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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所提的中国代表团，就是回来转达了十三世达赖“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之谈话的甘肃省代表团。由此可以看出，即便达赖对两头都是“以虚与之周旋”，态度也有明显不同。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新靠拢中国，大部分是迫于无奈，而谈不上什么“拥护祖国统一”。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巴不得中国陷入四分五裂，永远不要统一和强大的。贝尔描述过另一个细节，当十三世达赖听到日本已经向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 。十三世达赖没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天，否则那对他一定是值得庆祝的节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藏很可能在民国时期就会重新被汉人军队重新占领，而不是非等到共产党时期。即使在与日本交战时，蒋介石也曾强硬地表示要派军队进藏，要求“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飞机轰炸” ，并真地在青康方面对西藏作了军事部署。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33年年底逝世，享年57岁。他执政37年，领导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藏独立的事业。他的死使中国看到了利用和平手段重返西藏的契机。1934年，以吊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民国政府派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专使进藏。那是1912年中国人被逐出西藏以来中国第一次大员进藏。黄慕松模仿清朝驻藏大臣，走四川到西藏的传统路线，仪容仪式也甚讲排场，力图唤起西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回忆。在黄慕松使藏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拉萨参加典礼时的队列：
一、 马队三十骑；二、 仪仗全副；三、 军乐队一班；四、 僧俗官四员领导；五、 彩亭，中置玉册玉印，外用黄皱纱围绕，遍扎彩球，国旗党旗交叉于前，四人肩舁；六、 郭队长率卫士四人护亭；七、 专使乘大轿；八、 全体职员乘马；九、 卫士十人。
不过他能做的也就限于摆摆场面，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际进展。据他记述，他带去与西藏谈判的中国立场是：
甲、请西藏首先认定之前提二点：一、 西藏当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 西藏服从中央。乙、对西藏政治制度之声明：一、 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二、 保持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之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其在对外，则必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如：（一） 外交应归中央主持。（二） 国防应归中央筹划。（三） 交通应归中央设施。（四） 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中央分别加以任命。丙、中央既许可西藏自治，则为完整国家之领土主权计，自应派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一面指导地方自治。
对比可知，以上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也是后来共产党与西藏谈判“和平解放”的基础。西藏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是因为共产党的大军已经挺进西藏，它别无选择。而国民党政府仅仅靠仪仗队的威严是吓不住西藏人的。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年间，履行摄政职能的西藏政府基本保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针，一方面虚与委蛇地对中国进行口头迎合，另一方面坚定地保持西藏实质上的独立。他们对黄慕松表示，“与英人来往，纯为一种交际，西藏不能独立，惟中国可靠，但办事步骤，不宜过急” ，口径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如出一辙，就是不对具体问题作承诺，反过来全是要求从中国得到好处。最终黄慕松无功而返，其使藏成果是在拉萨留下了一部电台和一个联络机构。西藏政府随后照样同意了英国人也在拉萨设立电台和代办处，此举足见其玩弄平衡的意图。黄将军返回内地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管西藏事务。他把重新控制西藏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正在内地流亡的九世班禅喇嘛身上。西藏之所以产生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并存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在达赖去世时，班禅可以继续履行宗教领袖的职能，不致在下一世达赖长大成人之前存在太长的真空。九世班禅喇嘛自1923年逃离西藏后一直由中国政府供养，如果他能在此时返回西藏，无疑有利于中国对西藏发挥影响。西藏及青康地区的藏人当时掀起要求班禅回藏的呼声。而西藏政府担心班禅返藏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增强西藏的亲汉势力，口头对班禅回藏表示欢迎，实际上层层设置障碍。然而无论如何，一个机会已经出现在中国面前，急于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可以给中国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甚至可以“在班禅的请求下”动用武力，在把班禅送回西藏的同时重新控制西藏。正在这时，中国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中国变得更加需要依靠西方了。英国一直反对班禅返藏，更不会容忍中国对西藏用武。民国外交部立刻对派兵护送班禅返藏的方案提出异议，强调“此时国难紧急，在国际情形上，总以不引起任何强大友邦之反感为宜” 。国民政府只好暂且放弃经营西藏，全力对付日本人的进攻。1937年8月份的行政院会议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漂泊中国内地十五年、处心积虑盼望返藏的九世班禅喇嘛受此打击，三个月后即与世长辞，年仅55岁。因为班禅进藏问题陷入僵局的中藏关系由于班禅去世有所缓解。接替黄慕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借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际再度以中央大员身份进藏。他对西藏采取了从感情入手进行笼络的做法，为此礼品就带了三百多驮，给达赖个人的礼品得八十多人抬。吴忠信的随员朱少逸记载，给达赖的礼品内有：
赤金纪念章一枚，重约三两；金字银屏四扇，长均五尺，宽二尺；纹银浮图一，花瓶二，高各三尺许；纹银果盒一，径盈尺；珊瑚佛珠一串，计一百零八颗，粒皆大如拇指；绿玉碗二，精凝滴翠；福州漆挂屏四扇，技巧绝伦；余如湘绣屏画、景泰蓝器、细瓷餐具、金丝地毯，以及各色绸缎呢绒、粗细茶叶，凡二十六色、二百四十余件，纯系国产名贵之品，价值在十万圆以上，馈赠之厚，创民国以来之新记录。
