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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不了问题，如此等等，乾隆都不甚满意。在清朝统治一百余年、社会走向全盛的时期，本身又是满族并具有满腹经纶的乾隆帝，决心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进一步阐明满洲源流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发起编纂了前所未有的追溯满洲源流的专著和有关的民族历史文化典籍。
《满洲源流考》。乾隆发起编纂《满洲源流考》，首先在于解决满族的族源问题。满族是满洲族的简称，清代的满洲族是由明末女真人直接转变而来的。满族17世纪初崛起于辽东山区，是以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为核心，包括吉林海西女真和黑龙江东海女真及部分汉族、朝鲜族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由于其领袖努尔哈赤与继承人的努力进取，满族迅速入关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清朝统治者常年忙于战争，对满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对满族的族源、满族崛起的历史条件，并不十分清楚。如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听到来自黑龙江的穆克什克讲他们祖先的神话还是觉得津津有味。参见关嘉录等译：《天聪九年档》，5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即使在康熙年间，对清朝皇帝来说，满族曾经生息过的白山黑水地区仍存在浓厚的神秘色彩，为此康熙特派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亲自去长白山实地考察。《清圣祖实录》，卷69，3~4页。另外，努尔哈赤建立政权称为“大金”（亦称后金），皇太极为减少汉族人对后金政权的仇视心理，改金为清，使人们对满族的认识更加模糊了。彻底弄清满族源流确实很有必要，乾隆在上谕中明确认定“满族是古之肃慎，近世金人之后裔”。他考证说，金世祖居完颜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清朝发祥于东北，山川地理与金朝相同。他还说，满族最早出于肃慎，“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诸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关于满族与金同源之事，乾隆主张不用避讳。他说：“我朝得姓曰爱新觉罗氏，国语谓金曰爱新，可谓金源同派之证。盖我朝在大金时，未尝非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为我朝之臣仆，普天率土统于一尊，理固如斯也。”
其次，乾隆通过编辑《满洲源流考》，澄清历史上汉族文人对满族的偏见和诬蔑之词。例如，范晔著《后汉书》中《三韩传》里讲辰韩人生了小儿押之以石，以使头扁。乾隆说，小儿出生下来，体质极弱，怎能忍受石头之压。他列举满族人习俗是小儿生数日，置卧具，使其仰面而寝，时间长了，后脑扁平，乃生活习惯使然，从而推论辰韩人亦属此理，痛斥范晔此说“甚悖于理”。明末一些明朝官员有关满族的记载颇多微词，乾隆最为愤恨，称他们是“狂诞之徒，寻摘字句，肆为诋毁，此如桀犬之吠”《清高宗实录》，卷1029，5~6页。。针对这些诬蔑之词，乾隆提出要把“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并当详加稽考，勒为一书，垂示天下万世”。
乾隆的编书，始终不忘维护清朝统治。即使这本考察本族源流的书，乾隆也指示书中要贯穿清朝为中华正统的观念。他针对努尔哈赤曾被明朝授为“龙虎将军”一事，说刘邦在秦朝为亭长，李渊在隋为唐国公，朱元璋是元朝布衣百姓，清受明朝封号又算得了什么。“我朝乃明与国，当闯贼扰乱，明社即移之后，吴三桂迎迓王师入关，为之报仇杀贼。然后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统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
《满洲源流考》的编纂对全体满族人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即使今人视之，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统一也有重大意义。全书共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二十卷，首先肯定满族是部族名而非地名。这个结论对近代某些西方列强故称东北为满洲，企图进而否定东北并非自古以来就属中华疆域的谬论，始终是最有力的回击。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金与满族同源，乾隆因此很重视研讨金史。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读金史时，见到里面附有后人作《国语解》一篇，舛漏甚多。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金朝全盛时幅员辽阔，除女真人外，还有汉人、蒙古人、契丹人等各民族在金统治之下，而当时以国语（指女真语）为重，对女真语与汉语的对音翻译并不讲究，待元朝修《金史》时，以汉文记载译写，才造成这种弊病。以这篇《国语解》来看，或者声音相近而字义不合，或语似是而文有增损，有的女真人姓氏还译成了汉姓。乾隆指出：“金源即满洲也”，其官制人名，用满语翻译清晰准确，他命令大学士讷亲、张廷玉，尚书阿克敦，侍郎舒赫德负责改订，“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今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解”《清高宗实录》，卷295，6页。。重新订定的《金史？国语解》刊刻之后，为研究金史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全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在《金史？国语解》基础上编成的。