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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话吗？ 姚永忠：当时很相信自己说的话，我就这么跟她发誓：“退出体系后，我还要娶你，只是两年零三个月，最长两年零三个月而已。” 番禺地下传销迅速扩展，体系众多，人数高达上万人。 姚永忠大学同宿舍的两个同学和隔壁宿舍的一个师兄也加入了同一个体系。似乎是女友的到来给姚永忠带来了好运，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共邀来十人，其中有三人加盟，下线发展为十几个人，他因此做到了C级业务主任，并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家长”的角色。然而就在姚永忠的“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女友却和他的师兄不辞而别悄悄地离开了番禺。 陈晓楠：她在走的时候，为什么没告诉你？ 姚永忠：她知道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包括体系里面也绝对不会让她走的。 陈晓楠：你女朋友，你后来最终知道她走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你是怎么知道，怎么确定她走？ 姚永忠：当时在一个晚上，在番禺石桥百粤广场外面的一个石凳子上面。 陈晓楠：你在坐在石凳子上得到这个消息的？ 姚永忠：我当时真的哭了。那时候都晚上十一二点钟了，反正也没人，下着雨，下着小雨，当时灯光是那种昏黄灯光，那时候真是有点发疯的感觉，我都哭了，在那叫…… 陈晓楠：这事有让你想过自己也走吗？你怀疑过自己做的事吗？ 姚永忠：没有，我那时都没有怀疑过我做的行业，我当时怪的是我那师兄，我怪的是我女朋友没那个眼光。 女友和师兄走了，姚永中更加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他更加渴望成功，因为只有成功才能证明他自己。姚永忠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成功，他将如何。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却让姚永忠陷入更深的矛盾、痛苦之中，他第一次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产生了怀疑。2003年4月，姚永中所属的“常青体系”的部分人员，包括一些中层被捕，怀疑的思想开始在体系内蔓延，越来越多的人相继退出了体系。他的推荐人老五走了，他的直接上线走了，他最信任的一个经理也走了。
第二部分“事业”转折（1）
2003年，中国的传销业还是红红火火。小忠还记起当年的春节，他拜访了一二十个家，也可以说一二百人的体系，而这仅仅是他出去拜访的。过年的时候串网，然后带着一批人到另外一个家，各献节目，让各自的业务员各显其能，那时候很热闹。 然而2004年春节的时候，只有小忠他们一个体系过春节，别的体系来拜访的一个也没有。2003年那种风光，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曾经如此红火的传销事业竟然变得如此惨淡！就在这个时候，小忠已经开始动摇了，开始真正的进入系统去反思一些问题。 陈晓楠：你最后手下剩几个人？ 姚永忠：我最后剩就剩我自己。 陈晓楠：那时候已经开始动摇了？ 姚永忠：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动摇了，开始真正的进入系统去反思一些问题。以前只是一点一点的反思，从来没有联系到一块去想过。我感觉我不能这样，我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我系统思考一些问题，挑到行业里面一些关键的死穴，我自己去解释，去自救。如果我能说服自己我就去做；如果我说服不了我自己，那我就真要走了。如果我说服不了我自己，我得请人看能不能说服了我。如果他再说服不了我呢，那我就没有希望了。也就是说，我在这个行业里，我还想挣扎，想自救。我还有这种想法。 陈晓楠：非常痛苦？ 姚永忠：当然很痛苦了。我看到好多的事例，已经让我决定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我决心不做了，但是我还想挣扎，还想东山再起，我还想认为事在人为。我就不信我做不好这个体系。 那一段痛苦挣扎怀疑反思的阶段是相当难熬的，小忠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才最终解脱，因为他不服，他不愿意认输，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一旦允许自己有了一丝的怀疑，接下来轰然倒塌的或许就是这里全部的理论。