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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5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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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云图改变,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这段“暴风骤雨”却懵懵懂懂。甚至于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窃喜”,他从来不觉得搬出中南海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他也从来不觉得住在那里面有什么特别好的。
  相反,以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没有可能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一走到大门口,就被站岗的警卫拦住了。现在同学可以自由来往了。以前家里管得严,谭晓光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现在搬出来了,中央办公厅给每个孩子每月25元的生活费,当然这个钱都是从谭晓光挨整的父亲的工资里扣出来的。每个月拿到钱,谭晓光自己留5元,其余的20元全部交给家里。
  谭晓光只上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感激“科学”,由于对“科学”的巨大热爱,谭晓光在那种动荡的岁月,居然安静地读了大量的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那年那月,是许多知识分子往事不堪回首的岁月,而就是在那段时间,谭晓光沉醉在“天堂”一般的读书乐趣
                             中。他兜里有5元钱,这是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当时,许多老教授受到迫害,他们积蓄了一生的书籍都不得不变卖掉。媒体曾经报道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卖过一大车的书,累得满头大汗,只卖了5元钱。少年谭晓光每月自己保留的那5元钱,几乎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藏书家”。他如饥似渴地购买,尤其是气象方面的书,能看到的都买回家。
  说来好笑,谭晓光当时手头有一套中学教改教材,他花了几个月时问通读了一遍,觉得自己已经全部掌握,认为肚子里的知识挺多,开始有点得意。哪里想到,有一天他寻到一本美国气象学家佩特森的著作《天气学》,一打开,第一章就是基本方程,是一组偏微分方程,谭晓光当时汗就下来了!整个看不懂。
  在谭晓光的概念里,他以为方程就是中学课本里的那点儿代数——一元二次、一元一次,可是佩特森说的方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四处找书,他要弄明白,他不能连“气象学”的第一章都看不懂,那说明他这么多年的“气象兴趣”一直停留在“业余初段”水平。他要提高自己,至少要提高到能知道人家专业人士在说什么。
  这也是谭晓光生平头一次感觉“学无止境”,以为自己知道得挺多,其实还在门外边溜达呢!后来,谭晓光买到了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课本,开始自学微分方程,他需要全部学完微分方程,这才是理解佩特森的《天气学》的第一步,因为佩特森所讲的方程是偏微分方程,比微分方程还要难很多。就这么学着学着,不知不觉草长莺飞,谭晓光17岁了,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招工,但是,他是一个黑帮子女,走资派子弟,档案拿到哪儿去,人家一翻,根本不敢接。正好,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谭晓光虽然是一个性格内向热爱科学的青年,但毕竟也是一个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长大的。他背起行囊插队到吉林省白城地区,在自山黑水之间,做了三年“知青”。那是毛主席号召的,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谭晓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根本没有多加考虑,他觉得“当然应该去”,就是这样,说去就去了。
  那空旷的场院,那高高的玉米地,那曾经热闹非常的集体户,还能记得当年那个清瘦高挑的大男生吗?17岁的青春,寂寞的青春,躺在大通铺上的青春。一个开国元勋的孩子,一个热爱科学的少年,就在那里点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枝烟,从此一生没有戒掉;喝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口烈酒,从此,他的性格不再沉默寡言,他开始像东北的天空一样,爽朗豪放。
  17岁的少年,有没有想家的时候?谭晓光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17岁,已经没有了“家”,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那个年月,像他这样的黑帮子女绝大多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家破人亡骨肉离散,写好家书都不知道应该寄到哪里去。
  
  说起来,谭晓光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是插队到农村,而不是参加东北建设兵团。在白山黑水之间,老乡们对他是宽容的,所以他并没有像一些出身不好的兵团知青那样历经“蹉跎岁月”。他没有。他所受的苦,所有的知青都受了;他所流过的汗,所有的知青也都流淌过。谭晓光后来回忆说:“知青时候的友谊是最纯粹的友谊,那种情感比后来上大学时候同学之间建立的关系还要真挚,还要有分量,那是最无私的。患难之交啊!”
  有一种人,属于风雨之后,永远相信彩虹高悬的人。
  谭晓光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无论曾经遭遇多少风雨和坎坷,总是善于提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总是善于在不幸的命运中寻找幸运的曙光。
  谭晓光如今回忆从前那段知青岁月,他会说:“那段生活对我的锻炼非常大,我变得能吃苦了,心理承受力也增强了,这些都算是正面影响吧。当时我们都特羡慕去东北建设兵团的人,吃得好,每个月还有30块钱工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管得特严,还是我们好,插队到农村去,建个知青点,男生一间屋子女生一间屋子,全大通铺,晚上睡觉之前就讲故事。那些故事真好听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男生,他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按说也是出身不好,平常还有‘反动言论’,要在建设兵团估计早整得差不多了,可是在我们这儿,他就是一个‘故事大王’,自己编武侠故事,不比金庸的差。我们关系特别好,后来他跑到澳大利亚,听说在华人圈小有名气,可惜,年纪轻轻得白血病死了。他太有才华了。”
  在那几年的插队知青之中,谭晓光觉得自己受的苦算轻的,尤其是和“老三届”前两届比——
  “66届去陕北,听说都是最穷的地方,一年干到头,都吃不饱肚子。还有一届是去山西,一天的工分值9分钱。我们是去了东北,一天一块五,差的时候一块三,就是冷点儿,可比他们前两届强多了。”忆起往事他会说,“我是69年4月走的,有17岁。在我们那儿管‘知青点’叫‘集体户’,我算岁数小的,他们对我都挺照顾,所以没有让我太‘蹉跎’。那时候的朋友,有几个到现在还联系,关系亲,只有共同经历过患难的人才能体会我们的那种亲。”
  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文质彬彬的谭晓光往往会不自觉地露出“知青本色”——你能想象到一个穿着大棉袄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的谭晓光吗?一个吃着大贴饼子就咸菜的谭晓光吗?
