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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患失，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羁之者何？羁之以庠序卧碑，俾之柔静愚鲁，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贼之者何？贼之以威权势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
邹容进一步指出：
牵连之狱开创于顺治（原注：朱国治巡抚江苏，以加钱粮株连诸生百余人），文字之狱滥觞于乾隆（原注：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语惩诛天下，群臣震恐），以故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
二十年后，鲁迅关于〃无声的中国〃那些话，饱含着与邹容同样的哀和怒，又一次叩响中国人的心。
这样看来，前人的谠论不必也不应关后人之口。前人之所谴责，是因曾施前人以不义和不公，使前人有不能已于言者；后人对自己所目睹、耳闻和身历亲经，有所欲言，怎么能以前人说过而指为旧话呢？
下篇：品事（上）杂文到鲁迅已经写完吗？（2）
就拿反对贪污来说，如果要收集前人〃反腐倡廉〃的名言警句，包括论述官风吏治对民心向背、国家兴亡的重大关系，是可以车载斗量的，事实上我们也已经有人编出了这样的大部头，讲的道理不能说不透，文章也是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这样的文章不用鲁迅来做，在鲁迅以前就已经做完了，只是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并没有因有人劝善或有人谴责而敛迹。鲁迅那时候为文，立意要〃掀翻这吃人的筵席〃，是要彻底改变当时整个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论列其贪污腐败。所以反对贪污腐败的杂文并不能说是到鲁迅已经写完，只是看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看了。
对于我们的东邻，鲁迅留下有对日本人民友好的文字，也留下对军国主义深切的痛斥。在鲁迅以后，我们不仅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全面的抗日战争，而且经历了战后直到现在的种种。去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们中国人说了一些话，包括杂文作者写了一些杂文，是不是想说的该说的全都说了？恐怕未必。那就继续说吧，即使不可能说得如鲁迅之深刻，但总不失为90年代中国人的声音，其中包括今天中国的杂文，说给今天中国的读者听，也说给今天日本和各国读者听。何况几乎每一年里，日本的某种势力都要做出挑战性的表演，例如上有内阁成员参拜竖着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下有右翼暴徒鼓噪滋事等等，我们岂能仅仅因为许多话已反复说过便缄口不言吗？
鲁迅说过的我们不妨再说，鲁迅没有说过的我们更应该说。
近读8月16日《南方都市报》载金岱的一篇杂文，题为《爱国主义能打赢法西斯主义吗？》文中说：
法西斯主义的要害是什么？是侵略，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主权及领土的侵略；……它更是对人类个体权利，首先是个体生命权利、生存权利的完全蔑视，无耻蹂躏。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对国家的侵略，它的直接对立面当然是爱国主义，但作为一种荼毒生灵的人类精神病毒，它的对立面则是人类个体权利本位的人道主义。
大敌当前，唤起国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以克敌制胜，这是急病急治。……如果整个亚洲，整个东方世界，这种（作为更高道义律令的）人道主义都成为被高度重视、高度肯定的共识，并以此作为基点更为深刻地揭露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像欧洲人对德国法西斯所进行的反复揭露一样），那末，今日日本的政界要人们怕也就不那么容易如此厚颜无耻地一再为法西斯翻案了。
我以为这篇看来是年轻人写的杂文提出的问题很重要。爱国主义是好的，一个不爱自己乡土和同胞的人不能想象他会爱人类，乐意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然而世界上就像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一样，也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有时亦可假爱国主义之名以行，蛊惑人们为了〃爱〃自己的〃国〃，去侵略别人的国土。作者说，〃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的胜利，但恐怕更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建立在人道主义这种人类共识基础之上的爱国主义，应该说是二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的精神基点，只有拥有这样一种更高精神律令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这只是一篇千字文，是感想式的，作为学理的论述或嫌犹有未足，远不严谨，然而问题的提出，能对读者有所启发，就是值得欢迎的。
鲁迅去世六十年了。还应该大力普及鲁迅，提倡大家都来读一点鲁迅，不光是写杂文的人。
看来杂文并没有被鲁迅写完。也许〃日光之下无新事〃，但日光也不是旧日的日光了，日光之下有新的读者，也还希望读到新的杂文吧？
1996年9月5日
下篇：品事（上）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
夜读抄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我还记得1966年11月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主席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我因被关押在名为〃政训队〃的黑帮队里，每天只能读到一份《人民日报》，记得关于孙中山是发了整版的长文的，没有注意是不是也跟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拉扯到一起，不是我不用心读报，盖辛亥革命的光辉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所掩了也。
孙中山的名字与辛亥革命不可分；没有辛亥革命，中山先生只是清廷缉捕的逃犯、党人〃孙汶〃而已。
大约近十年来，有一种认为辛亥革命迟滞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见，按孙中山的办法不如当年依了康梁，据说只要别像谭嗣同那么激进，争取到慈禧的支持，一切就都好办了，中国的面貌将大为改观，中国的历史也将改写。有两位朋友在海外作〃告别革命〃的对话，涉及清末的一段好像就持此论。
