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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管理行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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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个人来看,任何人“谦虚”而“不执着”,便可能不断进步、永不停滞而且日新月异;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中华文化空无而不执着,更是有广大的“包容性”。因此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不但不排斥外来的文化,反而把外来文化妥善地融合起来,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3节 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文化从远古流传至今,从未间断过,这一切都有源可溯、有迹可寻、有据可考、有案可察。可以说,中国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的稳定性。在它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发展,在既往中得以传承……    
    可以说,从远古到今天,中国文化虽然本质未移,但其表象的确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呢?时下倒是有一种很熟悉的说法: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科技时代,社会的变迁十分迅速。因此,时代不同了;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使得中国人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哪一个民族不是逐渐在改变?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随着时代进步,为了生存,势必要日新月异,经常有变化。    
    那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变了吗?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由此来看看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    
    根据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从先秦时期的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直到如今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大业,逐渐融入全球体系;而东西方文明在这个时候同样也在交流、碰撞,乃至于融合。可以说,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处在发展、变异、继承、延伸之中。循着变化起伏的潮流,我们可以把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大段落:    
    创造时期    
    自孔子诞生到秦始皇统一(公元前551—前221年),为时约300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通称为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流。儒家信仰仁义,主张柔术治天下;法家主张废礼而以法治天下,运用的是刚术。这两家都倡导以人力来管理,可称为人为主义者。道家信仰道德,主张无为治天下,清静无为、效法自然,可以称为自然主义者。墨家则主张以墨为道,所谓墨道就是尚同、兼爱、自苦、利人,倡导舍己救人、刻苦自励,可以称为苦行主义者。此外尚有农家主张看民并耕,以平等破阶级;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以世运定盛衰;名家主张辨名实、析物理、明荣辱;而杂家则并无自己的中心思想,只是折衷其他诸家思想为主张。    
    儒、道、法、墨虽各立门户,实则交互影响。一般认为儒、墨都重人治,不过儒重君子、墨重贤人。君子指德才兼备的人,往往带有贵族色彩,其品格亦偏重于崇法社会的道德;贤人则多为平民身份,其品格相当于服务的精神与实用的技术。前者重行为的动机;后者重行为的效果。法家重法治,以严刑重罚为主,不免刻薄寡恩。道家则重无为之治,厌弃法令,不尚贤能,以自然为理想。农家的态度近墨,而阴阳家的主张较近于儒。    
    因袭时期    
    自秦汉到宋元(前221—公元1367年),为时约1600年。因袭并不是完全模仿,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进展与改易。但因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远不如先秦那样富于创造精神,所以名为因袭。由于秦灭六国带来空前的巨变,把分割的封建改变为统一的郡县,将贵族的分权集中为君主的专制。于是墨家衰微,到汉武帝时已经失去“显学”的地位。汉初数十年中,儒、道、法互争雄长。秦始皇用法而抑百家,儒、道依然存在。汉武帝尊儒而黜百家,道、法还能生存。墨家独自没落,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能及时修改师说以适应环境——论思想不如儒家,谈鬼神则不如阴阳家,又主张平民色彩,注定要被专制时代所消灭。    
    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脱不了儒、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    
    转变时期    
    自明初到清末(公元1360—1898年),为时约500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18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    
    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成熟时期    
    这段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898—1949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    
    发展时期    
    星移斗转,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    
    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4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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