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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糜稚系却π兄惺槭∑秸抡隆Ｖ琳拍辏�1359年）朱元璋又被升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又被进封为吴国公。这个时候，虽然朱元璋的势力已不可小视，但他还是甘心居于小明王之下，使用龙凤年号，而此时各路有势力的反元武装都纷纷自立，称王称帝。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克敌致胜的九字箴言（2）
至正十九年（1359年），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迎立徐寿辉为汉王；第二年，他又杀死徐寿辉，自己称帝。明玉珍自立为陇蜀王，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称帝，建大夏国。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相反，朱元璋一直记着朱升“缓称王”的话，不到时机成熟绝不称王。这一点，连足智多谋的刘伯温都有点替他着急——《明史·刘基传》里记载：“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既然小明王韩林儿是主，朱元璋军中有个规矩，每到新年，都要在中书省摆设小明王韩林儿的御座，朱元璋带领大家向御座行礼。
不料，这时只有刘伯温拒绝行礼，还说：“一个放牛的小孩子，奉他有什么用！”其实，朱元璋当然也有称王之心，但他不急于称王，而是“缓称王”。这么做，不仅避免自己过早地成为各路豪杰攻击的目标，而且利用了人们对小明王的迷信，增强了自己的号召力。《明史·韩林儿传》里说：“时太祖以孤军保一城（指和阳），而林儿称宋后，四方响应，遂用其年号以令军中。”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老一辈的中国人对明初儒生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应该不会感到太陌生——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九字方针，他的直接灵感就是来自于明初的历史。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局势做出的分析和提出的对策，显得那样简单、平易，但却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的。
朱元璋为了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护自己，避免消耗自己的实力，就要在各股政治势力之间周旋。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将领刘福通兵分三路，北伐元军。刘福通军东路攻入山东，中路经保定、大同进入塞北，攻入上都，西路进入四川，进攻甘肃、宁夏等地，刘福通本人也带兵攻入汴梁。一时间，“所在兵起，势相连接”，但各路北伐的红巾军也因此付出极大代价，最后相继失败。
然而，朱元璋此时却在划地自保，躲在后面，一直在悄悄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始终量力而行，尽量避免与元军发生正面冲突。不仅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部与元军将领察罕帖木儿部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暧昧。察罕帖木儿是元廷悍将，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元朝得以暂时不亡，多赖察罕帖木儿支撑。察罕帖木儿趁山东各路豪强相互攻杀之机，挥兵东进，一路所向披靡，无可抵挡。面对气势强盛的察罕帖木儿，朱元璋于该年八月派遣使者，致书察罕帖木儿，要跟他拉拢关系。
十月，察罕帖木儿攻克济南，元廷面临的危急形势一时大为好转。察罕帖木儿向朝廷报告了朱元璋军的动向，朝廷认为朱元璋可以争取，便于第二年派遣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从大都（今北京）出发，走海路到庆元，要任命朱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并赐以龙衣、御酒。而此时，朱元璋刚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
但很不巧的是，《明史》里说，元朝的诏书刚到达江东，察罕帖木儿就被人刺杀了，整个战局的形势顿时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不着再讨好察罕帖木儿，因此就没有接受元朝的任命。不过也有人认为，朱元璋遣使察罕帖木儿，可能曾经萌发过降元之意，但我们从他的胸怀和后来的表现看，朱元璋联络察罕帖木儿，不过是为了借通好来减缓他的军队对自己的压力。
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廓扩帖木儿继续统领义父的军队，仍然是支撑元朝统治的重要力量。朱元璋又故伎重演，致书廓扩帖木儿，与其通好，先后竟达七次之多。虽然廓扩帖木儿一直没有回应，但对朱元璋来说这一招还是多少收到了一点缓兵之计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有着非凡的自保能力和能伸能屈的机变才智。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统兵作战，无往不利（1）
打天下最根本的要靠武装，靠勇猛善战的军队。朱元璋必须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才能实现他的大志。我们说，朱元璋最大的本领应该是两点：一是能用人，他善于收拢天下豪杰为其所用；二是能治军，他善于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克敌制胜，无往而不利。那么，朱元璋是怎样治政治军的呢？
为什么这么多英雄豪杰都能为朱元璋所用？根据我的分析，首先，朱元璋能够开诚布公地任人用人；其次，朱元璋用人时做到了能放能收。而朱元璋能驾驭这些英雄的根本原因，在于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代，英雄们跟他朱元璋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
朱元璋善于识别人才、驾驭人才，在他的麾下不仅有徐达、汤和、邵荣，还渐渐聚集了邓愈、常遇春、俞廷玉、俞通海父子以及廖永安、廖永忠兄弟这批猛将。在他的幕僚中，不仅有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及李善长等人，还有朱升、叶兑，乃至一代大儒宋濂，以及刘基、叶琛、章溢等“浙东四学士”。他手下的武将无不骁勇善战，所向无敌；他身边的文士也无不是一时之选，足智多谋。在朱元璋统领下，他们上下一致，内外同心，故能无往而不胜。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善于争取敌军将领为己所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康茂才本是元军一名都元帅，在朱元璋攻打集庆时战败，后来归附朱元璋。康茂才投降后，得到了重用，立下很多军功，死后被追封为蕲国公。朱亮祖，本是元朝的义并元帅，先后两次因战败被朱元璋所俘，后亦为朱元璋所用，屡立战功，被封为永嘉侯。