而他所拥有的、他所相信的一切，就也随之全部清零。 传销组织中严格控制负面消息的传播，有谁走了，就说是调到了别的体系，绝不让人相信也不许谈论别人的离去，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在纷纷猜疑。而小忠选择的方法就是忘记。他说，他不听，不看，也不和别人谈起，努力转移注意力，而他最怕的事情就是写日记，因为当你写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在头脑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梳理，你的矛盾就跃然纸上，你就知道了你自己内心的恐惧。所以，他也从来不提笔。眼前那个巨大的成功梦想，即便已经越来越轻飘，变成了肥皂泡，他也想把它放在手心里托着，能托一刻是一刻，小心翼翼。 姚永忠一个人苦苦地支撑，他不甘心轻易的放弃。然而就在他矛盾、犹豫的时候，一个突发的事件，彻底击碎了姚永中深深沉迷其中而不愿醒来的迷梦。 那是在小忠当“家”的过程中，一个原本志向是当职业经理的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从他们住的七楼（没有安防盗窗）跳下去，准备逃离传销的噩梦。当时在屋里睡觉的小忠，听到声音异常，跑出去看的时候，那个学生已经跳在地上了，而且还挣扎着往外跑。路边的人问他：“跑那么快干吗？”他回答说：“上面搞传销的！”就这样，这个本科生逃离了原本他也充满了憧憬的“神圣之地”。 这件事对小忠刺激太大了，因为学法律出身的他知道：从七楼跳下去，下面是水泥地，即使不是水泥地，也可能把腿摔断的。幸亏没出事，如果发生事情的话，自己就要蹲监狱了。 姚永忠：那一次对我打击很大。我看这事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次，以前绝对发生过，在别的体系一定发生过。这件事让我消极了几天，担心受怕了几天。 陈晓楠：那个事情让你觉得你在做的这个事情是让你有愧的？ 姚永忠：有愧的， 陈晓楠：以前你最好的朋友你都不会觉得愧疚，而现在这种愧疚的感觉是慢慢起来了？ 姚永忠：慢慢慢慢起来了。人思想上的转变可能有个关键点，我刚才说的那个，我的上线走了，我体系下一个人都没了，它是基础，而这件事让我的激情没了。 陈晓楠：当你承认这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姚永忠：对，是需要很大勇气，因为我毕竟我热爱过。我编了一首歌叫《网络情缘》，那真是打遍所有的网络，包括旁支点，其他体系下面五百多人，都知道我这首歌，我很以为荣的。我把体系就当作我的爱人，当作知心爱人去做，我深爱的东西后来我还背叛它，当时不忍心放弃，所以还想东山再起，所以挣扎那么长时间。 陈晓楠：你把这个事业当做你的情人了。 姚永忠：对对对对。 陈晓楠：当做你的爱人？ 姚永忠：对对对对，所以拔出来的时候也很难拔，真的很难拔。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感觉到我现在还是很兴奋，也可以说是一个惯性吧，因为我在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我在里面挣扎了两个月，在挣扎这两个月的过程中，也就是不断地把社会和体系比较来比较去，我就在社会和体系当中来回摇摆摇摆，把自己固定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可能还能看到我还有一些传销的时候保留在精神状态上的一些习惯。 陈晓楠：你愿意保留这些吗？ 姚永忠：不是我愿意不愿意，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想改就能改得掉的。 陈晓楠：你想改吗？留下来残留的那些东西你觉得应该改吗？ 姚永忠：让社会慢慢地去雕饰吧，它不是说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第二部分“事业”转折（2）
2004年7月，姚永忠正式脱离体系，带着500元钱一个人离开了番禺，想起当年同班好友“老五”打的那个电话，姚永忠发现时间已过去了两年。 陈晓楠：你真的走出来，再看外面的世界，真正正眼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姚永忠：这样出去的感觉就意味着我已经不是行业里的人了，终于可以自由了，我终于可以自由的出入，甚至可以一个人去广州。 陈晓楠：你在那个小的世外桃源里头，所谓的世外桃源，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那样一个有各种限制的地方呆得太久了，你被那样的信仰钳制得那么久了，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姚永忠：不适应的地方有。