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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3-黄裳卷    :皓首学术随笔-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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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杭之西溪,奥区也。梅花之盛,不减铜坑。明季江浙耆旧多遁迹于此。故某尚书尝往来其间,今永兴寺犹藏柳如是手书小笺,题云:《次韵永兴寺看绿萼梅作》:“乡愁春思两欹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漾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后署河东柳隐,当是和尚书之作,诗字皆婉媚。    
    这是手头仅存的两则柳如是佚作了。


《黄裳卷》 第二部分关于柳如是(7)

    清人集中多有题咏柳如是遗物的,据所见条列如下:    
    (一)柳如是砚,背镌“秋水阁”印,印上有“如是”小款。砚右有“壬午”二字。(休宁戴延介《眉妩》词注。砚藏“吴竹桥仪部”处。)    
    (二)柳如是印,“消寒第八集席上,眉卿出一印章,云得之赵秀才家。朱文如是二字,旁刻癸未春楚秀镌赠,其为绛云楼中物无疑。癸未崇祯十六年也。”(孙原湘《消寒词》注)(又见潘介緐《晓梦春红词》)    
    (三)红豆山庄玉杯:“江静萝明经(曾祁),予乙卯同年也。自言高祖处士某,工俞柎之术。陈磪庵先生集中有传。处士曾为河东君疗疾,宗伯以玉杯为赠。上镌红豆山庄款识,属子孙世宝之。后为他氏所得。静萝踪迹赎还。今夏值君六十寿辰,出以觞客,属予作。”(孙原湘诗题注,《天真阁集》卷二十三)    
    (四)唐镜:“周南卿得柳如是所藏唐镜,背铭曰:‘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初白老人有诗云:“宗伯清世莫知,花映日月临池。点妆巾帽俱新样,不用喧传挽镜诗。”见《金陵杂咏》。“南卿拟拓柳本装册,并摹河东小像于左,索同人题句,爰赋四绝。”(钱唐张云璈《知还草》卷五)    
    “镜背铭曰:(略,上下两联误倒),其旁刻‘蘼芜’二篆文,极遒劲。中为夔螭,刻画飞动。小折叠架,上刻‘绛云楼印’四字。”(邓之诚《古董琐记》七)    
    (五)青田石书镇:“石长二寸有半,广二之一。刻山水亭树,款曰‘仿白石翁笔’,小篆颇工致。面镌:‘崇祯辛巳畅月柳蘼芜制。’今藏王砚农处。’(张鉴《冬青馆乙集)二)    
    (六)柳如是沉香笔筒:“陈文述《碧城仙馆诗钞》卷六,有此题七绝四首,无注。其第二首云:‘也合裘锺记小名,沉香禅味悦温馨。真珠四面泥金字,留得尚书旧日铭。’约略可知原物形状,其上并有牧翁铭记也。”    
    丁巳小雪前四日写毕    
    后记    
    十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有关柳如是和她的诗集《湖上草》和尺牍的小文。后来泛读明清人集部,注意收集有关材料,更集得资料一小册。凡此种种,前些年都被劫掠以去,至今存亡莫卜。偶于劫余丛杂中检得手抄数叶,皆有关柳如是事。盖后来陆续抄得者。去年闲居无事,即据此重写为一文。观点还是过去的观点,不过少加条理。资料贫乏,但有些却不多见,怕更因我而散佚,所以也一并写入了。看了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这是完全说不上什么研究的。    
    大约两月前,偶然得知故陈寅恪教授有《柳如是别传》的著作,都五十万言。真是空谷足音,跫然以喜。今天于《学术研究》中得读其第一章,十分高兴,也颇有感触。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其专门著述多涉及南北朝隋唐史。陈先生读书极多,又能突破旧史家樊篱,“旁涉梵夹道藏”,运用域外资料,为比较之研究,遂多创获新解。但有一点是很特别的。他虽然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但在著述中却随时随地流露出对文学的偏爱。早年的论《桃花源记》,后来的研究元白诗,继以论述弹词《再生缘》,都是证明。而其最终的研究对象乃是柳如是,尤其使人感到绝非偶然。从《柳如是别传·缘起》一章,可以看出他对柳如是的同情与重视,称之为“女侠名姝”,尤看重她的思想、品质。陈先生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些话说得十分痛切,也是有卓越的史识的。对于女性的同情,尤为难得。陈先生《题牧斋初学集并序》诗有“谁使英雄休入彀”句,自注:“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这是说,柳如是和钱牧斋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是有鲜明的差异的。我没有读过全稿,不能确说,但从“缘起”看来,陈先生因为同情柳如是,是很想为她“辩诬”的。他说:“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有关柳如是的传说、记载,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复杂情况,但是,这中间并不完全是“诋诬”,有些倒是真实的。柳如是是一个被侮辱、损害的女性,但她后来地位变了,挤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她的叛逆的性格,使她蔑视、践踏封建礼法,因而作出许多使正人君子攒眉怒目的事来,但这许多,终究是地主阶级腐朽本质的表现,历史的真实,不能曲为之辩的。同样,对待钱牧斋的态度也是如此。历史上有不少人对钱牧斋采取宽恕态度。如黄梨洲,魏耕……例子不少。这些人往往自己就是明遗民,但并不反对“二臣”钱牧斋,当然其中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蒂,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同,这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陈先生对钱牧斋的态度与对柳如是的不同,但总还是不无“温情”。他说“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这就是说钱谦益的迎降、出仕,都不过是难免的,这就和陈先生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清金溪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为王安石辩诬的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旧史学“辨诬”的代表作。其中自然有丰富的材料,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证。但其中也有大量十分可笑的“考证”。蔡上翔以同乡之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按照封建道德的标准,把王安石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作了不少愚蠢的努力。那是不足为训的。这本书前些年被捧上了天,那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把戏,出版者是有责任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柳如是别传》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倾向,未读全书,不能确说,这里不过是对“辨诬”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钱、柳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当然不只局限于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很重视这部著作的,他集中了晚年的精力加以研究,而且自述其开始研究的经过说:“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检所学之深浅也”。这绝不是泛泛的谦词。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运用典实丰富之外,尤为困难的是,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种种关涉,每每不易索解。困难不在古典,而在“今典”。古典不论如何僻奥,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可以查。今典则往往只存在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间有记述,也往往十分隐晦,而且多半毁失了。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远。在这方面,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很可贵的。这里需要的不只是素养,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艰苦的钻研精神。“缘起”中有一两个小例子,说明他的治学方法和成果是会使读者信服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天才,而是实干。当然,对考证的是否繁琐,无论什么时候是都会有不同意见的。我以为,只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解决实际的课题,应该都是允许的。虽然对具体课题的现实意义,会有不同理解。但这也应该允许不同的看法并存。    
    我非常希望这部五十万言的著作能早日出版。我相信,将有大量使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疑难处所,因之获得解答,对这一时代和一些具体人物获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使我得以修正、补充过去认识的偏颇、错误。    
    1978年7月21日    
    


