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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将蔡先生遗骨迁葬北京大学的建议，是〃得毋庸议〃的了。
我则以为，在北京，在香港及在其他各地的北大校友和蔡先生的景仰者们，有迁墓之议，心情可以理解；此议不成，却也不必感到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老北大旧址，倒更是〃楼间的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了。
当然，燕京大学旧址亦即今天的北大校园，在可以预见的时日里，大约不会像五十年来的红楼经历恁多沧桑，然而即使是校园内的〃文物保护区〃，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也还在未定之天。从目前我国文物保护法的执法情况来看，我是不敢乐观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触目皆是，见怪不怪。万里长城在世界上也是只此一家吧？鼎鼎大名的山海关附近，竟有一段几百年保存完好的长城，据说为了修路，在区政府办公会上决定，说扒就扒了。南京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曾是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府和蒋介石的总统府，其文物价值当不在燕园文物保护区之下吧？通衢大道，众目睽睽，且在省府省委眼皮底下，竟破墙开店，改建餐厅，据说还造了一个〃配有裸女浮雕〃的〃非常西洋化的大门〃！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尚且未必能保护得好，若把蔡元培先生墓迁移到现在的北大校园来，谁能保证一劳永逸？主张迁墓的朋友，以为蔡先生墓在香港，〃葬非其地〃，其实那个〃华人永远坟场〃，因在香港仔山上，没有修路开店炒地皮之虞，加之市政规划早成定局，一般不会改来改去，倒许能〃入土为安〃；业已半个多世纪，不如就让蔡先生在那里安息下去。
何况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蔡先生有灵，从香港办个回乡证也不难；魂兮归来，回故乡浙江绍兴比回北京还近便得多。再说，蔡墓怎么也比不上雨花台烈士陵园的革命历史纪念意义，而雨花台曾拟举办狗展，近来在粤报上又在讨论借烈士陵园场地办舞会是否适宜：北大校园一般不会考虑举办狗展，而校园里办舞会，在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先生或当引以为慰；然而，日久天长，在校园里怕难免有为蔡先生所不乐闻见者，也许还是互相回避为好吧。
真正要继承蔡先生治学治校的精神，为人为文的风格，其实并不需要守墓，也不一定非北大人不可；正如北京大学出身乃至在北大做事，却未必就具有北大精神。若不知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为何物，不知蔡先生在现代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历史贡献，那末，就是把蔡先生的墓建在他的门口，又有什么用？
中国人历来太重视遗骸的安顿，所以骂人最厉害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整人最厉害的就是弄得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刘少奇、彭德怀送火葬场都用的假名字）。最大的尊崇呢，便是保存尸骨，大修坟墓，古代帝王这边呱呱一落地，那边就动土挖穴，建地宫、修陵庙，准备后事了。但我们所纪念的蔡元培先生，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而且是反对皇权的革命者，是民主主义的教育家，是反对〃忠君〃〃尊孔〃、主张信仰自由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活在后人的事业中，他的形象活在后人的记忆中，固不在乎葬在何处，有无牌位，是否奉为图腾也。
1998年2月5日
代序也是一个北大人
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是朝野〃想到一块儿〃的一件事：人民大会堂郑重地召开了大会，北大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校园以外，教育界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界，知识界文化界读书界，沸沸扬扬，满城争说，这不同于一般商业炒作的效果。
一时涌现了不少关于北大尤其是老北大的书，多有可读。有许多文字追怀蔡元培先生，别的不说，单是五四运动前后那一段，其言其行，就使人高山仰止。我读到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萧夏林编）一书，编入蔡元培与北大有关的函电、演说、论战文章，包括五四运动前后的言论及去留声明，还有北大人和现代学人及亲友在他生前身后所写的回忆和评述，搜罗较为完备。
只有一句四十年前对他的血泪忆念，可能因为当时未曾见诸文字，在这本书里没能看到。
那是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林昭（彭令昭）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像《牛虻》中的亚瑟发现自己被蒙泰里尼出卖一样，由绝望想到自杀，她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自杀未死，这个生性刚烈的女生仍然不肯〃低头认罪〃。她悲愤地质问校领导：〃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林昭在生死关头想起了蔡先生，不是偶然的。她所面对的校领导是哪一个，今天看来已不重要。从这一今昔对比中，我深深体会蔡元培之所以为蔡元培，一位伟大教育家之所以为伟大的教育家，首先是他以赤心热爱自己的学生；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如果没有对青年学子的由衷热爱，侈谈什么爱国？侈谈什么办教育？当年五月四日刚过，蔡元培听说政府有焚烧北大、暗杀校长的计划，他并不在意，然而当他听说〃在政府方面，以君去（离职）为第一义；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云云，他立即请辞北大校长，以保全无辜学生。对照爱乌纱帽为第一义的人们，则真心爱学生抑或只是保官职、求私利，才是对一切教育者的根本检验。
可惜当林昭落难时，蔡元培墓木已拱。而林昭因不服莫须有之〃罪〃，刑罚不断升级，由50年代而60年代，由〃劳教〃而逮捕入狱，由有期徒刑二十年而改判死刑，终被杀于1968年4月29日。她留下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十余年后平反昭雪，感谢历史真的宣告她无罪。她这份写给世人的遗言和预言，至今与她的大量狱中诗（长诗《海鸥之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以及《啊，大地》、《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还有纪念其舅父许金元烈士的《家祭》等诗）一起，应该还保存在上海公检法部门的死囚档案里。希望有一天得见天日，这不仅是当代诗歌的遗产，也是时代的化石，历史的见证，一面道德的明镜。
林昭：这也是一个应该纪念的北大人。
1998年6月2日
代序伤心人祭（1）
张若名的悲剧人生
