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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干什么，不过后来很快就搞明白了。
几周后，武上尉走进我的茅草屋，带来了我翘首以待的消息。我们接到命令出去执行“蚱蜢行动”，沿阿寿出谷进行长时间的巡逻。几周来我一直在营地忙活着和辛克上士一起在步枪射击场训练越南人射击，讲授巡逻战术，帮助解决纪律问题，尽量做到既不越权又能帮上忙。由于跟我同机来的禽畜开始在菜谱中出现，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莫过于坐等晚餐的到来，一般我都是躲在我的小屋里贪婪地阅读平装本小说，抽好多烟。吃饭时越南人吃什么，美国人也吃什么。早餐：粘米团子，形状像个可以食用的垒球。午餐：米饭和蔬菜。晚餐：还是米饭，加上猪肉块或羊肉块，偶尔另加一块两英寸见方的煎蛋饼，颇为美味可口。我学会了吃那种餐餐离不开的越南鱼香调味汁“鱼露”。这个词使用极为普遍，以至在美国兵的用语中，凡是说到越南的东西都加上这么一个并无恶意的玩笑词。如把越南国家航空公司称作“鱼露航空公司”，把上了年纪的越南妇女称作“鱼露妈妈”。
2月7日凌晨3点，我背上背包，挎上M—2卡宾枪，和
武公孝一起在出发前最后一次检查全营官兵。长长的绿色队伍很快就融入黑色丛林中。我隐隐觉得有种期盼之感在胸中涌动。尽管装在柳条筐里的猪的尖叫声和鸡的咯咯叫声伴随着我们，多少缓解了些战争气氛，但开往未知之地的队伍还是具有某种威力，甚至于可以说一种威严感。
这次行军中，我发现确实存在三层树冠的热带丛林。最下面一层由克拉莎草、灌木丛、藤本植物和挣扎着想获得点空气的小树组成。第二层是正在成长的幼树，密密实实地挤在一起，有三四十英尺高。第三层是长成了材的阔叶树，有的高达100多英尺。除非走到一片林中空地，否则走一天路也见不到太阳。即便走在树荫中，我们脸上照样汗如雨下，军衣像刚从水中捞出来的一样。汗盐在作训服的腋下和后背处形成了一个个灰白色的半圆圈和大片的汗渍。我们不停地往嘴里塞药片，补充体内盐分的不足。泥土、肮脏的人体和腐霉的植物交相发出一种特殊的刺鼻气味，紧紧跟随着我们。为了发现越共，每天走的路就像没完没了的超越障碍训练。我们采用“横向搜索法”行进，经常横穿山谷运动，沿山谷这一侧陡坡上的小道下去，又从另一侧的小道爬上来，途中费劲地攀越一个个陡峭的岩石，瞠过一条条溪流。这一切对体格上的要求证明陆军在佛罗里达沼泽地和佐治亚山区对我进行的每一项训练都实属必要。
我们行军时，一群群的蚊虫在周围飞舞。更让人讨厌的是蚂蟥。我从来都弄不清它们是怎么钻进衣服，从武装带底下钻上来爬到前胸的，也弄不清楚它们又是怎么钻进扎着的连衣裤口爬到腿上，咬开皮肉饱餐我们的鲜血的。我们一天要停下来十来次，为的是把它们从身上除掉。用手硬往下揪不行，它们的身子会断开，头照样留在人的皮肉里。我们得用驱虫剂一阵猛喷，将它们喷昏，或者用点着的烟头烫，这么一烫会发出嘶嘶的声音。
我们走的小路已被越共布下了陷阱和尖竹签，他们把竹签埋在隐蔽地方，竹签上涂了水牛粪。我亲眼目睹的第一个踩上竹签的人是个士兵。尽管十分艰苦，但在这样的小道上行军我还是不由地感到兴奋，因为这可以考验我的耐力。四肢时而感到有力，时而感觉疲劳，这使我觉得自己充满活力。
队伍拉了近1英里长。我们400人尽量保持安静，军士们不时发出嘘声管束部队。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停地左顾右盼，注意不碰上干杈或踩上树枝。除了偶尔听到几声异国情调的鸟叫和猴子吱吱外，我们一直在可怕的缄默中艰难地缓慢行进。在夜幕降临之时我们搭起帐篷宿营，这时队伍才喧闹起来。越南人点起营火，火焰窜起，炊烟翻卷着升向高空。为准备晚餐而要杀的猪声嘶力竭地叫着。士兵们围火而坐，野战餐具丁当作响，边吃边无拘无束地聊着天。这种时候让他们保持安静是徒劳的。这喧闹声，这篝火和炊烟肯定使人在几英里之外都晓得我们的存在。第二天一早，沏过茶，熄灭火，刷干净锅，在山坡上倒掉热水之后，我们会再次踏上小路，互相提醒着不要出声，继续我们无言的行程。
出发后的第六天出了事，当时我们正在下一个陡峭的山坡，我在顾问惯常所在的位置——队首后面，整个纵队长径四分之一的地方。天刚下过一场雨，前面的队伍把小路踩得泥泞不堪。我们像往常一样以一路纵队行进。这种队形只要被越共打倒头一个人，整个队伍将被阻住。我曾反复敦促过武上尉将全营排成三路或四路纵队，但因草深林密，有些地方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武公孝客客气气地将这点美国智慧搁置在了一旁。
