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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3-黄裳卷    :皓首学术随笔-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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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有这么一种传统,凡是出过名人的地方,都往往有人为它编一种总集,把历史纪载、风景名胜、图绘绣像、名人题词……汇刻在一起,以为纪念。刻这种总集的人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在当地做官的,其目的除了表彰“乡贤”之外,也大抵为了让自己得附骥尾以传。如《钓台集》、《苎萝集》、《王官谷集》、《醉翁亭集》、《黄鹤楼集》……就都是的。    
    这册《名贤诗》里的作者,大抵生活在南宋晚期直至元末这个时代里。最晚的两个作者是钱塘姚黼和高昌铁穆尔。就刻板风气看,这一叶也较迟。铁穆尔不详,是元人无疑。姚黼是姚绶的父亲,已经是洪永中人。因此此集的下限可以肯定是建文元年己卯。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3)

    揣想这个集子最初刻成,应该已经有十叶左右。它所根据的是岳墓的石刻或题壁,也可能从别集转录,后来就逐渐增益,也还有陆续从别集中辑录的作品,因此它的时代次序并不明确。最后殿以“通议大夫前建德路总管兼府尹方回撰”、“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行江淛等处儒学提举赵孟书”的《岳坟褒忠衍福寺复业记》(大德九年乙巳中元日记)等五篇记文,最后才是姚黼等的诗。这几叶庙记是最好的元代板刻代表作,是依赵子昂手书原迹上板的。但有两叶板片上方已有补刻痕迹,也足为建文重印时修补之证。    
    所收诸家除陶、田二书已著录者外,还有金华胡月山(雪江子)、澹庵胡邦衡、秋崖方巨山、蜀郡牟景阳、眉山程正辅、刘改之、张安国、天台陈刚中、陈基敬初、丹丘柯敬仲、会稽杨廉夫、贯酸斋、遂昌郑明德、达兼善、段吉甫、天台僧观大千、江西高若凤、赵郡苏大年昌龄、真定王鉴明卿、钱塘姚黼等人的诗词。应该说,陶宗仪所选的几首诗是较突出的。但他所选尚有未尽之处。如潘子素诗有二首,陶选其第二首“海门寒日”一律,其第一首云:    
    湖水春来自绿波,空林人迹少经过。夜寒石马嘶风雨,日落山精泣薜萝。江左长城真自坏,邺中明月竟谁歌。唯馀满地苌弘血,草色年深碧更多。    
    林清源诗亦有两首,其未选入一律为:    
    岳王坟上褒忠寺,地老天荒恨尚存。介胄何堪投狱吏,衣冠无复望中原。青山能揜苌弘血,落日空悲蜀帝魂。辽鹤不归人事别,吴宫秋草又黄昏。    
    至于丹丘柯敬仲所作有四首,题下注“重兴祠宇后作”。缪艺风、曹君直等辑《丹邱生集》只得其《结发行间》一首(原第二首)。另外三首是:    
    建炎谁为致中兴,武穆由来志可凭。传檄燕云惊四海,出师河洛慰诸陵。长驱铁马知无敌,欲扫黄龙竟不能。禹穴松楸无麦饭,钱湖香火有山僧。    
    英雄已矣更何论,思沛空飞汉帝魂。区脱几年悲紫塞,琵琶万里泣黄昏。西湖花木明春苑,南极星辰动海门。谁念前朝轻社稷,怨歌唯有旧王孙。    
    行尽西泠见墓林,落花飞絮总伤心。数声杜宇迷清昼,两个麒麟卧绿阴。座上高僧能说法,道旁遗老尚沾襟。平湖箫鼓非前日,隔岸楼台暮霭深。    
    敬仲对岳飞祠墓的恢复曾经出过力,这几首诗写得也有感情。很可以帮助我们对他的了解:这位元朝帝室的文学侍从之臣,原来也是岳飞的同情者。    
    贯酸斋到底是个散曲作者,他的一首绝句就很有些民间文学气息,在一大堆诗人里别有特色: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山河把不牢。    
    酸斋诗后就是《武昌军卒欲报主仇有作》:    
    自古忠臣主见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只见花开不见飞。    
    这首绝句也有其特色,不象是假托的。最后一句嵌入了岳飞的名字。前面两句透露的思想十分真实。好象历樊榭也不曾见过,未曾收入《宋诗纪事》。    