我对人都很热情，并且养成一种习惯，当然在里面对人热情，养成习惯有一种虚假的目的；但出来以后对人的热情就抱着一种真诚的态度，因为大家没有利益关系，但是发现社会上好多人都接受不了。 陈晓楠：比如怎么样？ 姚永忠：比如我在办公室里说：“大家早上好。”大家看看你，各忙各的，甚至一句话都不说，我就感觉（受）打击一次；到第二次说：“早上好。”激情就没那么高了。虽然现在的公司不大，但是很不错。我早上报到的时候，他们没什么反应，他们不会回应说：“早上好。”不会这么回应你，包括下班了走的时候说：“再见，周末愉快。”他们都不会这么说，挺冷淡的人情。你太热情的话，他想：“是不是有目的呀？”都这样看待我。所以我就感觉自己需要变得对人冷淡一点。 目前，姚永忠在深圳一家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业务员，他说两年的传销生涯使他失去了爱情、友情、甚至亲情，最好的朋友离他远去，亲戚也对他失望透顶。但是他并不绝望，两年的经历，他已不再是那个木讷、自卑、腼腆从农村来的男孩了，他要重头来过，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陈晓楠：对小忠曾经经历的一切有所了解之后，更理解他的处境。其实他只是一个单纯、认真、渴望得到关爱和社会承认的孩子，小忠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很多青年都需要面对的困境：书本和社会的脱节，人际关系的淡漠，以及前途的迷茫。 这样的青年很容易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和诱惑，当别人给他们温暖和肯定的时候，他们会很容易的坚持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这样的状况在农村的孩子中可能更为普遍：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新的东西，却无法与父辈交流；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多少也会让这些出身不同的孩子选择自己的圈子和所走的道路时出现迷茫。 姚永忠：现在再回过头想想，当初你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学生，为什么会一头扎进去，那么受它的吸引？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个地方给你的亲情和友情，以及那种温情？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个地方给你自信和鼓励？为什么那么需要它给你一个对未来的美好童话？以前可能生活中缺少这个东西，而学生在内心里，看书的过程中，总会希望社会美好一些，像书上说的美好一些。而学生刚刚进入社会时感觉社会并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总会感觉如果社会能有那么多美好的话，那该多好啊。恰好在这个时候它（传销组织）就出现了，它就填补了现实生活中一个缺憾。 小忠现在的生活有点困窘，他一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还没发，兜里只剩下两块钱了。在深圳这个陌生的城市中，他又开始了重新打拼。虽然理性上讲，小忠否定着这两年的生活，但他的言语间还是掩饰不住对曾有的那昙花一现的家庭温情的无比留恋。小忠说，他需要重新适应，适应新的工作，新的人情，甚至需要适应新的食谱，因为他出来之后和以往的生活彻底不一样，连身体上都不太正常。他说他就像是大病了一场，也大梦了一场，如今，醒了，一无所有，但仍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 在采访的过程中，小忠接了几通电话，他说，都是曾在组织中已经金盆洗手的朋友打来的，他和其中的几个还有联系，因为大家都还不适应新的生活，需要相互倾诉，相互帮助。而且，毕竟那时候过的是家庭生活，彼此间还有家人的感觉，每次见面都是感慨万千。 他说：“老朋友那时候拉人头的时候都找遍了，自然都不好意思再联系；新认识的人又轻易不敢说自己曾经搞过传销。”可是他现在最想找个外界的朋友好好地聊一聊。他说，他像个刚刚睡醒的人，还有点懵懂，他想从外面人的视角来回看自己，才能看得更清楚，而且，只有接触了外面朋友，才算是真正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真正呼吸的外面的空气。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他，独来独往，很孤独。 陈晓楠：我问小忠，如果别人知道你曾经做过传销，你想他们能理解你吗？他给我的回答是一个反问句：“你觉得呢？”说这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