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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掀开了。自这之后，有多少只无情的手在阻止这块面纱重新落下啊！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报仇雪恨
到了里昂，我便离开了戈弗古尔，去萨瓦了，因为我不能狠心离妈妈那么近而又不去看看她。我又见到了妈妈……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上帝！她堕落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那早期的美德还剩下点什么？她就是蓬韦尔神甫把我推荐给她的那位当年那么光采照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好疼呀！我看到她已别无出路，只有换个环境。我早就在信中多次央求她前来同我一起安静度日，我愿意同泰蕾兹一起倾毕生精力使她幸福。我又再次急切地央求她，但无济于事。她死守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劝告。可她的年金虽说是照样发放给她，但她自己却早已得不着一分一厘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要不是我很清楚给她再多她也得不到一分钱的话，我原本是该多给她一些的。在我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她去沙伯莱旅行了一次，并到格朗日运河来看了看我。她钱不够，无法继续往前走，可我当时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过后，我让泰蕾兹把钱给她送了去。可怜的妈妈！容我把她这一次表现的善良再说一下吧。她的首饰最后只剩下一枚小戒指了。她把它摘下来戴在了泰蕾兹的手指上，但泰蕾兹随即又把它戴回到妈妈手上，并热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可是我偿还欠债的时刻啊！我必须抛弃一切跟随着她，与她相依相随，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直到她最后的时刻。可我根本就没这样做。我因另有所系，只觉得对她的感情有所淡漠，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会对她有什么帮助。我为她叹息，但却没有跟随她去。我一生所痛感的内疚中，惟有这是最痛心疾首、最抱憾终身的。因此，我理应受到自那时起便一直缠绕着我的可怕的惩罚。但愿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我的薄情负义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它却撕碎了我的心，说明这颗心绝不是一颗无情无义的人的心。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已草拟了我的那篇《论不平等》的题献词。我在尚贝里时，把这个题献词改好了，并注明写于尚贝里的日期，因为我觉得还是不注明写于法国或日内瓦的好，免得有人找碴儿。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召唤我来此的那股共和主义的激情中了。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这激情有增无减。我受到各行各业的人的款待和宠爱，爱国主义的激情充满在我的心中。我因摒弃祖辈所信奉的宗教而另拜了一个神明，被剥夺了公民权，为此，我感到羞惭，因此，我决定公开地重新尊奉我祖辈的宗教。我寻思，所有的基督徒用的都是同一本福音书，而教义内容的不同只是因为人们硬要乱去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在每一个国家中，只有君主有权确定尊奉的神明以及那不可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在于接受这一教条，尊奉法律所确定的那个信仰。同百科全书派的来往非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反而因我对争论和派系的天生的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对于人和宇宙的研究始终向我展示了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特别是研读福音书，这使我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低劣和愚蠢的阐释。总之，哲学在使我追求宗教精髓的同时，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遮避其光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无足轻重的程式。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是不存在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的。我同时也认为，凡是形式和纪律的东西，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属于法律的范畴。这一极其合理、极其有社会性、极其平和而又给我招致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如果要做公民，就应该是新教徒，就应该重新尊奉我国所确定的信仰。我决心这么做了。我甚至屈从了我所居住的远在城外的教区的牧师的训令。我只是希望不必非得去教务会议上受审。然而，圣教敕令关于这一点的规定是绝不含糊的。人家很想替我通融一下，指定了一个几人委员会来单独听我的皈依誓言。但不幸的是，与我关系挺好的既可爱又亲切的佩德里奥牧师竟对我说，有些人很想听听我在这个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事让我害怕得不得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夜以继日地琢磨我准备了的一篇短小的演讲词，但临到背诵时，可就乱了套了，竟至一个词也说不出来，在讲坛上竟然成了一个最笨拙的小学生。委员们在为我解围，我只是傻里叭叽地回答着“是的”或“不是”。然后，我便被接纳进团体，我的公民权也恢复了。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而且我还参加了一次国民议会的特别会议，以便从市政官员米萨尔那儿接受誓言。对于国民议会、教务会议此次对我表示的善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和公民对我表示的种种殷切而诚挚的态度，我深受感动，因此，我在一再劝说我的好心的德吕克的催促之下——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心里也正这么想——便一心要回巴黎去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自己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尔太太及其丈夫，或者说提供他们一些赡养费，然后，同泰蕾兹一道回日内瓦定居，安度余年。