  当你在气象科研所那带空调的办公室见到谭晓光时,你会觉得他就应该是,而且从来就是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的温厚学者,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学者、专家——他和那些从小成绩好,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北大,硕博连读的海归一样,他应该是从来都不知道庄稼长什么样的,只知道数据、计算机、软件开发——你无法想象他有三年艰苦的知青生活,在那三年中,他每年夏天,天天拉肚子,每年冬天,天天睡觉前必吐一回,否则无法入睡。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刚插队的那一阵,因为拉痢疾,紧急送到县医院,可是痢疾是治好了,但拉肚子是怎么也治不好,后来也就不管它了,随它去。那个时候,人不像现在这么金贵,就那么夏天拉冬天吐,折腾了三年,但是一回到北京就自然好,再一去就又旧病复发。谭晓光笑言:“奇了怪了,大概是水土不服吧?要不怎么一离开就好了呢?”
  谭晓光的17岁,和现代人的17岁完全不同——现在的17岁被称为花季年龄,每一次微笑和泪水都是要装到水晶瓶里,预备着捧在手心里宝贝着的。而谭晓光的17岁不一样,那是广阔天地的17岁——如果不是因为热爱科学,如果不是因为心中还有一片琢磨不定的云,谭晓光的17岁将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知青命运一样,充满忧郁和茫然。
  谭晓光的下乡装备中最值钱的是一箱子书,那些书如果整整齐齐地摞起来,足有一立方米的体积。其中就有那本他还没有学完的《高等数学》和给他打开一个新世界的佩特森的《天气学》。他如饥似渴地学着书本上的那些知识,他并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些知识会使他有机会脱离土地,将给他腾飞的翅膀。他没有,他只是热爱,那是一种真正的热爱,发自肺腑,与生俱来的热爱,他喜欢,喜欢那些在旁人看来复杂的方程、枯燥的数学运算,他感到在那些数字和方程中,有一个神奇世界,吸引着他,召唤着他。
  谭晓光常常说:“艺术需要天分,而科学需要热爱。”
  他在知青年月,交往过许多有天分的朋友,他们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可惜他们都过早地陨落了。当谭晓光自己的儿子在很多年后,面临文理选择的时候,谭晓光主张儿子学理工科,因为他认为文科太需要灵感,一旦灵感丧失,则不可避免地遭遇“江郎才尽”的难堪。而理科似乎只要爱好、喜欢,就一定能学好,只要勤奋、肯钻研,就一定能出成绩。实际上,这往往是在理科方面有天分的人的偏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天分,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人不会无缘无故喜欢一样东西,谭晓光总是说自己“因为爱所以爱”,他从来不觉得气象工作枯燥,从来不认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观测同一个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乏味,这不仅是因为他深深地热爱气象工作,而且还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天分。
  一位气象界的后辈曾经感慨——我多么希望我能有谭老师那样的天分,爱一项事业,并且还能有能力为它做贡献,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说起知青岁月,谭晓光和所有的知青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不再是气质沉静的沉默少年,他抽烟喝酒睡大通铺扛着锄头下庄稼地。别的知青干“坏事”,他也不甘落后。比如一帮子原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居然成为“偷菜游击队”,趁老乡不注意,一个闪电战,就把人家的菜偷到知青点。不过,东北老乡憨厚,大大咧咧,人家才不在乎知青的那点小偷小摸。
  再比如夏天锄草,一道垄往往长达三里多地,在地头上,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还一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勤样子,一锄到玉米地的深处,扛起锄头就跑,“那时候是大锅饭,千活尽瞎糊弄。”许多在东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类似的回忆——田野就是青纱帐,高高的玉米秆是最好的掩护,干活儿的人就这么一路狂奔,你追我赶一直到地的另一端。那一端接壤的是邻村的西瓜地,抱过瓜就吃——好爽啊!甜到心坎里,那是火热的青春中最冰爽的一个章节——仿佛锄草就是为了奔跑到另一片地里偷西瓜。这样的回忆,谭晓光也有,但是他更记得刚到“广阔天地”时的那种热情——他们曾经自己出钱,搞过小化肥的试验。
  那个时候,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劲头,农村闹鸡瘟,比现在的禽流感还让人恐怖,鸡一只一只的死去,老乡不敢吃,全让谭晓光他们这批“革命小将”给吃了,大饱口福,而且居然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件。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难解之谜。在谭晓光做知青的村子里,有一件怪事:每天晚上都能在村外草原上看到一堆火,距离有时远,有时近,颜色是黄的,也不像是磷火。村里胆大的青年曾经在晚上到大草原上找过,但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到跟前,最后害怕,也不敢再往草原深处走了。
  “不知道现在是否解开这个谜了。”只要回忆知青生活,谭晓光就会想起草原上那团莫名的火。那就像逝去的青春,忽远忽近,但永远走不到跟前。那是一团怎样的火啊?谁又能说得清楚?
  岁月如歌,往事消散如云烟。但对于气象专家来说,没有一片云烟是没有来由的。
  巴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天才而言,苦难是一笔财富,是他人生的垫脚石;而对于平庸的人来说,苦难则是灭顶之灾。
  曾经听过一个演讲,一个知青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的插队生活,一些人无论白天干活多么辛苦,但晚上总是挤出时间来看书,这些人最后改变了自已的命运,属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还有一些人就那么混着,后来虽然也回了城,做了工,但很快就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被淘汰下来,他们几乎是最早下岗的那批工人;另外一些人则更不幸,他们在广阔天地摔打得伤痕累累,留下一段不堪回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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