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湖北的病，很大一部分是在那里卖血卖回来的。那个时候没有省界，现在去帮助你，省界却出来了，好像说不过去吧。 由于当地没有及时地采取对应的措施，1999年10月31号，桂西恩带着自己的调查报告来到了北京，李岚清副总理立即做出了批示，很快，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了文楼慰问。 此后，桂西恩又给当地卫生部门写了第二封信，表示愿意跟当地的医生一起去做艾滋病的救治工作，但是对方没有回音。 接着，他又给当地部门写了第三封信。他说，现在交通都很方便，所以就不麻烦你们了。说过这句话之后，他就真的开始自己行动。他选择只身前往，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再去一次那个让他无比震惊，但现在也是无比牵挂的小村庄。 桂西恩：有人讲，我也许做了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不过是偶然去了，发现了这种现象，别人没有碰见这个机会。因为有人讲过这个话，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你就不配做一个人。这是一个欧洲的人说的，我想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如果看见别人有痛苦，还是无动于衷，那这个医务人员就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人员。我无非是看到的一种情况，一种悲惨的情况，受他们的，受到一种感动吧，就愿意做一种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事，如此而已。
第三部分500个艾滋朋友（图）
就在田间地头，桂西恩开始带着面包给村民放映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幻灯片。本该由检验科、放射科做的抽血化验和B超检查等等，均由他一揽子完成。 五年里，桂西恩坚持每两三个月去一次河南送医送药。但是，最初，他在那里是不受欢迎的人，所以遇到了一些麻烦。 2001年6月8日，桂西恩独自带着一万多元的药品进了文楼村，当地一些人得到消息后，派人前来驱赶，警察也干预过他进村，甚至他的学生还挨过打。这一切在桂西恩眼里，都已经成为往事。 记者：我听说还有村民把你藏起来。有这个故事吗。 桂西恩：有啊。那是另外一件事，事情相隔很久的。我姐姐看了这个文章告诉我，她说藏到米缸里头。没这个事，河南哪里有米缸，我也不会藏到米缸里去。不过有人找我，他们村民不告诉他我在哪里，晚上天黑以后，用摩托车把我送走，有这件事情。 记者：在你现在看来都是很轻松的，都过去了。 桂西恩：对，现在挺好的。我不想说现在挺好，反正，那些事情过去了，而且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我的工作没有间断，就是在那儿的工作也没间断，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的。 记者：这些都没有影响你去那里。 桂西恩：对，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一个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而且是老百姓欢迎的。 陈晓楠：桂教授说话有个特点，有的时候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但是，在他说起那些艾滋病人的案例，还有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则会故意敷衍了事，一笔带过；在他讲到自己比如被拒之门外，或者学生因此而挨打，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个口头禅“小事一桩，如此而已”，或者说“都过去了，都解决了”，要么就是说“其实也没报纸上讲得那么夸张”。我们开玩笑跟他说，这叫选择性失语，尽管桂教授不太讲自己的故事，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地放过他，因为我们知道，这其中一定有不少不同一般，甚至可能是惊心动魄的经历。因为那儿，是一段很特殊的日子。 有的时候为了送医送药，桂教授会住很廉价的旅店。他住过20块钱标准的。这是一家农民常来常往的旅店，对于他的到来，旅店的老板也觉得好奇，从有些病人的来访中，得知他是医生。他们为了回避矛盾，刻意避开上蔡县，还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毕竟这些是艾滋病人，如果反复停留在一个地方，总有病人来住，定会招惹麻烦。 桂教授住廉价旅店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愿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第二，有些高档的地方，农民出入或许不受欢迎。但是，他并不认为是委屈了自己。他曾经有过骑自行车长途旅行的经历，那时候在自行车上绑一个席子，一个帆布，从武汉骑到南京，困的时候，在堤边上就睡了。 桂教授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一个救治的病人，他都印象深刻。他至少有500个艾滋病朋友。他讲到，一次妈妈带着孩子到上蔡县来找他看病，母子都染上了严重的艾滋病，妈妈想趁自己还能走路的时候，赶快把孩子送回老家去。桂教授估计她已经走不到家了，就把她留了下来。但是后来，孩子还是先于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火葬场的时候，桂教授看到母亲抱着那个孩子的遗体，死也不肯往冰柜里放，哭得非常伤心……桂西恩说，只要提到艾滋病这个词儿，他脑子里就是这样的一幕又一幕。 人们普遍缺乏对艾滋病的了解，在那里当有人患病后，全村的人、亲戚朋友都避之犹恐不及。为了现身说法，桂教授与患者共餐并拍照，他特意把照片放大给患者带回去，对他说：“你放到家里，给人看，老医生都不怕，你们怕什么，这种接触不造成传染。” 桂教授还有一个病人，原来是一个在街头流浪的小偷。两年前，当他被送到桂教授这里治疗后，他两个月来一次，桂西恩不仅给他药，给他吃的、穿的，还经常开导他，甚至过节的时候，他还从桂教授这里得到压岁钱。这个患者说：“长那么大，头一回见着桂西恩这么好的人。桂主任对我好，他是没什么目的，就是想成心帮你，这样子，所以说，人再做坏事的话，人真的就要过不去了。” 对这一点，桂教授感到很欣慰：“各种各样的人愿意跟我做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多人不喜欢的人，但是我跟他还是有良好的关系，因为我对他是真诚的。他做了一些大家不赞成的事，我也不赞成他。他作为一个人，我还是尊重他的。
第三部分感动中国，感动世界（1）…（图）
