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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非常关注“乒乓球拍子”的问题。当然，不止是女人，男人也有板臀。有“小板”就有“老板”。老板的形体往往还会在前面鼓出一包，肚子，球形的肚子，揣着发达的下水，骄傲地前挺，裤子像似永远也提不起来，提起来就像包着二奶。怎么人成了这副模样？撑出来的，坐车坐沙发坐热炕头坐课椅坐班坐家坐出来的。“老板”们算是没救了，你们丫的就这么着吧，我不管了。救人还是应当先救女人。
第十二章 行万里路第52节 美臀运动（2）
我为自己萌生如此伟大的博爱思想而感动。但也不无忧虑，估计我的爱心也有可能会让相当一部分女性误解，甚至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强力反击。她们一定会说，看看你们中国的男人，男人有好人吗，你们是男人吗？我承认这个时代的中国男人表现得差强人意，远不如女性风光。我还能做出更为深刻的自我反省，男人们快绝种了！男人们不是正在努力地向女人们学习吗？你们女人就好好地教育吧，辅导吧，扶倒吧。
我还是要回到屁股的问题继续说。女人也少有不关心男人的屁股的，不过有别，这年头的女人文化水平提高了，更钟情于抽象的屁股。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过去的女人喜欢攀高枝，现在的女人就喜欢能决定脑袋的屁股，当然是越大越好，而且喜欢的还挺文化。好大一个文化大板臀！
与文化的屁股相比，我还是偏爱感性的屁股，比如古巴女排队员的那种样式。要说这是个审美问题或学术问题就见小了，它至少是个社会问题，应当说这也是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甚者是一个人种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比办一届奥运会要重要的多。没有屁股怎么行？没有强健的屁股也搞不好奥运会呀！奥运会的实力项目是田径，田径是所有竞技项目的基础，田径上不去足球肯定没戏。中国人的田径项目上不去，与体能基础有关，屁股是身体最大的肌肉群，是身体运动的发动机，解决屁股问题就是解决身体的基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普遍，肯定是个社会问题，又没有人来重视，我不提请大家注意又有谁会重视呢？
一个教育家，光看到问题是不够的，应当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我倡导用运动的方式来矫正走偏了的社会行为并非杜撰，我的想法是从古希腊教育家那里得到的启示。
奥运会起源于希腊，最早的奥运会只有男人参加，全身赤裸。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与当时古希腊雅典并存的另一个城邦叫斯巴达，不玩奥运会玩教育，斯巴达人非常重视美臀，几乎完全是以运动的方式培养下一代和女人。
斯巴达的男人从小就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女人也统统要上操场掷铁饼、投标枪。斯巴达人用这种教育方式来塑造女人强大的生育底盘，以承载战士的胚胎。严酷的训练也锤炼出了斯巴达女人的英雄主义情操，出征时，斯巴达的母亲给儿子一面盾牌作为礼物。意思是：拿去孩子，光荣了躺在上面；活着回来，是为母亲为你颁发的第一块奖牌。我估计雅典搞奥运会纯粹是让斯巴达人给逼出来的，尽管奥运会刚刚除去了战争的血腥，但是非常野蛮，最早的奥运会是禁止女人观看的，今天的男人也看不下去，拳击赛根本就不带套，干凿！摔跤大力士的耳朵早早就被揪掉了，赛场上根本不会发生泰森咬耳朵这类事件。第一个观看奥运会的女人若不是因儿子带上了奥运桂冠，一旦露出身份，将被处死无疑。
斯巴达人以残酷著称，以文明著称的雅典以今人的眼光度量也显残酷，他们的教育方式至少不及我向大家推荐的轮滑运动优雅。我不能不夸自己心好又温柔，我希望我的美意能够为广大的女性所接受。再说，奥运会是少数人竞技，多数人当看客的游戏，它改善不了我们每个人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问题要靠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参与去解决。我想用运动行为来改变“板臀”问题，我希望有一天“板臀”们能一个个翘起来。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比GDP的增长更能凸现国人的生活质量也更值得骄傲。