    这一卷诗尽管有佳作也有平庸之作,但却一致表示了对岳飞的同情及对宋高宗和秦桧的斥责。他们把赵构看做“儯酢保押ㄎ韬降拇笮」倭懦馕坝古保缥淞稚蚴寰吹氖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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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一些为秦太师辩护、为“和议”张目的论客们,正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不是连并非汉民族的许多诗人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么?有什么根据说和议是当时的要求呢?说这是赵构和秦桧的要求倒是无可非议的。还有些论者拼命研究岳飞是不是高宗的“爱将”,或说岳飞的被杀是因为主张建储得罪了皇帝……这都实在不免太迂枉了。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4)

    还有一首无名氏的绝句,那说法看来颇为别致:    
    复得中原后杀身,将军未必恨奸秦。中原未复将军死,千古英雄恨莫伸。    
    粗看这位无名氏的意见,似乎是想把岳飞说得更为高大,好象只要能收复中原,然后被秦桧害死也可以不必计较了。但这实在只是一种空论。岳飞和秦桧一伙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要收复中原,就必须先消灭秦桧,正如秦桧是以害死岳飞作为他投降的必要手段,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来说的。这位无名氏诗人,可能是意在新警,反而弄得进退失据了。    
    至于紫阳方回居然恬不耻地撰写庙记,畅论忠奸,可以不必更论。直以小丑打诨观可矣。    
    1965年    
    补记    
    《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卷首大题下属“住山僧可观录”;卷尾有一行云:“岁在己卯菊月住山僧高会重集。”这两条记事曾经引起过前人的疑难,指出己卯有可能是明建文元年。这个问题可以从原书本身提供的线索得到解决。    
    按《名贤诗》第五叶有宇文子贞一诗,诗前小序略云:“泰定丙寅(三年,一三二六)以来,主僧可观,世业儒,知向慕名贤大夫士,若柯君敬仲郑君明德,既表章之,而郡幕长李公全初,又出资经始,为当道倡……盖有十三年而故物始完。”这一叶板心下有刊工金子中的姓名,开板风格与《宋史》也是一致的,可证是同时所刻。这位“前进士、京兆宇文公谅”的诗正刊于《永嘉高则成和子昂韵》一诗之前。    
    据宇文诗序,可观是从泰定三年就在岳飞祠庙里主持了,他经营修整恢复工作一直进行了十三年才大体完成,这就是至元五年己卯(一三三九)。在这十三年中间可观收集了来访者的题诗,随得随刻,作为赠送游客的纪念物。这就是《名贤诗》写手刻工行格前后不一、差别极大的原因。    
    到了祠庙修复完成的第二年(至元六年庚辰,一三四○),请郑元祐写了《重建岳鄂王精忠庙记》,写入了“住山可观”的姓氏,刻了碑。同时又将历年收集刻好的诗篇,重新整理,这工作在前一年由住山僧高会担任,与修建工程同时毕工。旧板经过十年左右的印刷,板片有些已经漫漶,需要重刻或修补。今本有几叶板框上方就留下了明显的补刻痕迹。有些新作也需要补入。因为只是修补而非重新编刻,所以一切因陋就简,诗文杂出。连请“前进士三山吴叔巽”所写的《重建岳鄂祠寺诗序》也不刻在卷首,只附刻在叔父郑明德重建庙记之后。序里有几句话,可以作为当日编刻此集的说明:    
    今可观大手笔刻于石矣。然无古人之好善与复古者,未尝不播之声诗,以感发人心,此有在乎今之歌咏者,不可缺也。……于是乎序。并以审夫当世才士亡激于义者,形之编集,必当有杰作焉。    
    《宋史》刻成后有咨文,在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全书卷帙浩繁,决非短期中所能完成。《名贤诗》陆续刊刻于一三二六至一三四○前后,约略与《宋史》的刊刻同时进行。刊刻风格呈现种种不同面目,通体写刻,有大字、小字,有工丽的赵书(如方回撰《岳坟褒忠衍福寺复业记》旧碣,就是赵孟的手书,虽已缩为十二行、二十四字,但看得出是从原迹忠实地临抚下来的),有狂放的大字行书,有古厚朴茂的正书,中间杂有当时流行的别体。刻工姓名有金子中、金、陈仁甫、徐良;板心有“诗”、“后诗”、“旧诗”、“拜王诗”字样;板心上方间记字数。板心双鱼尾也有不同的规格,板框单阑双阑也不一致。因此这《名贤诗》又是集种种元代杭州地区雕版不同风貌于一书的标本。    
    1983年8月12日


《黄裳卷》 第三部分关于方回(1)

    关于方回    
