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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8-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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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能尽如彼等之意,将校长查明严办,昭示大众。后来者将难乎为继,势非将本校迁移济宁或兖州,无法办理。若然,则本校附小四百学生,将为之失学,曲阜商业,将为之萧条矣。
  前津浦路开修时,原议以曲阜县城为车站,衍圣公府迷信风水,力加反对,遂改道离城十八里外之姚村,至使商贾行旅,均感不便。驯至曲阜县城内社会,仍保持其中古状态,未能进化。由今视昔,事同一例。曲卓民众何负于孔传钢等,必使常在半开化之境,不能吸收近代之文明?即孔氏子弟亦何乐而为此,孔氏六十户中不乏开明之士,当不能坐视该孔传钢等之胡作非为,而瞑然无睹也。
  更有进者。还吾自加入本党,信奉总理遗教,向未违背党纪。在武汉时,曾被共产党逮捕下狱两月有余,分共之后,方被释出。原呈所谓:“言行均涉过激,绝非民党本色”云云者,不知果何据而云然?该孔传钢等并非本党同志,所谓过激本色之意义,恐未必深晓。今竟诬告本党同志,本党应有所以处置之法;不然效尤者接踵而起,不将从此多事乎?还吾自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从事教育,历有年所。十五年秋又入广州中国国民党学术院,受五个月之严格训练。此次任职,抱定三民主义教育宗旨,遵守上级机关法令,凡有例假,无不执行,对于院部功令,向未违背。且北伐成功以还,中央长教育行政者,前为蔡孑民先生,今为蒋梦麟先生,在山东则为教育厅何仙槎厅长,均系十年前林琴南所视为“覆孔孟,铲伦常”者也。蔡先生复林琴南书,犹在《言行录》中,蒋先生主编《新教育》,何厅长著文《新潮》,还吾在当时景佩实深,追随十年,旧志未改,至于今日,对于院部本旨所在,亦不愿稍有出入。原呈:“钧部管持全国教育,方针所在,施行划一,对于孔子从未有鄙夷侮辱之明文,该校长如此放纵,究系采取何种教育?禀承何项意旨?抑或别开生面,另有主义?”
  云云。显系有意陷害,无所不用其极。
  还吾未尝出入孔教会之门,亦未尝至衍圣公府专诚拜谒,可谓赋性乖僻。又未尝日日读经,当然学术不纯。而本省教厅训令第六九三号内开:“校长宋还吾态度和蔼,与教职员学生精神融洽,作事颇具热诚,校务支配,均甚适当,对于教员之聘请,尤为尽心”云云。不虞之誉,竟临藐躬,清夜自思,良不敢任。还吾籍隶山东旧曹州府城武县,确在北京大学毕业,与本省教育厅何厅长不无同乡同学之嫌,所谓:“因有奥援”者,殆以此耶?但因与厅长有同乡同学之嫌,即不得充校长,不知依据何种法典?院部有无明令?至于是否滥长,官厅自可考查,社会亦有公论,无俟还吾喋喋矣。还吾奉职无状,得罪巨室,至使孔传钢等夤缘权要,越级呈控,混乱法规之程序。教育无法进行,学生因之傍徨。午夜疚心,莫知所从。本宜躬候裁处,静默无言,但恐社会不明真象,评判无所根据,故撮述大概如右。邦人君子,其共鉴之。
  七月八日。
 四教育部朱参事及山东教育厅会衔呈文孔传钢等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侮辱
  宗祖孔子呈请查办等情,饬厅查明核办,并派葆勤来鲁会同教育厅查办具报等因。奉此,遵由职厅饬派省督学张郁光随同葆勤驰赴曲阜,实地调查,对于本案经过情形,备悉梗概。查原呈所控各节,计有三点:一,为发布侮辱孔子标语及口号;二,为表演“孔子见南子”戏剧;三,为该校训育主任李灿埒召集学生训话,辱骂犬养毅张继及孔子。就第一点言之,除“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之标语,该校学生会确曾写贴外,其他如“孔丘为中国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等标语,均查无实据。就第二点言之,“孔子见南子”