轮滑是轮滑，板臀是板臀，本来风牛马不相及，结果让我把它强拉硬扯在一起了。我当然言之有据。谁叫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谁叫我们遭遇，谁叫你们只知道美容不知道美臀？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上帝却给我安装了一个“格式塔”瞳孔，这让我老是聚不住焦。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完形”，这是外部世界本该有的样子，我只认这种样子才是本真。现实中的物象在“完形”的比照下显出缺陷，激发出我想填补的愿望。这是我的错吗？你们尽可以说我的趣味低俗，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如果不承认，我也没办法，我没有丘比特的弓箭，肯定无法射穿你们哪一个的胸膛忍看鲜血直流，我有丘比特的弹弓，能把“乒乓球拍子”打得当当作响。
最后我想说一句，轮滑只是我当前的爱好，我这人容易见异思迁，不知哪天又迷上什么去哪里了，也不知道“完形”的目光投射到在什么人什么事上，丘比特的弹弓瞄向哪里？但我相信，以后会知道。
故事该写的大致就这么多了，编辑希望能再抻一抻，能让一本书厚一些，以显出有分量的样子。我实难做到，只好在这里向读者致歉了，俗话说文如其人，我做兰州拉面的水平也就能扯个“大宽”，压根就没有扯“毛细”的本事，学也不像那么回事，就这么着吧。
后记后记
书写到大半，策划人刘阳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一本书。羊年之初，他看完《读者》上刊登的《我只养你到18岁》的报道后找到我，让我在此基础上扩充，做成畅销书。他给过我一个提纲，我起初答应了，无奈憋不出来，只好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结果写出了一个我自己预先也不清楚的模样。我清楚的是，写作让我的心情豁然开朗，积淤多年的一块心病终于了断。写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用不着动脑子，我动心了，过程中几次泪洒键盘，不能自制。酒量是检验心态的标准，我年轻时喝两斤六十度白酒不倒，领着孩子进京时，喝两瓶啤酒就醉，现在一不小心就过了十瓶，第二天还是十瓶，第三天还是十瓶……而且正在稳步上升。
为了让预定的书名和内容统一，刘阳被卷入了写作过程，他一直提醒我写跑题了。“那你就等着卖5000册，完后喝西北风吧！”刘阳在酒桌上丢给我一句。我说，那不管，没人看我留着自己看。直说了，我不是为了教育，为写一本畅销书活到今天的。哪个绑架我我就颠覆哪个，不要逼我耍流氓（因为我先拿了刘阳的约稿定金，都喝了酒了，而且说这些难听话的时候我已经犯混）。我就是要拒绝一切绑架！刘阳发愣了，突然拍案说了声：有了！书名就叫《拒绝绑架》。
刘阳发现了我的写作过程和发生过的事件有同一根线在牵着。不管是13岁时把儿子领出校门，还是18岁时把儿子赶出家门，这都是现象，现象的背后是我一直在拒绝绑架。这一发现也使我的写作思路豁然明朗。沿着打开的思路向前走，我看到了自由的曙光，那才是我过往生活的朝向。有了这样的自省，书如何命名已显得不甚重要，怎么都行。我们又握手言和。
书写完后，我们心里都没底，拿给几个朋友看，反应不错，就是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
我可是舒服了。想舒服还不容易，下面再写一些我觉着舒服的故事，也许能带给大家一些轻松感觉。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啤酒桌，住进“狗斋”写字。啤酒党接风，添酒回灯重开战，“这是最后的斗争，再来10瓶到明天”。又喝到浪里头。喝得飘飘然，写飘了。写完最后两章，发现前面的文脉到此好像突然断裂，山穷水尽处陡然飘起一片祥云般的文字，让我看着发呆。书好像成了两本，书中的主人公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不是梦，我是以纪实手法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的，以往的沉重心情和当下飘飘欲仙的感觉都是生活事实。如果说书的逻辑发生断裂，毋宁说我的生活逻辑开始转向。我必须诚实地记录，哪怕我的生活如同谎言，哪怕这样运用文字有可能牺牲言说的完整。