作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放一下，好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玩，一直到动身时为止。在同朋友们的游玩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泰蕾兹一道环湖泛舟的那一次。我们用了七天时间在湖中环游。天气真是好极了。我对湖对面使我惊叹的那些风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在《新爱洛绮丝》中把它们描绘了出来。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他当时是个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令我缅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雅拉贝尔先生，他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颇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一直与他有书信来往，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位神学家还会对什么事情有所感动的话；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便已受到众人叽讽。但在所有的朋友中，我殷切期待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进，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是很暧昧的，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尽管如此，可我仍然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恨的。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抛弃想远离我的残酷念头
尽管这些应酬耗费时间和精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吕克莱丝古罗马的烈女，因美德而闻名。，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壮着胆子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翻译塔西陀，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呆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到巴黎。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认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而且这个题献可能会使国民议会恼火，所以我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写出来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起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感激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应因此书而奖赏我，并公开赞扬我，还说，如果不这样，便有失体统。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却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这部著作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的夙愿而外，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予我的，可后来，却因为我与这一称号太相配而又失去了它。
如果不是我心中有一些更强烈的原因在起作用的话，光凭这一点点的不顺心我是不会改变我退稳日内瓦的初衷的。埃皮奈先生想给舍弗莱特城堡加盖缺少的一翼房舍，他为此而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有一天，我同埃皮奈夫人去看这项工程，我俩走出老远，到了四分之一法里以外的园子的蓄水池处，紧挨着蒙莫朗西森林，那儿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园，园内有一破败的小屋，人称“退隐庐”。这个幽静宜人的地方，在我去日内瓦之前，第一次见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兴奋而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啊！夫人，这住所真美！这真是为我而设的退隐之所。”埃皮奈夫人当时并未太注意我的这句话。但当我第二次再来时，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在原先小屋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几乎崭新的小宅子，布局十分得当，非常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埃皮奈夫人悄悄地让人盖起了这座小宅子，而且花钱很少，只是从盖城堡侧翼的工程中抽点材料和人工而已。第二次来时，她见我如此惊奇，便对我说：“我的大熊啊，这就是你的栖身之地。这是您自己选定的，是因友情而送给您的。我希望它将使您抛弃想远离我的残酷念头。”我敢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幸福地感动过：我用泪水沾湿了我女友那只纤纤玉手；如果说我当时并未被征服的话，但我却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埃皮奈夫人想一气呵成，便百搬催逼，用尽一切办法，托过不少的人，来说服我，甚至为此而动员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出来劝说我。她终于说动了我的心。我放弃返回祖国居住的计划，决定并答应住在退隐庐。她一边等着新房晾干，一边忙着置办家具，所以开春时节一切便都安排好了，可以入住了。
有一件事促使我下定了决心，那就是伏尔泰住到日内瓦附近了。我知道，此人将会在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而我如果去日内瓦，就又会遇上把我从巴黎驱赶走的那种气氛、风尚和习俗，我就必须不停地战斗，在行为举止上，就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成为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学究，或者是一个懦弱的坏公民。伏尔泰就我最后那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婉转地表示我的种种担忧。它所产生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忧。从此，我便认为日内瓦完了，这我并没有看错。我也许本该去顶风冒雨的，如果我自觉有这个本事的话。可我单枪匹马，既腼腆羞怯，又不善辞令，面对一个傲慢、阔绰、深受王公大人的青睐、又口惹悬河，而且已是女士和年轻人的偶像的人，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我担心血气之勇非但于事无补，反会遭殃，所以便听任自己息事宁人的天性的安排，听任与世无争的心态的驱使。这种与世无争的心态如果说曾欺骗过我的话，那么今天在这同一个问题上仍旧在欺骗着我。要是退隐到日内瓦去的话，我本会为自己免去一些大灾大难的。但是，即使我怀着满腔炽热的爱国热情，我仍怀疑我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伟大而有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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