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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杜拉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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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统统地扔进了垃圾筒。我希望墓石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您的名字,您的笔名,那个与雏菊相同的名字。那些装饰,那些破玩意儿都没必要。
  然而,我有时也听之任之。这是先人古老而幼稚的传统。一天,我买了三盆雏菊,把它们放在刻着您名字的墓石上,紧挨着您的名字。我露出微笑,说:“既有名字,又有鲜花。”这没必要。但我有时希望那块白色的墓石上有无数鲜花,摆满鲜花。希望这个墓,您的墓最漂亮、鲜花最多、最让人喜爱。不,我不这样做。决不这样做。就此一次,放三盆花。以后再也不放了。
  我在公墓中兜圈,读着墓石上的名字和日期,那两个日期,出生日期和去世日期。我看着所有的墓、所有的碑、所有的名字和我所不了解的种种忧伤。我看着所有那些也被埋葬的死人和所有那些在公墓四周、在城里来来往往的活人。他们相爱、微笑,或痛苦,生活如此艰难,每天早上艰难地起床。“他们一生中干些什么?”我问您。“他们什么都不干,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等待死亡的那一天,也许这是一种痛苦。”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城里,在蒙帕纳斯区的“罗斯比”、“塞莱克”酒吧或更远一些的丁香园大道喝酒。晚上,一杯酒,听钢琴,听那首旧歌《我的路》,然后再喝一杯。他们活着,并没有死,没有忧伤,见一个爱一个,微笑,大笑,说话。这就是生活。他们还活着,在唱《我的路》。他们还没有死。根本没有死。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区别。无法消除。就这么简单。第二天,必须起床,不能再那样做了。不能再那样喝了,不,这太难了,这无济于事。只能更可怜。后来,当然,又坚持不住了,回到了酒吧,与男侍应聊天。那些穿着白色上衣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只需几句话。感觉好多了。
  我在蒙帕纳斯的那个花园的小道上散步。以后,我可以这样做了,想您或不想您,这看情况。我走的总是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步伐。我走着,重新抬起头。我走得更舒服了,呼吸得更舒畅了。我在外面走着。我不哭了,不哭。没有您,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您仍然和我在一起,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我也能这样做了。
  我离开封闭的公墓,来到城中。我不坐出租车,我可以独自在城里走着,沿着塞纳河,一边走到夏乐宫。有时,我也走进帕西公墓,在里面转转。那里面也是秩序井然,一切都井井有条。有的坟墓花哨、富丽,有的坟墓简朴。名字、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无名的巨墓。每次总会看到一个新名字,想起这个已被遗忘的名字,因为我就是去那里找这个名字的。是的,我回巴黎后就干这些事,一大早在大街小巷里散步。我开始远离公墓了,在周围来来往往,越走越远,然后又回到那里。我没法不这样做。我监守着、看守着那个名字。
  后来,1999年初,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我可以这样做了,走进那条路,呆在那个现在已刷成白色的房间里。我甚至让人把梁也刷成了白色。头顶再也没有那种阴暗的颜色了,这多让人高兴啊!我在圣伯努瓦路睡了第一个晚上,然后是第二个晚上,后来我就留下来了。行了,我可以在那里住下来了,在您给我的那个房间里住下来了。我又可以去花神咖啡馆了。“好久没有见您了。”系着白色长围裙的侍应们说。是的,好久了,三年了。这算不了什么。需要这么久,需要这空虚的、意识不到的时间。什么都不干,不说话,尤其不谈论您,对谁都不谈。我无法说出您的名字,不能说,对谁都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愿听见。但愿谁都不要说话。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像我还想把您关在屋里,和我在一起,让那种日子持续下去;好像我想到那个洞穴里去找您,找个有效的、不痛苦的方式自杀。但我没那么做。我一瓶一瓶地喝酒,一天抽三包烟,什么事都不做,人变得越来越迟钝,就像躺在床上的一棵白菜。我越来越胖。身体发胖了,越来越胖,胖得让人害怕。光阴流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明天,这种状况就会结束的,因为我要死了。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然而,我并没有死,您看,我并没有死,因为我今天还活着。我把这整个故事,我的故事和您的故事都写下来寄给您。多么神奇的故事啊!