当桂教授从网上看到吴仪和河南省委书记今年到艾滋村去慰问病人，他特别的感慨，毕竟这些病人是他发现和查出来的。 因为艾滋病，桂教授在六十几岁的年纪新认识了500个朋友，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他们来自各个地区、三教九流。以前桂教授恐怕不曾想过会有如此众多的朋友，如今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定期和他通信，对于每一封信，他都会亲自来回，他还为此买了手机，平常他不开机，其他人找他，只能打到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条热线，是专门为他们的那些新朋友们而设的”。接受栏目的采访，桂教授实不情愿，因为他太忙了，他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他说得轻描淡写，但其实桂教授常有惊人之举，2001年5月9号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件轰动武汉市的事情，就是把河南的艾滋病人带回了家。 桂教授说，他带回去的五个人中，有两个人已经去世了，其他的还活着，其中一人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病人。这个病人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还想出去打一次工，我想到哈尔滨打工，如果赚两三千块钱给他的父母，也算了了这辈子的一个心愿。”看了这封信，他很感动，因此萌生了让他们来武汉的念头。 桂西恩把五个艾滋病人带到了自己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他本想把病人安排在空置的房子里，但是，周围的邻居都非常害怕，坚决要求院方把病人带走，桂西恩出于无奈，只好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 桂西恩：我请他们来的时候，没想到要把他们带到我家里去的，只不过我觉得，当时如果赶他们走，他们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够让他们随便就被赶走，那我就宁愿带他到我家里去。 记者：那他们也可以住在旅店或宾馆里。 桂西恩：如果他（们）在医院的宿舍区都不能住，你要是放在旅店里去，这个影响有多大，就很难估计了。如果我放（他们）到外头宾馆去，那宾馆将来营业受到影响可能还要罚我的款呢，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带他到任何一个宾馆去的，我只有带他到我家里来。 记者：家人或者你家的邻居，他们没有反对你吗？ 桂西恩：我爱人是问过我，“你为什么把病人带到家里来”，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问题，即使不是个艾滋病吧，是其他的病人，一般人也不会轻易带到家里去，那是很正常的。我也没想到一定要把艾滋病人带到家里去，我家里人当然更没想到，所以她问我“为什么要带到家里”时，我说，他们是我的朋友，现在他们没有地方住，我不带到家里来，这些人到哪里去住。她也要考虑这个，最后她理解了，我就带回去了。 桂西恩就在自己的家里，为艾滋病患者抽血，给他们做全面检查，制定治疗方案，他还组织为第一位儿童艾滋病患者募捐，为他做了心脏手术。他特意陪同他们游览了武汉的东湖，在桂西恩的家里，病人与他的家同吃同住，临走前，他们每个家庭还得到了桂西恩资助的400元钱，使他的病人朋友非常感动。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有一个病人在临走的时候，偷偷把一条新裤子压在了桂西恩的枕头底下。 桂西恩：我跟各种病人，不同的阶层的，不同的疾病的，都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我的出发点是，病人来找我，我们有一个医患关系，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但是我或者说了，或者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我还愿意跟他们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只要你这种想法是真诚的，很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一个有困难的人找你，他愿意跟你做朋友，你会拒绝吗。我没有拒绝，如此而已。 去别的地方调查治疗，桂教授常常和医疗队共同前往，可是去河南，他总是选择一个人去。他说，他对这个小村子，好像已经有了一种不一样的、说不清的一种感情，他还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的。当然，他每次去河南都是自费，不仅如此，他多多少少还要给这些朋友一些资助。对此，他一般都很低调，但是只有一次例外——桂西恩不得不张扬自己的这种奉献行为。有一年夏天，他到某地的农村进行血吸虫的调查，村里唯一的水塔坏了，他很着急，回武汉之后，他马上拿出1。2万元钱，要求村里修水塔，他特意请他们打了个借条，他并不是让他们还，而是担心这笔钱被挪用。事过一年之后，他再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果然发现那个水塔没有修，他只好追查那笔钱的下落。在医院纪委和他的努力之下，钱被追回来了，这件事也就都被众人知道了。桂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一个小账本，里面清清楚楚记录着他的亲戚朋友对艾滋病人的捐款，这也是他帮助这些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帮助艾滋病人，究竟花出去多少钱，他怎么也不肯透露。
第三部分感动中国，感动世界（2）
桂西恩：因为不多嘛，所以我就不敢吹牛了。对社会来讲，我觉得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但是就我的智力来讲，我做的事情比我的智力多一点，原因就是，我做了努力。这个我付出的，可能比别人付出的多一点，从这讲，我还是有安慰的。 记者：你去那儿，还是觉得老百姓需要你。 桂西恩：现在因为中央到下面重视程度很高了，对我不一定怎么需要。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做一点老百姓高兴的事，他们也还是（给我打电话），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政府还没想到的，他们还愿意让我帮助他。我可以做一些老百姓还需要我做的、有益的工作。 我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甚至要去做确诊实验的时候，很多人不赞成，他们很明确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力能够解决的事”。他们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我可以解剖一个麻雀，然后把解剖的结果报告给有关的领导，引起他们的重视”。我是本着这种心理去做的，事后来看，我这种看法好像是对的。 陈晓楠：桂教授挺幽默，挺爱开玩笑，比如我们问他，你总是这么忙，没时间陪家里人怎么办呢，他一时就假装生气说，“你们是来给我提意见的吗？要是给我提意见的话，可不能占用我的时间”。这话的确是半真半假，桂教授真的很忙，对于他的那些艾滋病朋友们提出的要求，他一般都很尊重，而且尽力办到。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艾滋病人得了丙肝，想找专家治疗，我们眼见着桂教授打了无数个电话去协调，解释，求助，最终，达成了心愿。对于我们占用他的时间，他就非常吝啬，他说那是他的财富。桂教授的夫人对快70岁的老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