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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推动下，我国于1990年10月和1991年9月，先后同新加坡和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我国实现了同东盟成员国全部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我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与东盟六国外长磋商；1994年7月，东盟接纳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底，我们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2010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还签署了或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文件。我国同东盟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五章 通往汉城 初赴汉城
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当时，我们刚刚完成加入这个组织的手续，是第一次出席会议。按照惯例，亚太经合组织每年举行一次全会，各成员代表团由外交、经贸双部长率团，我和当时担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一起率团赴汉城与会。
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自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和韩国之间就没有任何官方往来，更不用提朝鲜战争期间的激烈对抗。尽管今天国内随处可见韩国游客，中国公民也可以自由去汉城旅游，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韩国仍是“禁区”，几乎没有多少人去过那里。
11月12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民航包机飞往汉城，在金浦机场降落。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我们的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会议结束时，再来接代表团回国。
我们在机场受到韩方的欢迎。韩方安排代表团从飞机上下来直接上汽车，陪同我们一起驶往市区。原来，韩方考虑到中国外长第一次来韩国，担心记者多了影响机场秩序，没有让韩国和外国记者到机场采访。
实际上，各国媒体记者当时就守候在中国代表团准备下榻的汉城最大的新罗饭店，严阵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韩关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迹象。
当我们到达新罗饭店时，刚进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记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灯光闪烁，摄像机瞄准，长长短短的话筒一起伸过来，只见摄影记者在抢镜头，电视记者在录像，文字记者七嘴八舌地提问题。记得，其中还有几位台湾女记者，一个劲儿地高声抢话。记者们最关心的不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而是中韩关系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时，人声嘈杂，乱成一片，既听不清提问，也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我向记者们表示感谢，对他们说，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随即在韩方人员的引导下，勉强挤进了电梯。不想，记者们有办法，一直追到我们住的楼层，堵在套间的门口，让我们根本无法进出。看到这种情况，韩方接待人员就把我们住的楼层封锁了起来，由专职警卫日夜把守，维持秩序，以防发生问题，同时也保证我们能正常出入。
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开得很顺利，韩国外长李相玉和各成员外长，在会上次第发言，都用准确的语言对三个新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香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表示了欢迎。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感谢各成员的支持。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和香港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重要发展。我还对韩国作为东道主为实现这一安排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在会议期间，韩方信守了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会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湾“大使”参加任何活动。
第五章 通往汉城 亚太经合组织
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成立亚太经合组织的构想，最初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1989年初访问汉城时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同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开始，澳大利亚方面很希望中国给予支持，为此曾派特使专程访华。然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就改变了态度。中国没有参加当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和次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但是，亚太经济合作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广阔，和亚太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又保持着高速、强劲、持续的增长。亚太经合组织的各成员都认识到，必须邀请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在其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联合声明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部长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三个经济体不论是就其现行经济活动，还是就其对本地区今后繁荣而言，均对亚太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三个经济体参加今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合适的；部长们同意应继续与三方进行磋商以便达成三方和亚太经合组织现有成员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汉城会议上尽早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正在同中国商谈复交的印尼，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首先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情况。随后，将担任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东道主的韩国，开始派人与中国进行私下磋商。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所以比较复杂，主要是要处理好台湾、香港同时加入的名称和地位问题。
亚太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等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同，其成员都称为经济体，是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开会时也不悬挂成员的国旗、国徽等标志，所以，香港和台湾可以作为经济体加入。