  一剧,确曾表演,惟查该剧本,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内林语堂所编成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又查学生演剧之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就第三点言之,据由学生方面调查所得,该校早晚例有训话一次,当日欢迎犬养毅张继二先生散会后,该校训育主任于训话时,曾述及犬养氏之为人,及其来华任务,并无辱骂张氏,更无孔子为古今中外罪人之语。再原呈署名人据查多系乡居,孔氏族人之城居者,对于所控各节,多淡漠视之。总计调查所得情形,该校职教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只因地居阙里,数千年来,曾无人敢在该地,对于孔子有出乎敬礼崇拜之外者,一旦编入剧曲,摹拟容声,骇诧愤激,亦无足怪。惟对于该校校长宋还吾究应若何处分之处,职等未敢擅拟,谨根据原呈所控各节,将调查所得情形,连同《子见南子》剧本,会衔呈复,恭请钧部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谨呈教育部部长蒋。附呈《奔流》月刊一册。参事朱葆勤,兼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
                 五济南通信
  氏族人反对,向教育部呈控该校校长宋还吾。工商部长孔祥熙亦主严办,教育部当派参事朱葆勤来济,会同教育厅所派督学张郁光,赴曲阜调查结果,毫无实据,教厅已会同朱葆勤会呈教部核办。十一日孔祥熙随蒋主席过济时,对此事仍主严究。教长蒋梦麟监察院长蔡元培日前过济赴青岛时,曾有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究竟结果如何,须待教部处理。
               八月十六日《新闻报》
               六《子见南子》案内幕
               '衍圣公府陪要人大嚼
               '青皮讼棍为祖宗争光
  昨接山东第二师范学生会来函,报告《子见南子》一剧讼案之内幕,虽未免有偏袒之辞,然而亦足以见此案症结之所在,故录刊之。
  曲阜自有所谓孔氏族人孔传钢等二十一人,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侮辱“孔子”,经教部派员查办以后,各报虽有刊载其消息,惟多语焉不详。盖是案病根,因二师学生,于六月八日表演《子见南子》一剧;当时及事后,皆毫无动静。迨六月十八日,有中外名人犬养毅及张继,联翩来曲,圣公府大排盛宴,名人去后四日,于是忽有宋校长被控之事,此中草蛇灰线,固有迹象可寻也。至于原告廿一人等,并非六十户首,似尚不足以代表孔氏,盖此不过青皮讼棍之流,且又未必悉皆知情。据闻幕后系孔祥藻,孔繁朴等所主使,此案始因此而扩大。孔祥藻为曲阜之著名大青皮,孔繁朴是孔教会会长。按孔繁朴尝因广置田产,致逼兄吞烟而死,则其人品可知,而所谓孔教会者,仅彼一人之独角戏而已。彼欲扩张孔教会势力,非将二师迁移他处,实无良法,则此次之乘机而起,自属不可免者,故此案直可谓二师与孔教会之争也。
  至于其拉拢青皮讼棍,不过以示势众而已。现曲阜各机关,各民众团体,均抱不平,建设局,财政局,教育局,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二师学生会,二师附小学生会等,俱有宣言呈文联合驳孔传钢等,而尤以县党部对于封建势力之嚣张,愤激最甚。孔传钢等亦无大反动力量,故此案不久即可告一段落也。
               七月十八日《金钢钻》
     七小题大做史梯耳关于曲阜二师排演《子见南子》引起的风波的人心
  ,并且从来没失势过。因此,才遗留下这旧礼教和封建思想!
  历史是告诉我们,汉刘邦本是一员亭长,一个无赖棍徒,却一旦“贵为天子”,就会尊孔;朱元璋不过一牧牛儿,一修道和尚,一天“危坐龙庭”,也会尊孔;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华,也要“存汉俗尊儒(孔)术”。这些“万岁皇爷”为什么这样志同道合呢?无非为了孔家思想能够训练得一般“民”们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乱”而已!我们无怪乎从前的文人学士“八股”都做得“一百成”,却没有半点儿“活”气!