朱元璋治军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建立了铁的纪律。自从朱元璋树立大志以来，就以“不嗜杀人”、“不以子女玉帛为意”来警戒自己。至正十六年（1356年），徐达带兵攻打镇江，朱元璋训诫将士们说：“吾自起兵以来，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缉士兵；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毋赦。”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正月，常遇春、邓愈等攻克了赣州，他们谨遵朱元璋不乱杀人的教训，深得朱元璋褒扬。朱元璋说：“予闻仁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捷至，予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兹！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
朱元璋的意思是，没有仁者之将就不会有仁者之师。曹彬是谁呢？他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的大将。在赵匡胤打天下时，他带兵攻打江南，在攻克金陵后，生俘南唐后主李煜，不妄焚杀，赢得了民心。朱元璋以常遇春、邓愈等人比之曹彬，当然也将他自己跟宋代开国皇帝相比，要像赵匡胤那样得民心、得天下。但是，要让一支队伍绝对听从命令，服从纪律，谈何容易！要知道，他带的兵本来只是一群蔑视礼法的乱民，是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为了让部众绝对听从自己的约束，朱元璋采取了最残酷的惩罚手段和最严厉的措施。
朱元璋立法严厉，执法果决。早在刚刚打下婺州时，为保证军队粮食供给，朱元璋下令军中禁止酿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依仗自己是大将之子，违反禁令，私自酿酒。当时，胡大海正在前方作战，颇受朱元璋倚重。都事王恺请求不要杀大海的儿子，以安他的心，但朱元璋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然后他竟然亲手杀了胡大海的儿子。
试想，如果朱元璋姑息了胡大海的儿子，军纪将会无法维持，军队将会无法统领，朱元璋也将会一事无成。相反，如果仅仅以失去一个胡大海的代价而维护了军纪，朱元璋便保住了军队，军队的战斗力也不一定会降低。朱元璋果断地执行了军法，结果，军纪和朱元璋的权威都得到了维护，军队的战斗力更强了，并且胡大海也没有叛变，对朱元璋反而更加忠诚了。
在元军和诸豪强的夹缝中，朱元璋生存下来了，而且势力不断壮大。以应天为中心，他逐渐控制了皖南，经徽州、建德，夺取了婺州（今浙江金华），进而占领了诸暨、衢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在现代体育比赛中，经过一系列赛事之后，在赛场上有能力争夺最后胜利的，只是少数精英选手，而这些精英间的争夺往往又是最激烈的。这时，在他周围，东北有张士诚，西边有陈友谅，东南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定，其中以张士诚为最富，陈友谅为最强。
面对这几位最有竞争力的对手，朱元璋应该从哪里下手呢？这时，刘伯温给朱元璋献计，说：“士诚自守虏，不是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益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他的意思是，张士诚自顾自，没有大志，不必担心。陈友谅本是徐寿辉的部属，但他控制了徐寿辉，并以此挟制部下，后来又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汉，控制了江西、湖广地区，地处应天上游，自恃兵力强盛，一直想东下消灭朱元璋。因此，应该先解决陈友谅。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就会更加孤立，那时候一举即可以将其平定。然后，再北上中原，攻打元朝，就可以成就王业。
这时，陈友谅也面临着进行最后一搏。他调集了全部兵马，顺江东下，进攻朱元璋，企图从朱元璋手中夺取应天。根据刘伯温对局势的分析，此时的朱元璋看到了机会，他感到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决定主动出手。他利用陈友谅的老友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诱使陈友谅早来进攻。陈友谅果然上了圈套，朱元璋以逸待劳，在龙湾大败陈友谅。
陈友谅逃脱后，痛感疆土日益缩小，愤恨不已，为雪耻复仇，便造大船，动员全部精锐，进攻当时已被朱元璋占领的南昌。
据历史记载：陈友谅“大治楼船数百艘，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舻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尽锐攻南昌。飞梯冲车，百道并进。”这时，南昌由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大将邓愈等人把守。陈友谅军围攻南昌三个月，还是不能攻克，但南昌的形势也很危急。朱元璋、徐达统率二十万大军前往解围，陈友谅被迫撤军。朱元璋穷追不已，双方便在鄱阳湖展开大战，这时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第二部分统兵作战，无往不利（2）
这是一场生死决战。朱元璋拼死救援既是为求生存，也是为了扫除障碍，为将来夺取帝位做最大的努力。两军相遇于康郎山，因为陈友谅的战舰巨大，而且连锁为阵，朱元璋的船小，士兵无法仰攻，连战三日，几乎失败。但这时突然刮起了东北风，朱元璋军于是乘风纵火焚烧陈友谅的战船，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等人被烧死。陈友仁号称“五王”，是个独眼龙，有勇气，也有谋略，素得陈友谅的信任。陈友仁的死，使得陈友谅锐气顿失。
这时，朱元璋乘胜追击，同时施以攻心之计。他写信给被围困于鄱阳湖的陈友谅，说：“吾欲与公约从，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计，肆毒于我。我轻师间出，奄有公龙兴十一郡，犹不自悔祸，复构兵端。一困于洪都（今江西南昌），再败于康郎（今江西余干县西北鄱阳湖中），骨肉将士重罹涂炭。公即生还，亦宜却帝号，坐待真主，不则丧家灭姓，悔晚矣。”
短短一封信，两次出现“俟天命”、“坐待真主”的话，正道出了朱元璋心中意欲称帝的强烈愿望。即使陈友谅不来进攻，朱元璋早晚也会将其除掉，因为陈友谅已经“僭号”了。朱元璋心里想，这帝号是要留给自己将来用的。陈友谅并没有给朱元璋回信，他对这封带有侮辱口气的信愤恨不已。
战斗还在继续。朱元璋的船虽然小，但行驶轻便；陈友谅军队的战船都是艨艟巨舰，不利于旋转进退，因此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