我们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加入。
为了在汉城会议前解决中国加入的问题，韩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当时韩国虽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它已经考虑到，在东亚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架构变化的前景下，与中国建交有利于韩国。因此，利用东道主的便利条件，积极推动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以此带动与中国的交往，就成为韩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当时，韩国外交官员是不能来中国访问的，但我们破例，让韩国外交部次官补（即助理部长）李时荣，以当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议主席的身份，多次来京与我们商谈解决方案，并通过他，将情况通报给其他成员征询意见。李时荣还多次往返台湾和香港，与他们周旋和磋商。
谈判的过程十分艰巨。之所以如此，倒不是韩国方面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原则上有什么不同意见，而主要是台湾方面从中作梗。
台湾方面坚持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享有“平等地位”。在称谓上，坚持不同意使用我们最初提出的“中国台湾（TAIWAN，CHINA）”的名称；不愿接受其“外长”不得与会的安排，而且，还不愿就这些问题与我们直接商谈。这就使谈判遇到了障碍，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李时荣在三地穿梭、往返传话，还要设计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直到后来，据说李时荣向台湾发出了“如台湾方面拒不接受妥协，将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先加入”的最后通牒之后，台湾方面才表现出了“识时务”的态度，不得已做出了让步。
经过六轮谈判，历时九个多月，这才终于找到了我们认为合适、台湾和香港也能接受、其他成员一致赞同的办法。
1991年10月2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秦华孙和韩国的李时荣在纽约签署了关于三方同时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了我们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对台湾的称谓和参加活动的级别的明确规定。台湾要用“中国台北（CHINESE TAIBEI）”的名称，而且，只能由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与会，其“外交部长”或“外交部副部长”不得参加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与台湾和香港也签署了内容相同的谅解备忘录。当时我们还与韩方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在汉城的台湾“大使”不能参加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活动。这样就为中国代表团出席汉城部长级会议扫清了道路。
第五章 通往汉城 会见卢泰愚
在我们到达汉城的当天下午，按照日程，卢泰愚总统在青瓦台集体会见各成员部长，我们按时到达，登上又高又宽的数十级台阶，进入了会见大厅。来宾按礼宾顺序站好，这时，总统府礼宾官私下告诉我，说总统请我在集体会见后留下来，他将单独会见。
卢泰愚虽是军人出身，但比较温和，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他于1988年2月就任韩国总统，上任后，根据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为了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要在他的任期内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称之为“北方政策”。
1988年10月，韩国成功地举办了汉城奥运会，扩大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同时也通过接待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育代表团，松动了与这些国家的紧张关系。
1989年初，匈牙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打破禁忌，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90年9月苏联与韩国建交时，绝大部分东欧国家都与韩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卢泰愚虽也曾多方试探，想与中国改善关系，但一直进展不大。当时，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因此，他比较着急，自然也就不会放过中国外长在汉城出席国际会议这一绝好机会。
集体会见结束后，李相玉外长将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会客厅，预先确定的陪同会见的人员都已到达。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走进了会客室，与每人握手。
落座后，卢泰愚总统首先欢迎中国代表团来汉城，祝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然后，便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他说，韩中一海之隔，自古有着悠久的交往，韩国的西海岸与中国的山东半岛东部之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只是到了近代，韩中相互隔绝了几十年，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自然。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两国关系有了改善，1986年和198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来汉城参加了亚运会和奥运会，此后，双边贸易交流也已开始，韩方感到高兴和满意。韩国虽已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应更亲密。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谈话时，卢泰愚自始至终面带微笑，风度儒雅。他特别提到山东半岛是有原因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山东卢姓的后裔，后来到中国访问时，还曾专门去山东寻根。
我感谢他的会见，赞扬韩方为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我说，从历史上看，中国和韩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从地理上看，中韩是近邻，既然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目前的不正常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加强往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也希望美国和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
话说到这里，意思也表达清楚了，对卢泰愚提出的建交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
会见后一个小时，韩国电视台就立即做了报道。第二天，韩国各报均在头版刊登了卢泰愚与我握手的大幅照片。媒体没有有关谈话内容的报道，但普遍评论称，这是中韩关系的“转折点”。
次日，我与李相玉外长共进了早餐。这项活动是行前就安排好的，韩方为此十分高兴。在此之前，每年去联合国开会时，韩国外长都提出，希望安排与我会见，但我们一直没有同意。直到这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后，我才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礼节性地会见了李相玉。中韩双方外长，坐下来共进早餐并交换意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