  中山哲学是“知难行易”,侧重在“知”,遗嘱又要“唤起民众”,更要一般民众都“知”,至圣孔子却主张民只可使“由”不可使“知”,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是和中山主义相违!现在革命时代,于反动封建思想还容许他残留吗?
  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为了排演《子见南子》一剧,得罪了“圣裔”孔传钢等,邮呈国府教育部控告该校校长“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惊动了国府,派员查办。我因为现在尚未见到《奔流》上的原剧本,无从批判这幕剧是否侮辱孔子,但据二师校长说:“本校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云云。夫如此,未必有什么过火的侮辱,不过对于旧礼教或致不满而已。谈到旧礼教,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并非孔子所手创,反对旧礼教不能认定是侮辱孔子,况且旧礼教桎梏人性锢蔽思想的罪恶,已经不容我们不反对了!如果我们认清现在的时代,还要不要尊孔,要不要铲除封建思想,要不要艺术产生,自然明白这次曲阜二师的风波是关系乎思想艺术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
  不过国府教育部为了这件演剧琐事,却派员查办啦,训令查复啦,未免有“小题大做”
  之嫌,我想。
  一九二九,七,十八,于古都。
  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日报》副刊所载八 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 宋还吾
  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大公报》社评,有《近日曲阜之辱孔问题》一文,昨天才有朋友找来给我看;看过之后,非常高兴。这个问题,在山东虽然也引起各报的讨论,但讨论到两三次,便为别种原因而消沉了。《大公报》记者居然认为是个问题,而且著为社论,来批评我们;我们除感佩而外,还要对于这件事相当的声明一下,同时对于记者先生批评的几点,作简单的答复。
  我们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一件事实,因为:一,“子见南子”出于《论语》,《论语》不是一部假书,又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当然不是造孔子的谣言。二,孔子周游列国,意在得位行道,揆之“三日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的古义,孔子见南子,是可以成为事实的。
  《子见南子》是一本独幕悲喜剧。戏剧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定义,最简单的是:人生的表现或再见。但没有发见的人,也表现不出什么来;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也发见不出什么来。有了发见之后,把他所发见的意识化了,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子见南子》,是作者在表现他所发见的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的不同;及周公主义,与南子主义的冲突。他所发见的有浅深,所表现的有好坏,这是我们可以批评的。如果说:他不应该把孔子扮成剧本中的脚色,不应该把“子见南子”这回事编成剧本,我们不应该在曲阜表演这样的一本独幕悲喜剧:这是我们要付讨论的。
  《大公报》的记者说:“批评须有其适当之态度:即须忠实,须谨慎,不能离开理论与史实。”这是立论的公式,不是作戏剧的公式,也不是我们演剧者所应服从的公式。
  又说:“子见南子,‘见’而已矣,成何艺术?有何人生真义?又何从发见与礼教之冲突?”(在这里,我要附带着声明一下。我的答辩书原文是:“在礼教与艺术之间,认取人生真义。”书手写时错误了。不过这些都无关宏颁。)“见而已矣!”
  固然!但在当时子路已经不说,孔子且曾发誓,是所谓“见”者,岂不大有文章?而且南子曾宣言:到卫国来见寡君的,必须见寡小君。孔子又曾陪南子出游,参乘过市。再连同南子的许多故事,辑在一块,表演起来,怎见得就不能成为艺术?艺术的表现,有作者自己在内,与作史是不同的呵!
  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观,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观,把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放在一幕里表演出来,让观众自己认识去,怎见得发见不出人生的真义?原剧所表演的南子,是尊重自我的,享乐主义的;孔子却是一个遵守礼法的,要得位行道的。
  这两个人根本态度便不同,又怎能没有冲突?至于说:“普通界说之所谓孔教,乃宋儒以后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请问:原始的礼教,究是什么样子?魏晋之间,所常说的“礼法之士”,是不是指的儒家者流?
  又说:“例以如演《子见南子》之剧,可以明艺术与人生。
  吾不知所谓艺术与人生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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