我理应成为另一个人，因为我放下了家长角色的执着，摆脱了精神枷锁的我自由了。我的写作已经融入生活，写作让我体验着自由，我觉得有话不吐不快比会说话更重要。说起来这还算是我的处女作，这么老的处女，就这么无师自通了。我想扭捏作态似乎也不大可能，事实如此嘛！不然我没有底气敢说要解放全中国的父母们。
我真要解放你们！你以为我有工夫跟你们开玩笑。
就这么喝，就这么写，就这么活。如果生活如同谎言一般，写作何以诚实？
“天是怎么亮的
喝亮的
呵哈是怎么郎的
喝里郎的”
……
“喝飞了！”
大踏的第七十六集诗集手稿同时诞生了，亲笔在复印件上题字送给每个啤酒队员。大踏是酒仙加诗仙，在失重的状态中，我拿他校验自我感觉的方位所在，发现我的身心已然坠入诗人的酒杯。好大的一个酒杯，我在“酒泳”。
刘阳读了大踏的诗如获至宝，他把大踏送给我的手稿当成文物“收藏”了，回到海南打来电话幸灾乐祸地坦白交代。
写作过程中，我将未定稿不断寄给新朋老友们征求意见，新朋友会写字，老朋友知根底。他们的鼓励给了我写作的动力。也有尖锐的批评从朋友圈中陆续反馈回来，最有挑战性的意见是关于子轩。
在这本书里，我写子轩下笔显得有些狠，把他写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的态度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这样写是否会给子轩造成心理伤害，建议我慎重落笔。
那不管！尽管提建议的人充满善意，而且不乏重量级写手。文如其人，我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逻辑。我眼中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因为我也是从孩子过来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孩子，有些方面比子轩强，有些地方比子轩还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说自己还不够狠。我心毕竟是肉长的，比起亚伯拉罕奉子祭神的行为来，我简直是个懦夫。
怎样看孩子？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中国的家长、教育人对孩子的看法往往偏“善”，说起孩子的未来眉飞色舞，遇到问题避重就轻，有意无意地将儿童、青少年天使化。这种现象很普遍，说重点儿叫矫情。我不以为然，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善之处为什么要写完善呢？看一看经典电影《美国往事》吧！神经足够强健的读者还可以看看巴西的新片《上帝之城》，看一看在上帝遗弃的地方，孩子是什么模样！作家张弛勇敢地写自己的青春期“一路上是撒谎、放毒走过来的”。敢这么说自己坏话的人还有王朔、狗子以及近年来涌现的韩寒、肖睿、胡坚等少年作家。但我还是想夸他们一句：这才是能够触及心灵的写作。主流教育界、舆论鲜有人能执这样的勇气与自觉。这可能是一个教育出发点上的问题，文饰心灵的漏洞最终导致了文化界、教育界谎言的泛滥，导致了整个社会虚假与伪善的横行。
“知子莫如父”，我是不是把子轩的痛处点到了他本人最清楚。他躲着不见我，我无法征求他的意见，只好自己写了。我并没有把子轩当成对手，写有关他的经历，我总是点到为止，不加叵测，尽量给他留下说话的余地，由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白。一个有趣的想像诱我发笑：他若无其事地在书摊上买了这本书，心里不再安宁，匆匆回到住所闭门翻看……。他肯定有话要说，我不在乎什么长者的颜面，也不在乎他将说些什么，惟希望他能虔诚祈祷，以诚实的写作了却自己的心病，直面人生。
本书多处写到“行为”。记录下的事件与观念在这个作秀的时代显得另类。我从不觉得自己另类，我怎么看自己也是一个正面人物嘛！我的“行为”是自己经历的生活事实，其中包含着我对生活、对教育过程的追求与思考。对“行为”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包括我的写作也是按“行为”来对待的，所以不必解释。如果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