西藏三百多六品以上的僧俗官吏，均有馈赠。西藏三大喇嘛寺上万僧人，也都得到布施，平均每人给藏银七两五钱，吴忠信自称“此次布施之范围既广，而每人所得之实惠，亦为空前所未有也” 。他还带去一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在拉萨大行医道，妙手回春，“活人无算”，治愈的病人包括达官显贵乃至活佛，同行者为此赠诗：“佛能活人难自活，君能活佛更活人” ，与共产党后来在西藏搞“统战”的手法如出一辙。然而所谓政治，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不被感情左右。西藏统治者收下厚礼，并没有因此改变原则，甚至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之前见一见转世灵童的要求都不同意，直到吴忠信以带团离藏为要挟，才取得藏方妥协。随后又在坐床典礼的座位排列上发生争执。最后是照驻藏大臣旧例给吴忠信安排的座位，这即被视作体现中国主权的重大胜利，为以后中国人多次援引。殊不知仅把主权体现在这点小事上，本身就已经说明这种主权的虚假与无奈。当时的西藏摄政热振历来被中国史界评价为“热爱祖国”、“拥护统一”。吴忠信进藏时热振对其态度友好，然而凡涉及实际问题，都圆滑地推托。使吴忠信进藏基本未取得实际成果。在吴忠信的亲笔记载中，热振对民国政府要求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一事回答如下：
（一）藏中内情复杂，人民疑虑夙深，此时骤设高级机关，易滋生误会。（二）英国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央与西藏问题之开展，不无顾虑。（三）按照十三辈达赖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众大会解决，预计万难通过，届时徒损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四）此次完成达赖坐床典礼，汉藏情感恰臻圆满，此时吴委员长尽可先行返京复命，本人在此当再徐为运用，总期达到中央希望。（五）本人受中央厚恩，无时不思竭诚图报，既有所见，不能不掬诚相告。
其圆滑程度，可以略见。热振真正表现出“亲汉”是在与其后任摄政达札进行权力斗争处于下风之时。那时他的代表向民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请求中央下令要达札交权；二、借款二十万元作为帮助热振复出的活动经费；三、如果前两项不成功，务请国民政府派军队和飞机支援，迫使达札交权 。所以，亲汉不亲汉，关键在有用没有用。指望西藏人自觉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过是自作多情。1949年中国又面临政权崩溃。国民政府在中共的强大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引起西藏上层的担忧。一位西藏的贵族官员后来回顾说：“我们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已经很清楚，无论他们怎样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都不能做到。他们声称要做这做那，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那里被他们占领了……这些人的言行确实很认真。”同时，噶厦政府认识到，这是自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以来又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他们找了一个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似乎冠冕堂皇的借口──清肃共产党，逻辑却颇为牵强：汉人中有共产党，将来会把解放军引进西藏，共产党皆秘密工作者，隐藏甚深，无法区分辨别，因此为保险起见，只有将全部汉人驱离西藏。1949年7月，藏政府派兵包围国民政府驻藏各机构，封闭电台，限制汉人活动自由。但是这一次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在藏汉人没有军队和武器）。噶厦为汉人举行了宴会和送别仪式，然后分批将所有汉人在藏军押送下送至印度，驱离西藏。西藏又一次彻底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国民党政权那时已经自身难保，除了几句软弱的口头表态，不可能做出实质性回应。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其政权机器瓦解的程度。当年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常希武回忆，他在1949年7月9日16时，用备用电台把噶厦驱汉的消息以“十万火急”之等级发往重庆总台，第二天上午10点又与重庆总台再次通报，并收到对方的收妥凭证 。然而国民党政府住印度新德里的大使直到7月21日才得知西藏驱汉，那时汉人官员已经全部离开拉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则拖到8月8日才回电噶厦表示抗议。西藏从本世纪的1912年到1951年四十年间，实现并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无论中国人怎么狡辩那段时间它对西藏实行了何种主权，都只能被归于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评论，那是足以使西藏独立事业自豪的四十年。然而历史有时会安排一些伏笔，最终是祸是福要在时间进程中逐步显现。中国人比西藏人更早地进入国际社会，接受了西方的主权标准并且学会了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当它无力对真正控制西藏做出实际行动的时候，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世界不停地宣称西藏属于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咬文嚼字，坚持自己对西藏的主权，在任何涉及到西藏问题的文件上进行字面上的坚守。国民党政权在这一点上做得很认真。同时西方国家也不能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存在，尤其又是二战时期的盟国，于是它们满足于当时的现实──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则把西藏当作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这种双重标准是后来西藏政治地位之混乱的来源之一）。当时的西藏却没有从东方式的思维转变。正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就宁愿把自己封闭在雪山深处，不理睬外面事情，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和中国人争论那些口头概念。查尔斯·贝尔记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愿进入国际社会的理由。十三世达赖这样解释：
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可能希望向西藏派驻代表，其他国家的旅游者也可能希望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些代表和旅游者就可能向我本人和西藏政府提出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我们的风俗习惯往往与欧美不同，而我们又不希望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有可能来西藏，企图传播基督教，就有可能与我们的宗教唱反调，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当历史为我们拉开距离，回头再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