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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4米的安德雷斯形影相随，缠得他难以施展，徐弘以准确的卡位多次化险为夷……。上半场我们1：0领先，对方的小动作就开始多了起来，瓦瓦也是个火爆性子，对方的屡屡犯规，让他十分生气，不久就因报复被红牌罚下，赛后他还很愤怒，说踢得太脏。瓦瓦罚下场后，卡西亚诺见左路打不开局势，也加入战团，这样，我镇守的右路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大的压力，而这一通道的争夺也变得更加激烈。第28分钟，冈波斯和卡西亚诺的二过一配合险些通过这一关卡，我上去拼命抢截，而在抢截的时候，和卡西亚诺同时摔倒在地，就此延缓了国安队的进攻速度。我没有想到的是，率先爬起来的卡西亚诺懊恼之余，对准我的小肚子狠狠地踢了一脚，当时我就疼得满地翻滚。这时候，张恩华气得跑了过来，指着对方大声喝斥，双方队员也越围越多，主裁判黄俊杰见状赶紧拉开双方。但是卡西亚诺的态度十分恶劣，激怒了场边的海东，海东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足球场上的这种恶劣犯规，这可能也是他被侵犯太多的缘故，所以也跑进场内加入了战团。3分钟后，卡西亚诺被红牌罚下，我也得了一张黄牌。后来海东也被追加处罚，停赛2场，还被罚了款，我觉得挺对不住海东的，都是为了我的缘故。
卡西亚诺被罚下场后，场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重。3分钟后，金斯右路狂奔，带球疾进，并且死死压住谢朝阳的贴身逼抢迅速向内线切入。这时候，慌乱中的谢朝阳果断抬臂撞向金斯的左脸，再次被红牌罚下。
不久，金斯在左路又发动攻势，我正准备从右路插上接应，冈波斯趁主裁不注意，突然用肘部重重地击向我的前胸，我当时就被打得透不过气来，一下子栽倒在地。而这时，第一边裁离我只有7、8米远。这时候，队友赶紧把我搀扶起来，好半天，我才缓过一口气来。主裁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急急地赶了过来，可是边裁却说他什么也没看见。这时候，我心里又是气愤又是委屈，拼命挣开队友的拦阻，向边裁冲去，想讨个明白说法。事后，有媒体说我企图攻击裁判，事隔多年，我仍然要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只是想要个说法。当时，我真是气极了，觉得有冤没处说，就拉起自己的衣服，以示清白。后来，中国足协根据我的这个动作，认为我有罢赛的嫌疑，给了我一个通报批评。
这场比赛，我们最后以1：2败北。
许多年过去了，再重提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说的是，不仅是这件事，还有以后的一系列红、黄牌事件，使得深爱我的球迷们为我担心，误会我是否成了大牌球星而长了脾气，我要肯定的说：不是的。我孙继海时刻牢记着我爸我妈说的话：“要踢球，先学会做人”，我在场上从来没有主动恶意侵犯别人。但是，球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的确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我要为自己的“年轻”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我后来还在继续付，比如说，后来和韩国队比赛与裁判的冲突、和申花队外援兰柯维奇的冲突，等等。
我后来才渐渐明白，足球场上，不仅是斗力，是竞技，同时还在斗智。那次事件发生后，有一个朋友就对我说：“冈波斯打了你，又逃过了裁判的眼睛，激怒了万达队的情绪，使你们自乱阵脚，这就是人家比赛经验丰富的一种表现，试想如果在重大赛事中，能够有此高招，那么最终的胜利会掩盖所有的小动作，足球是要用结果说话的”。我觉得这话说得有些道理，有些人可能就是利用了我性格上的这些弱点，先让我自乱阵脚，情绪失控。实际上，那次比赛一结束，冈波斯就笑嘻嘻地跑了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又是安慰，又是道歉。可是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大概，这就是我还太年轻的缘故。我很佩服金斯，在那场比赛中，冈波斯还几次向金斯寻衅，但是金斯只是沉默地望着他，一言不发，这才未起事端。这就是欧洲球员和南美球员的区别了，更重要的是，金斯的确是一个非常职业化的球员。而我为了这一职业化，还需要经过好几年的磨砺。
但是，我也不完全同意我那位朋友的话，如果足球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心机、那么多的恶意侵犯，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而且，这也不是我所喜欢的足球。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倔强，但是我耿直，我喜欢堂堂正正，我是足球的理想主义者。而只有堂堂正正的运动，才会吸引人，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道德需要。欧洲顶尖赛事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章 万达（下）第30节 换帅
1997年，迟指导率领我们卫冕成功，当我们再一次高高地举起冠军奖杯时，整个城市都在为我们欢呼，那一夜，星光灿烂，大连无人入眠。
我太知道那一年卫冕的艰难了，整个甲A都在阻击万达，都在以击败万达为荣。而就在这一年，我们向国家队输送了7名主力。万达实际上是在以替补阵容与甲A诸侯周旋。也就在这一年，我们已经55场不败，这更刺激了甲A列强击败大连万达的雄心。后来，在上海，我们55场不败的骄人记录，被申花队终结，迟指导反而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一不败记录对于迟指导来说，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压力。而更重要的是，迟指导非常害怕因为这一不败记录，而使我们队滋生出骄、娇二气。迟指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实在，不求虚名，但求成果。
但是，就在我们卫冕成功不久，也就是到了1998年，俱乐部突然传出换帅的消息。
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些迹象，暗示着迟导的帅位可能不稳。甲A联赛到了1998年，已经非常火爆，而球迷的胃口也被吊得高高的。尤其是我们大连的球迷，更是激情高涨，这时候，在一些媒体上开始出现了对我们球队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球队的风格上，他们认为万达队缺乏激情，奉行“一比○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在球场上的复活。尽管仍有一些媒体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但是群情沸腾，终于影响到俱乐部的高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俱乐部绝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是在追求更好，追求最佳，因此，如何使万达能够更上一层楼，就始终是一个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取悦球迷追求票房价值的因素，毕竟是职业联赛，不能不考虑市场。