  这并没完。为什么?您是谁?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提。我对您知道些什么?您对我又知道些什么?那是什么,1980年夏天之后您我之间发生的故事,以及在这之前,寄走的那些信,几百封信?“您的那些信,我全留下来了。有一些写得非常好。”几年后,您这样说。您以这些信为题材写了一本书,您把这本书取名为《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些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是您把这个故事公开的,全世界都知道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故事。简单而又平常,大家都看,一直都看,世界各地的人都看。什么“我爱您”呀,“我喜欢您”呀。这是怎么回事?总是同一个故事。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真事。就这些。应该生活,也应该撒谎、写书、相爱、爱。“爱对方的什么?”我这样问您。
  “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词都用光了。无法再说。几乎写不下去了。难以继续。是的,是这样,我停了下来,然而,在沉默四周,在沉默与沉默之间还有词。我给您写了几个字,我继续给您写了一封信,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您知道。几个月前,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我很高兴,是的,是这样。就像一种幸福。我可以这样说。
  1999年3月8日,我让人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为您举行了一场弥撒。我想这样做。为了我自己。回到那个地方,回到教堂那个空荡荡的地方。三年前,您最后一次来到那里,被放进那具浅色的木棺材。
  您躺在棺材里,您的脸离我只有几步之遥,我不敢碰它。可我想碰。您已无能为力。这对您,对上帝,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只有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碰您,尽管我觉得这没有坏处。我没有做我想做的事:不,别以为真的是这样。我根据一种我并不完全了解的真实需要行事。否则就不会去公墓拜访,不会让人举行弥撒,不会献花,不会写信,什么都不会做,甚至不会在沉默中思考。不,什么都不会做。您我只会面对上帝。会这样的。您别笑,别说我又来了,别说我是个小丑。不,不要这样说。我跟您知道得同样清楚。然而,事与愿违。
  什么?您将变成什么样子?您最终会说的。
  “不,我不会告诉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不完全知道。”
  我们俩一起在那里看世界,看世界上所有的面孔,看了又看,并且说怎么办?拿这些东西、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又会怎么样?有时,我们百思不解。有时,我们哭着;有时,我差点扔下一切,扔下自己,扔下您,扔下一生。我们越来越不明白:事情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后来,又发生了变化,又重新开始了,不再停止。我给您写信。有时,情况不错;有时,我相信一切,就像孩子一样。相信只要看到那个人,那个人就长生不老。于是我看着您。我非常清楚地看见了您的目光。我读您的书,读所有的书,只要作者是同一个人。
  您呢,您在干什么?您跟我一样,跟您以前常做的一样:您看着我。您看着全世界,别的什么都不干。这是一件大事,占了您很多时间,让您精疲力竭,差点要了您的命。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不能总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种情况必须停止。1996年3月3日,这种情况停止了。那是一个星期天。
  我在那儿。
  哪里?