我生得晚了，时为辛亥革命后二十二年。辛亥革命有说成功的，有说失败的，总之是既成事实。反正那次革命后的中国好像也是一片混乱，不如人意，病急乱投医，倘能起慈禧于地下，从头试试，又何乐而不为？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所有的假设都是说说罢了。
上一次世纪之交，中国酝酿着大变动，当时民气反映于士气，士气发之于文章，翻翻辛亥革命前各派的时论，可见一个大概。
赫然在目者有一篇《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今天是不会有人以这样的题目做文章的吧，这篇文章却是梁启超作，署名〃中国之新民〃，刊于1902年十一月卅日（应为旧历）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二十一期。妙题之下有妙文，妙就妙在作者不是写诙谐文字，而是郑重其事地披肝沥胆，引经据典地向在位的君主进言光绪已经在瀛台靠边，这满篇忠谏该是说给西太后听的了吧？
梁启超破题儿就表明他于君民之间是绝对站在君主一方面，绝对是在替君主着想的：〃窃以为专制政体之毒，其害民者一，而害君主者常二：民之受害者有时而可避，君主之受害者无地而可逃；民受害而他人犹以相怜，君主受害而后世且以为快。故吾敢断言曰，专制政体之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
下面梁启超历数了专制政体派生的十种〃恶现象〃，指出专制政体才是几千年来的君主们〃破家亡国之总根源〃。照他的说法，这十恶是：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原注：如唐藩镇之类），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原注：如李林甫、卢杞之类），十曰宦寺盗柄。梁氏并以他烂熟的史料，如数家珍（？）地缕述了历代君主谱系，谁谁败亡于十种恶业中哪一种或哪几种，然后叹道：〃嗟乎，论者以为专制之毒，毒百姓也；使其毒百姓，而百姓从而报复之，从而覆亡之，犹可言也，而专制者，亦可自诿为专之未甚，制之未至，苟更精其术焉，终必可以绝后患而祈永命也。而岂知报复之、覆亡之者，不在其所贱而在其所亲，不在其所敌而在其所爱。……嗟夫！当一霸者之初起也，莫不汲汲焉思所以保我子孙，巩我主权，帝王万世，传诸无穷，其所以惩前代之失而救其弊者，亦云瘁矣；乃或防一弊，而他弊即起于所备之外，又或防之愈甚，而其末流之为毒愈烈。〃梁启超进而指出，自秦以来历史上的君主，包括所谓正统的和僭窃的，〃不得其死者十之一焉，被废而幽者亦十而一焉〃，〃专制君主之子孙，其有能经三百年不经絷缚割屠戮菹醢之惨者乎？〃说到酸鼻寒心处，真是耿耿此心，天日可鉴。
梁氏设想，专制政体既然为害君主如此，或许另有大利可以跟所害相抵，那末冒险趋之也就无足怪了，他自问自答说，〃专制政体之利君主者有二：其一则意欲上之自由，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其二则躯壳上之自由，玉食万方，便嬖满前，宫妾数千，穷奢极乐，所谓非以一人治天下，实以天下奉一人也。〃但是，梁氏把中国两千年来君主的掌权情况分为四种，证明能按头一条如愿以偿实行〃完全圆满之专制〃的没几个人：〃第一，有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凡得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汉高祖（下略）……第二，其权力虽不如第一种之强盛，而承继先业，继体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第三，初时行其全权，或穷奢极欲自奉一人，或穷凶极暴震栗天下，后卒身危国削身弑国亡者，凡得十一人……第四，则不能自有其全权，或委政于母后，或委政于外戚，或委政于权臣、佥壬、宦寺，虽其间安危异数，荣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荣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专制权则一也。由此言之，君主千数，而能真行专政权者不过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酿弑亡之祸者，尚三之一焉。〃以致梁启超先生竟认为大部分君主所受的困厄苦难不自由，〃有甚于吾辈小民十倍者〃。论〃专制政体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论到这个份儿上，也就至矣尽矣，世之君主若还不醒悟，幡然放弃专制制度，也就真是顽固不化，对不起先生的苦口婆心了。
但梁启超先生的苦口婆心又继之以危言耸听，他说：〃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为君主者，当视专制政体为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种盘踞于我本群者，虽已数千年，合上下而敌之仇之，则未有不能去者也。虽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从而爱惜之，增长之，则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国民而在君主之私人也。〃
不过，梁先生给当时的君主们开的所谓治本的药方，乃是英国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当时既不得售，今天说来更大违国情，兹从略。
并称康梁的另一位，南海康有为先生，把《法国革命记》进呈光绪皇帝的时候，强调在大革命中〃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惨状，痛陈惟有变法才能避免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结果报应还没落到清朝君主身上，〃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命运倒先降临康梁头顶，谭嗣同等六君子则陈尸菜市口矣。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以后的1902年所仍然坚持的思路，与康有为上述避免革命以救皇室的论调是一致的。
然而，辛亥革命发生了。怪孙中山激进吗？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交叉点上，在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交互作用的形势下，辛亥革命是否不可避免？辛亥革命在当时是不是算得上〃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要历史学家来回答的问题。在此只是记下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作者无意于幽默，但今人读来却觉得有一种啼笑皆非的苦涩之感；也许庄谐之间恰恰表明中国百年来一点可怜的进步吧？
1996年9月6日
下篇：品事（上）从”俳句事件”说起（1）
夜读抄
在同日本的俳人即俳句作者朋友们交流的会上，我感觉我是在与松尾芭蕉的日本对话，心情惬意而宁静。我试作的汉俳有一句〃遥灯如柿柿如灯〃，还是1990年秋天游太行山时的诗意，写出付邮以后，发现五十年前一位日本俳人也写过柿子，却是柿林里残存的一个，凄凉得多了。那是《法西斯体制研究》书中提到的〃俳句事件〃：〃俳句事件〃发生在1941年；反〃子规〃派俳人栗林一路石写了一首俳句，〃萧飒秋风起，枯叶飘零离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