《黄裳卷》 第三部分关于张宗子(1)

    关于张宗子    
    张宗子著作以《梦忆》流布最广,文集至光绪中始墨板,传世亦稀。十余年前先后得《史阙》、《琅嬛文集》二种,皆张氏手稿。前者出于越东山中,后者则丁氏八千卷楼旧物。叹为双美。    
    宗子平生著述甚夥,其曾于生前墨板者,只天启中刻《古今义烈传》八卷一种。他书不传。甲乙之际,国破家亡。遗稿藏于家,子孙无力刊刻,亦不敢刻也。康熙季年始刊《西湖梦寻》五卷于粤东,是为家刊最早之本。(宗子他种著述,略见《琅嬛文集》跋,今略。)又有汉阳朱氏乾隆中抄《评东坡和陶诗》一册,后附宗子补和二十四首(见会稽周氏《旧书回想记》)。又《快园道古》一种,则见于《梦寻》原刻《凡例》。年来浏览所及,仅乃得此。今《琅嬛文集》卷一存自撰诸书序文,尚十余种(《自为墓志铭》所著录自撰诸书,尚有《张氏家谱》、《明易》、《大易用》、《说铃》、《昌谷解》、《傒囊十集》、《一卷冰雪文》等),恐皆无从踪迹矣。    
    光绪丁丑刻《琅嬛文集》,为湘潭黎培敬刻,所据则会稽王惠藏本。王氏跋云:“余束发时,读书于山阴余浣公侍御家。检其藏书,有《琅嬛文集》一帙。蚊脚细草,蟫蠹褵衤丽,盖张陶庵后裔世传而尚未付雕者也。余见而攫之,五十年来,藏之敝簏。”跋作于道光戊戌,知其得书于余氏大观楼,当在乾隆末。而郑刻《史阙》跋文亦言所据原底为蚊脚细草之本,意此皆当日清钞底本,余所藏二种则草稿也。独怪大观楼本,何以无诗?宗子曾有《琅嬛诗集序》,意必已另编,只纳《古乐府》一种入《文集》中耳。    
    宗子撰著最显者为《梦忆》、《梦寻》二种,皆作于甲申以后,以遗民而追忆前朝盛事。时家已陵替,窘辱之余,缅怀少年贵盛往迹,文字悲凉,可方《武林旧事》,《东京梦华》,然其晚年生涯,人多不知。此诗稿所存此类资料甚富,尤以记清初江南变乱情状为有史料价值。集中有甲申以前诗,而大半为国变后所制。最晚之作为庚戌十月诗。庚戌为康熙九年,宗子年七十四矣。(《绍兴府志·宗子传》云宗子卒年九十三)    
    皓首学术随笔卷关于张宗子宗子《自为墓志铭》,自论平生,极痛切率真,文字亦佳。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乃更无第二人。其略云:“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张岱稿本《琅嬛文集》    
    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因自为墓铭,其忏悔心情,与遗民心事,俱跃然纸上。《琅嬛》一集,大抵皆可为此两事做注脚。此集幸而未刻,亦幸而深藏密锁几三百年,遂得逸出禁网。岂非不幸中之大幸。宗子自叙其诗,言少喜徐文长、袁中郎、钟伯敬、谭友夏之作,亦尝学之,然终当自具面目。今观此集,则诚非徐、袁、钟、谭之诗也。其诗之所抒写,大略为如下数事。记乱后生活,记撰朱明国史,记诸方美物。贯串其中者,遗民之心事也。甲申以前作多不佳,然亦有数端可采。五律有《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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