文字的真实(4)


  这里。还有那里。
  这是不可能的。
  完全可能。这我知道。我不很清楚怎么对您说,于是便给您写信。您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我们坐着那辆黑色的汽车,行驶在伊夫林的道路上。我们开着车,听着巴赫的大提琴独奏,变奏曲。您知道,就是当蓝色的卡车也驶向那几条道路时突然响起的变奏曲。那辆卡车运送着那位夫人和那个蒙在鼓里的司机。她说:“这没必要,让世界灭亡吧!”她笑了。
  好像我们喜欢那段音乐,喜欢那辆不知为什么行驶的卡车。不知道它驶向何方。那个女人,那个逃离禁锢、犹如平民的王后,我们真的很喜欢她。
  是的,我们喜欢她们。
  还有,埃内斯多,《夏雨》中的那个孩子,他并不遥远,他在游荡,他在所有的书中,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向他的兄弟姐妹背诵着《传道书》。
  他可能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
  是的,他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兄弟。他们互不认识,没必要认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既离又分。灰眼珠的那个小男孩也在,和他们同在这个世界中。和他们在一起。我看见他们在行走,来来往往。他们去了哪里,互不理睬。没必要。他们全都一样,同样天真,同样完美,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走着,散着步。有时,他们被认出来了,被看见了,被人看见了。他们摔跤了,不知道如何对付那些看着他们的目光。他们害怕自己的天真,怕伤人,怕给人造成痛苦,什么都怕。他们想跟大家一样,不想分开,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彻夜不眠。他们和我们一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活着。
  是的,我听到您说的话了。我看见我们在那个房间里,您口述着《夏雨》。完整的书名应该是《暴风雨的天,夏天的雨》。句子很对称。后来,我们觉得太长了。您决定删掉前半句。完整的句子书里面有。
  您在拉埃内克医院住了九个月。昏睡了九个月,日夜输氧,没有呼吸辅助器您就无法呼吸。我每天都来,看见的是一具躺在那里呼吸的身躯。那是1988年秋天。过了年您还躺在那里,一句话不说,和那台帮助您呼吸的机器连接在一起。后来,我不知道是病毒还是微生物使您的病情变得很严重。血压很低,身体发冷。我给您戴上帽子,盖上被子,心里非常惊慌。我相信您完了,我们几乎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听天由命,等待着,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我们决定让您醒来,我们不让您吃安眠药。
  您睁开了眼睛。
  您看见了我。
  您并不感到惊奇。我在那儿。您复活了,您活过来了,您说:“我要继续写埃内斯多。从这里一出去,我就要把这部东西写完。”
  还得等上几个月才能回圣伯努瓦路。我们俩从医院里开车出去。那是1989年夏天。九个月来,您这是第一次出去。我们出去时,您带着氧气瓶,您还需要氧气瓶,还有我。您说:“去森林吧,凉快凉快。”我们去了森林。一片碧绿。那儿的一切都是绿的。树木。您哭了,说:“我忘了这些树、这片绿。怎么能忘记它们。没有这片美景如何是好?不可能的。不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树,这片森林。”
  您哭了。
  我慢慢地在森林的小道上行驶,看着在张望的您。我任您一个人看着,任您为这么美丽的景象而流泪。
  您说:“这世界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开着车在森林中行驶。
  您不想回去。我说该回去了,晚饭早就准备好了。您说:“他们可以等。他们做的东西难吃极了。对,我们去买三明治,我们去‘拉杜雷’。那里的三明治天下第一。上学时,我有钱就去那里。肥肝三明治,太好吃了。走,迟点回去,这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去了王家路。我买了一套各式三明治和巧克力杏仁饼。
  我们回到医院,看到推车上放着两个托盘,饭菜用一个不锈钢罩罩着。您掀起盖子看了看,说:“不可思议!”您按了铃,说:“这东西根本不能吃。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三明治。”我们拆开三明治吃了起来。您说:“一点都不好吃。这杏仁,让人难以置信。”
  6月底,天很热。天安门广场出了事,您在电视上看着那些中国人……我们回到圣伯努瓦路。信件多得足有几公斤重。您坐在桌前,把所有的信件都拆开了。您打电话给保尔 · 奥查克夫斯基…洛朗斯1,您说书很快就将写完,“是的,我很好,一切都好。我会写的。我最终会尽量把埃内斯多的故事写完。也许是一部电影。我很乐意。”
  是的,您开始写作,沉浸在一种幸福中,一种欢笑,一种让人赞叹的自如中。您没有受到损伤。您口述,我打字,我们和那些兄弟姐妹一道大笑。那个孩子,埃内斯多,他独自在念《传道书》。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维特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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