几年前张若名《纪德的态度》一书中文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张若名的名字重新引起了注意。早在1930年秋，纪德本人读到这篇中国女留学生的博士论文时，立即给作者写信说：〃由于您的劳作，我又重新意识到我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张若名，生于1902年，如果活到今天，实足九十六岁，但她终年五十六岁，已经不幸去世四十周年了。
1958年，张若名在云南大学改造知识分子的〃交心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于6月18日投河自尽。她被划右派的大儿子正在北方某地劳动改造，她的丈夫杨教授从外地赶回，没有见到尸体，也不知道是否留下了什么遗言。
张若名在五四运动中，是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之一。1919年冬，她和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四位学生代表被捕，直到次年7月释放。周恩来在《警厅拘留记》中节录过张若名记述她和郭隆真两位女代表狱中情况的日记。
1920年11月，张若名跟一百九十多名勤工俭学生一起，从上海登船赴法。1922年，张若名、郭隆真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在〃少共〃内化名〃一峰〃。他们以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曾把张若名根据发言提纲整理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交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编进两本书出版：一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收入陈独秀、张国焘、赵世炎、瞿秋白、萧楚女、彭述之、周恩来等人文章，即以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为第一篇；另一本《马克思主义浅说》，是由她的三篇文章和任弼时的一篇合编而成的。后者由中国青年社编辑，上海书店发行，自1925年3月至1926年1月，至少再版了九次。
1924年，任卓宣接替周恩来任少共书记。张若名、郭隆真等常跟他发生意见分歧。任卓宣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作风粗暴，动辄骂人。郭隆真曾被他骂得痛哭流涕。张若名极为愤慨。经过痛苦的抉择，她决定退出政治活动。二十二岁的张若名，四年前因为被捕，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她下决心苦读，考进里昂大学，在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最初的女博士之一，她关于纪德和其他法国作家的论文，是中国早期法国文学研究的硕果。
张若名1930年与杨结婚，同年底回到祖国。夫妇俩先是在北平执教，1948年春同时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去了昆明。杨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若名任中文系教授，讲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教法语。
不到一年，昆明和平解放。据她的长子杨再道写的《张若名生平》说：
1950年，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张若名开始了她完全崭新的生活。
她和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她觉得自己比老朋友实在是落后了一大截。她决心加速赶上。她很快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她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周扬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大量阅读马恩列斯以及高尔基、托尔斯泰、季莫菲耶夫、尼古拉耶娃、伊瓦施钦科、施瓦盛科的著作。她要尽快编写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教材，要把西方唯心主义的艺术至上的文学理论，改为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
张若名还积极投入新中国的肃反、镇反、三反、反胡风、反右派以及教师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都是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主动检查、批判个人的旧思想，开会带头发言，认真写出心得。每次都作为积极分子，受到党政领导公开表扬。
张若名从1950年就开始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前面属于个人的经历部分，当然都是差不多的。可后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却是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了。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能够上纲上线，敢于解剖自己否定自己。她是那样执著，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年年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代序伤心人祭（2）
直到1955年4月，周恩来、陈毅在昆明和张若名见面，从周恩来口中，她才明确地知道，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她因一直以为自己曾经加入和退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蔡畅1939年4月15日同美国记者韦尔斯的谈话，刘清扬在回忆文章中都说，张若名在法国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听了十分意外。杨是1923年由郭隆真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他看清了张若名吃惊的表情，同时也感到周恩来所说的跟自己的记忆完全不同；不过他很快在心里形成一个想法：因为退党一向公认是性质严重的政治错误，周恩来一定是故意把若名说成退团，来减轻问题的分量，也是对她的保护吧。这当然只是杨的猜想；如果张若名当年加入的确是〃中国少年共产党〃，那是等于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后来的共青团的。
很快到了1957年，正在争取重新入党的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毫无保留地步步紧跟，自然也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心爱的长子从石家庄来信，她认为流露了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便主动把十来封儿子的家信交给党总支，以〃求得党对自己的孩子加强教育〃。后来杨再道被划右派，便是格外〃加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