我刚到达一条小河边，便听到好几声清脆的枪声。枪是对我们开的，估计有步枪和冲锋枪。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战火的洗礼。前面先是传来一声尖叫，接着士兵们便乱作一团。他们极度恐慌地乱喊乱跑。我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恐惧，往队首走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到了队伍前头，我看到一小群越南士兵围在一名呻吟的士兵周围，随队军医跪在他身旁包扎。有个南越军士朝小河那里指了指。一个个头很小的士兵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身体躺在那里。他的头歪向一侧，溪水淌过他的面颊。他已经死了，我们遭到了伏击。造成我们伤亡的伏击者还没等我们看见就无影无踪了。整个循环过程——安静，枪声，混乱，死亡，复归安静——在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在丛林中该怎样收殓安葬。越南士兵将尸体裹进一件军用雨披，绑在一根竹杆上抬着走。武上尉对我说，这一带太荒蛮多石，无法掩埋这个士兵。再说，按照越南人的习俗，人死了遗体要运回故里。士兵们让那个伤兵躺在担架上，我们就又上路了。越南士兵们轮流抬着这两副担架，穿过交错缠绕在一起的丛林，来到了一处高地。这时，报务员用手摇人ANCGRC—9型便携式无线电台呼叫直升机来后送伤亡人员。无线电台很原始，报务员得用莫尔斯电码将报发出去，其方式与100年前南北战争期间拍发电报的方式毫无二致。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一架H—34直升机的旋翼那噼噼啪啪的声音，并看到它正朝一块林中空地飞近。越南飞行员巧妙地让直升机一边打着转一边降下来。尽量不在丛林上空作低空飞行。越南士兵将伤员和尸体抬上直升机，飞机迅即消失，丛林里又剩下了我们这支队伍。
夜幕低垂，我们在高地上宿营。这里比在谷底遭受攻击的可能性要小些。锅的碰击声，动物的尖叫声，士兵的呼喊声，汇同滚滚的火焰构成的喧闹又如往常一样开始了。我扔下背包、卡宾枪和被冷汗浸湿的钢盔，瘫倒在地上。我感觉精疲力尽。游戏结束了。一次交火就把一个25岁的美国人的锐气打得烟消云散。今天有人送了命，明天还可能会有人送命，后天也不例外。这不是星期六上午上映的战争片，而是真切的现实，是丑恶的现实。
山区的夜晚很冷，气温有时降至华氏40度。我把气褥垫充上气，平放在地上，将鸭绒睡袋放在上面展开，浑身哆嗦着钻了进去。我需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以便能挺过明天，挺过今后所有的明天，直到累计达一年整为止。由于我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恐惧，因而倍感孤独。我是这里军衔最高的美国顾问，别人还期待从我身上获取力量和指导呢。我记起在本宁堡时流传的一句话：“为了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原因，心甘情愿地躺进一个士兵的墓地。”可我想知道是何原因。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把我从梦中唤醒。奇怪的是，我感到恢复了精力。死的是别人，不是我，心中生起一种庆幸之感。我后来了解到这是人经过枪林弹雨之后的共同感受，即使在哀悼阵亡的战友时也一样。不知怎的，在日光下这个世界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了。事情到早晨总会好些，这一点认识帮我度过了许多黑夜。我们打起背包，开始沿着山谷进发。尚不足一个小时，我们再次遭到伏击，不过这次没有伤亡。
我尽力与南越军人打成一片。我穿上与他们一样的军服，背上同样的背包，把上尉军衔的两条杠别在上衣胸前，把斜挎的装备遮掩起来。只有这一次，我的肤色成了一种优势。我与越南人的肤色很协调，走路再塌肩驼背一点就几乎和武公孝的部下没什么两样了。我拿辛克打趣说，越共真正要打的是白皮肤的人。