这件事已经事隔多年，也许现在我能说一下当时我的一些看法。
实际上，我们当时对球迷的意见能理解，但并不十分同意。这里，就牵扯到对什么是“激情”的理解。说我们稳健，说我们“一比○主义”，我都同意，但这恰恰就是当时大连队的风格，也是一种战术指导思想。对足球来说，结果永远是最重要的。因此，在足球比赛中，对球的控制，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就变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也经常会遇到非常不利的局势，但是常常能够后发制人，正是这种战术思想的胜利。准确的说，我们追求的不是那种华丽的激情，而是将激情融化在整体之中。米卢后来执教中国队，其最大的功绩就是调整好了中国队队员的心理状态，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大连籍的球员就不如其它队的队员反应那么强烈，因为无论是迟指导，还是后来的科萨，都对这一点下过很大功夫。实际上，像李明、张恩华、海东、王涛、徐弘，等等，在甲A赛场上，都应该算得上悍将，要说体能，我们也是最好的，韩国队能跑，但在那时候，浦项制铁也照样败在我们脚下。所以，如果要追求那种华丽的激情，我们实际上是最有条件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更强调整体，强调对局势的控制，强调技术和战术的配合，强调“内养”的功夫。对球队来说，它所要求的是结果，但是对观众来说，他要求的不仅是结果，还要求过程，要求比赛的观赏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能理解但并不十分同意的原因。
迟指导要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难过，依依不舍。尤其是我，几乎可以说是迟指导一手带出来的，感情之深，难以言表。但是，这时候职业化联赛已经开展了5年，大连队是一支很成熟的球队，而我们应该说也已经很职业了。所以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并没有酝酿出什么激烈的情绪。所以我有时候和人开玩笑说，职业化的过程实际上非常残酷，情感常常更多的让位给了理智。
接替迟指导的，是原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徐根宝。有人说王健林董事长和徐根宝性格相投脾气相像，一见之下，就相见恨晚，大有惺惺相惜之意。这些内情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相信俱乐部公开说的，请徐根宝入主大连队，一是看中他的激情，二是看中他的治军，三是看中他培养青年球员的能力。
的确，在中国足坛，徐指导是一个有名的“性格教练”，他的“抢、逼、围”，在当年的甲A赛场上大行其道，也使申花队在1995年登上了冠军宝座。而他的“铁腕治军”也是非常的有名，曾有名言曰：“不被球员反对的教练不是好教练”。徐指导在培养青少年球员方面也的确很有心得，像范志毅、谢晖、祁宏、吴承瑛等，都是他当年一手带出来的。这些，大概就是俱乐部看中徐指导的主要理由。
应该说，徐指导对大连足球还是很有贡献的，接手球队半年多，就再一次卫冕成功。而他的激情，也的确为大连队注入了一种活力，在徐指导带队的时间里，经常会大比分获胜，大大提高了比赛的观赏性。在培养青少年球员上，徐指导也做了工作。但是在1999年，徐指导还是离开了大连队，这时候，我已远在伦敦，其中的内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这倒并不是说大连的水深，而是当时中国的本土教练已经跟不上万达队的发展要求。
在当时中国的本土教练中，无论从哪一方面，徐指导都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而就我和他的接触来看，徐指导也在不断的反思自己，提高自己。徐指导是靠“抢、逼、围”起家的，是那种老式的英式足球，在申花队的时候，经常放弃中场，后场大脚开球，长传冲吊。但是到了1998年，这一战术理念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和我们万达队的传统也大相径庭。所以，徐指导不久就提出了“抢、快、前”的战术思想。这一战术思想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也暗合了现代足球的某些思想理念。但是现代足球有一个很完整的战术系统，并不是能够用几个字来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徐指导在阐述他的思想时，有时就难免简单化，而球员在贯彻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走形，而且很难把它和原来的传统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打到后来，万达队的技战术越来越不成形。这大概也是后来球迷倒戈的原因之一。
徐指导后来和大连队球员的矛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也不像有些媒体渲染得那么厉害，实际上，我们后来在各种场合见面，还是非常亲热。但是，矛盾也是的确存在的。
徐指导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在管理上推崇军事化，具体而言，就是：“前门一把锁，后门一把锁”，也就是所谓的封闭式训练。说起来，这并不是徐指导的首创，而是专业化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管理模式。对于这种管理模式的批评，现在已经很多，我曾经听一位外教说，他初到中国，对这种管理模式很不适应，尤其是见到晚上熄灯时间一到，所有的灯光唰地一下子就熄灭了，更是不可思议，他觉得这种管理模式很可能会扼杀球员在场上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后来，科萨到大连队，基本上实行的是走训制，效果很好。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球员的职业意识，实际上，到了后来，职业意识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很普遍化了，大家都很自觉，没有人会乱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一点，大家都意识到了。
徐指导在管理和训练上非常严厉，但是有时候这种严厉也会转化为一种粗暴。北方球员的性格都比较倔强，而且自尊心很强，所谓“吃软不吃硬”，即是。所以，有时候徐指导和球员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一种性格冲突，如果说是悲剧，那么也是一种性格悲剧。1998年毕竟不同于1995年，社会上的新思潮也渐渐开始影响到球员，人性化的要求渐渐萌芽，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得到尊重，这一阶段的球员已经很有个性了，完全不同于专业化时代。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大牌”脾气，我在网上看到，徐指导2002年重新入主上海申花，也是因为性格，随意喝斥、责骂而受到球员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