    将近五十年前,在重庆九龙坡的校园里,从图书馆摊在地上晾晒的图书中,偶然发现了一批商务印书馆印的“四库珍本初集”,其中有一种是方回的《桐江续集》,取来一翻,就碰上了“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的句子,不禁被深深地打动了。望着扬子江头烟雨迷蒙中的黄桷树和孤零零的一座小房子,无端兴起了一种寂寞寥落的哀愁。想想看,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怎么忽然会有了这样的“迟暮之感”,是很奇怪但其实也并不奇怪的。    
    从此,这两句诗就一直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一直到已经七十岁了的今天。那全诗记不得了,这以后也一直没有再遇到过《桐江续集》。又是一个偶然,从新出版的《汪辟疆文集》中看到了一篇讲方回的文章,其中就引了这首全诗。汪先生说,“虚谷(方回)每岁重九皆有诗,诗皆有苍凉迟暮之感”。汪先生是老辈,在抗战中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这部“四库珍本”,而且同样注意到了这首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倒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在这里,年岁的差异并不重要,起着主要作用的只能是时代与环境。方回那首的诗题是“九日约冯伯田、王俊甫、刘元辉”,全诗是:    
    山雨初开一望之,似无筋力可登危。    
    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    
    今岁江南犹有酒,吾曹天下谓能诗。    
    肯来吊古酣歌否?恰放黄花一两枝。    
    汪先生评此诗说它“看似寻常,然气象阔大,老骨秋筋,味之弥永。此为诗人独到之境,唐人自杜公外无人可领会矣”。评价可谓极高。方回有《瀛奎律髓》,选辑唐宋五七言律诗,加以评论,一直流传不衰。他平生论诗宗旨,以骨干苍劲意境老澹为主,特别反对偶俪、妩媚作风,认为工丽之极的作品都不足以言诗。他又推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他在宋末江湖派风靡一世之际,站出来发表这些议论,影响是巨大的。这影响一直延续到晚清以还举世推重宋诗的时候,人们还把《律髓》看作诗人的“枕中鸿秘”。但早在清初,方回的诗论就已受到冯舒冯班的批评,稍后纪昀更撰《刊误》,都指出了这一派诗论的消极影响,那就是误会了瘦硬、真朴的诗境,以为只有拙与粗是能使诗格老苍的唯一路径,从而把诗歌中抒情的分子排除净尽,剩下的只是拙劣干枯的押韵语言。方回想校正一种流弊,结果却产生了更大的流弊,这种事例在诗歌发展史中是不难发现的。    
    皓首学术随笔卷关于方回方虚谷在诗文评方面虽然留下了不能抹杀的业绩,但他的生平行事却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异的典型,似乎比他的诗文创作还要更值得注意。这是后来读了几种笔记以后才知道的,当时曾想,写出了那么沉痛苍凉诗句的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么?    
    方回在宋亡以前,曾与权相贾似道有过一番纠葛。他参与了廷试,本已为文天祥等取为第一,但后来被贾似道否定了,降为乙科首,从此深怨似道。不过又惧怕贾的权势,作“梅花百咏”媚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记其事:    
    方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遂得知严州,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未几,北军至,回倡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氈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风派人物,但表演得淋漓尽致的,无逾于晚明的阮大铖,现在又发现了四百年前的方回,其举止言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确是值得深思的事。这大抵是埋伏在知识阶层身上的一种痼疾,平时不易发现,等到社会大变动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方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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