。他的军队
损失很小，并且他把蒙古的控制扩展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一个向中国
南部发动进攻的基地和一条扩大与缅甸及印度贸易的通道。通过领导一次成
功的战役忽必烈在蒙古人的眼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一个人要在蒙古贵族中
得到认可必须显示军事首领的才能，现在忽必烈表现了自己的气质，确保在
蒙古同胞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① 关于这次远征及其意义，见＇653＇ 《元史》，卷4，第59—60 页；＇839＇夏光南： 《元代云南史地丛考》，
第107 页；＇659＇杨慎：《南诏野史》，第184—186 页；＇354＇多桑：《蒙古史》，第2 卷，第310—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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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和中国，1253—1259年
从西南战役凯旋回到他的分地之后，忽必烈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分
地的行政管理之上。依靠儒士幕僚的支持和协助，他发展农业、发行纸币鼓
励贸易并且征收赋税。总而言之，他的分地既稳定而富庶，使得忽必烈得以
考虑长期规划。他在尝试中，要求一位名叫刘秉忠的佛教僧人给予指导，刘
秉忠是海云介绍给忽必烈的一位著名诗人、书法家、画家、术数家和天文学
①
家。刘秉忠劝说忽必烈培养、保护和使用被他描述为国家财富的儒士。他还
督促这位蒙古宗王开办训练儒士的学校，恢复传统的科举考试并重新引入古
代中国的礼乐制度。最后，他建议为忽必烈的汉地臣民制定不过分沉重的税
收和军事义务。除了没有恢复科举之外忽必烈批准了所有的建议。他不希望
全部使用汉人幕僚，或者至少不希望全部使用讲汉语的幕僚和官员。
刘秉忠和忽必烈之间最重要的合作可能是在这位蒙古宗王的农耕世界的
新分地内建设一座都城。1256年，他们在滦河以北后来属内蒙古清代城镇多
伦诺尔以西36里处选择了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夏天的气候比中原北部凉爽，
四面环山，水源丰富，足以供应中等规模的城市。它靠近汉人农业边缘地区
①
和蒙古人牧场的边线，距北京约有十天的旅程。这样，传统的蒙古人就不能
指责忽必烈放弃传统而站在汉人一边。然而，忽必烈已对他周围的汉地臣民
发出了变革信号。
对忽必烈的定居臣民发出的另一个信号是名为开平的新城，开平以中国
过去的都城为模型。许多建筑的布局基于中国古书《易经》的规定。城分为
三个区。外城为方形，由12至18英尺高的土墙包围。大部分居民居住在这
个区域里的土房和木房里，外城还有几座佛寺。第二个区是内城，容纳忽必
烈和他的扈从。高10至16英尺的砖墙包围着内城。建筑在土台上的皇宫大
安阁是这个部分的最重要的中心。在宫殿内，“大殿、房屋和走廊全部贴金
并且油漆得富丽堂皇。宫中的绘画、肖像、鸟树花草等等美妙精巧，使人愉
②
快和惊奇”。在内城中还分布着许多其他殿堂和官府。开平城的最后一部分
是外城北面的猎场，由草地、树林和河流组成。猎场中驯养着供忽必烈打猎
的各式各样的动物，尤其是鹿。园中还饲养着白牝马和母牛，它们所产的奶，
除了大汗和他的后裔之外，谁都不准饮用。③
目睹忽必烈分地中的这些发展，蒙哥必然会对他的弟弟与其汉人臣民的
认同不安。蒙哥的大臣们也指责忽必烈避开传统的蒙古法律采用汉人的法律
统治他的分地。1257年蒙哥派出两位亲信大臣调查忽必烈分地的状况，揭露
出他们声称的大量违法和越权行动后，他们逮捕和处死了几位高级官员。④
不过清洗未殃及忽必烈。几个月之后，蒙哥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并且感觉到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忽必烈的协助非常宝贵。第一个问题是已经上升到猛烈
的械斗并且破坏庙宇道观的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宗教冲突。第二个问题是征服
① 关于刘秉忠的作用，见＇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1216—1274 年）》。
① 关于这座都城，见＇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驹井和爱：《元上都与大都的平面比较》；
＇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②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185 页。
③ ＇328＇ 《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187 页。
④ ＇653＇ 《元史》，卷158，第37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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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原最富裕地区更为富庶的江南地区。忽必烈和他的汉人谋士可以帮助蒙
哥解决儒道之间的争端并且同时帮助他得到中原汉人的忠诚。因此蒙哥在
1258年上半年安排了和他弟弟的一次会面，他们两人重归旧好。事实上，他
们都需要对方。
这次会见后不久，忽必烈召集300位佛教僧侣、200位道士以及200位
儒士和朝廷官员对有争执的问题进行辩论。他要对这两个宗教团体的论战主
张进行裁决。道教和佛教都追求“惟我独尊”并且都期待着非宗教权威的支
持。辩论的焦点是所谓“化胡”理论（野蛮人的皈依），道教徒坚持认为老
子曾离开中国到西域去，在西域老子把自己变换成佛祖并且开始传播佛教学
说。他们暗示佛教只不过是老子发展的道教中的一种简单的庸俗化形式，以
便吸引比较落后的印度人。道教的辩护者依据两本古书 《化胡经》和《八十
①
一化图》中所找到的证据。但是，他们的佛教对手尤其是吐蕃的八思巴对这
些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他们指出包括司马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