按照在本宁堡所学的，我总是随身带着铅笔和笔记本。本子是绿色的，政府发的，首页盖有“备忘录”字样。本子大小正好能装进衬衣口袋。这时本子已被汗水和咖啡污迹弄得变了颜色。下面是笔记本里记的典型日记：
2月10日：雨。发现一个撤空了的村庄；捣毁房屋，销毁100公斤大米，20公斤玉米。三连受到扰乱射击。
2月11日：雨。打死3头水牛，许多猪和鸡。受到越共扰乱射击。
2月13日：二连与越共交火。血迹表明越共有伤亡（可能有伤亡，因为我们未见到敌人）。河附近发现几张弩，箭筒中的箭可能带毒。
2月18日：在2公顷红薯地里喷洒了除草剂，毁了木
薯。
2月21日：9点10分遭伏击。阵亡1人，负伤1人。
点10分，阵亡1人。越共伤亡1人（未经证实）。捣毁房屋2所。
2月18日，我们袭击了一所被遗弃的山民村庄。山民早已望风而逃，只剩下一名体弱不能动的老太太。我们用龙森和“齐波”牌打火机点着火，烧毁了茅草房。南越军挥舞刺刀砍倒了田里的玉米、洋葱和山民的主要作物木薯。我们带走了一部分留作自用。后来，破坏的手段就比较先进了。直升机给我们投下几桶55加仑一桶的除草剂，即“橙剂”的先导。我们从桶里把2．5加仑灌到“哈得逊”牌手泵喷雾器里。喷雾器的模样像个灭火器。喷洒几分钟后，植物即开始变黄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烧掉房屋和毁坏庄稼呢？胡志明说过，人民像汪洋大海，他的游击队可畅游其中。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大海里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鱼与同在一起游的越共区别开来。我们想通过使整个海洋都无法生存来解决这个问题。依照战争的残酷逻辑，打死敌人和把他饿死能有什么区别呢？至于可怜的山民，他们被夹在中间，庄稼和房屋都被毁了，只好依靠南越政府吃饭。这就让人明白为什么这些游荡的山民住在阿寿这样的基地附近靠救济活命了。这种策略的目的是想通过迫使他们依赖南越政府来赢得他们的心。我敢肯定，这些山民宁愿从来都没听说过什么南越军、越共或者是美国人。
无论毁坏家园和庄稼之举在今天不加掩饰地出现在出版物上读起来是多么残酷，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要相信上司的智慧，要服从。对当时所做的事，我丝毫不感到愧疚。那是在风口浪尖上反叛乱。把农民的庄稼砍倒，越共就没了吃的，越共是由北越支持的，而北越又有莫斯科和北京作靠山，他们在全球自由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中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在那个年代里，所有这一切都很合乎逻辑。
2月23日，星期六，那天我的笔记本上写着：“雨转晴。
海军陆战队H—34直升机后送阵亡者2人，负伤者1人。约12时35分越共实施扰乱射击。”这寥寥数语下其实掩盖着一块丑陋的疮疤。因前一天我们有伤亡，次日我们便给营地发电报，请求把伤亡人员撤回。我们爬到一块平坦的高地，好让直升机能迅速接近、着陆并离开。我们建立了环形防御圈，以便直升机在地面时对其进行掩护。两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出现了。一架在空中盘旋，另一架降到环形防御圈内。我们将伤亡人员抬上直升机，然后示意飞行员起飞。只见在机舱口架设的一挺M—60式机枪后面蹲着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没穿衬衣，只着一件防弹背心，裸露的双臂上文着花纹。
直升机离开地面时，隐蔽在丛林中的越共开始朝它射击。飞行员开足马力，想把直升机垂直升起来。防御圈上的南越军士兵此时朝丛林中还击。当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头时，已被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海军陆战队的那名年轻机枪手看到环形防御圈上的枪口火焰，误以为发现了越共，于是便对着防御圈射击。当两架直升机的声音消失在山脊的另一边后，便传来喊声和惨叫声。我赶紧奔过去看。一名士兵紧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