乾隆在读史中发现，不仅《金史》，《元史》和《辽史》的人名地名也有很多问题，盖因“辽、金、元入主中国时，其人未尽通晓汉文，以致音同误用，而后为史者即非本国人，更借不雅之字以寓诋毁之私”《清高宗实录》，卷1054，9~10页。。乾隆揭露说，封建文人出于无知和偏见，人名地名错误甚多，在编写笔法上也有意贬斥满族先人，如元朝所修《金史》固然要以元朝为尊，然而，该书竟记载金朝人称元军为“大兵”或“大军”，则于史不合，有很多地方“逞弄笔锋，轻贬胜国，则千秋万世之史皆不足信”《清高宗实录》，卷987，23页。。关于此类问题，人名地名尚可改订，史书流传久远，只能任其自然了。乾隆能做的只能是将文字改正过来。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编成之后，乾隆命令以是书为依据，对三史人名地名错译之处一体改正，重新刊刻，并亲自作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春秋一字之褒贬，示圣人大公至正之心。若辽金元三史之译汉文，则出于秦越人视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语言不通，而又有寓嗤斥之意存焉，此岂春秋一字褒贬之为哉！”大意是说，孔子编《春秋》，每一个字的使用上都含有褒贬之意，但以符合史实为准绳。而辽金元三史出自汉人之手，则故意在用字上贬斥三朝，所以需要加以订正。乾隆还说，辽、金是地方政权，元朝又盛行民族压迫，人心不附，在史书上反映出此类问题。现在清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汉族人已五代为大清臣子，满族人熟知汉语，汉人也有精通满语者，“今之纂修诸臣，即有善通清书兼习诸国字之人”《清高宗实录》，卷1154，27页。，才具备改正译写的条件。何况，乾隆本人兼通汉、满、蒙、维吾尔、藏五种文字，是质量的最可靠保证。
最后，乾隆告诫满族人，今天能纠正前人对满族先世的诋毁侮辱之词，维护民族荣誉，“乃天造我国家重熙累洽而后得此，则所以祈天永命，日慎一日之忱，惟益兢兢”。一句话，只有永保大清江山，才能保证全体满族人民先世的声名和子孙万代的幸福。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献书和编书（1）
我国古代有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汉唐时期先后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技术，使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保存古代书籍最多的国家。我国的历史学家喜欢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比喻古代文献的丰富。在这些书籍中，乾隆帝发起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文献。
据《清史稿？艺文志》载：“高宗（乾隆）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纂修《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其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余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清史稿？艺文一》，卷145。全书共收各种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全书卷数各阁不同，可参见李春光：《古籍丛书述论》，188页。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份书已修成，以后加上抄写和整理时间，总共二十年才完成。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亲自下令搜集古今图书。他说：“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备。”《清高宗实录》，卷134，3页。从这份谕旨来看，搜集图书的范围限于元、明、清三朝图书，目的是充实皇家藏书。各省督抚学政仅把这个任务当做一般事务来办，因此没有什么收效，乾隆也没有过问落实情况，这次搜集古今图书与编纂《四库全书》关系不大。
三十多年后，乾隆再次下令各省督抚学政搜集古今图书，则与编纂《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谕中外搜辑古今群书：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即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抄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借端滋扰。《清高宗实录》，卷900，7~9页。
乾隆给各督抚学政划定了搜集图书的范围：一、有关治理国家，教化人心之书；二、有关解释经典，考订制度之书，三、历代及本朝著名文人的诗文著作。但乾隆虽然第二次下令搜集图书，却同上次一样，反应并不热烈。各省督抚仍然视同虚文，也不认真办理。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清朝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有关。清初，汉族人中存在着反清复明思想，经常在一些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有所流露。康熙、雍正两朝，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打击持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各省督抚们怕因搜集图书而出现文字狱，故动作迟缓。
一年之后，只有安徽学政朱筠认真办理搜集书籍一事。朱筠提出四点建议：1．汉唐遗书稀少，宋辽金元书籍刊本也有限，请以抄书为主要办法。2．搜集图谱金石碑刻，以扩大范围。3．整理《永乐大典》。4．编立书目，撰写提要。朱筠的建议受到乾隆重视，特别是朱筠提出派正在修书的翰林官查找《永乐大典》中所存孤本书籍，分类抄出原书一事，乾隆马上采纳了，而且还认为翰林官位卑权轻，改派军机大臣领导此事。
朱筠提出整理《永乐大典》，反映了当时很多读书人的呼声。该书虽卷帙浩大，但按类分目，割裂群书，使用极不方便。编纂此书只有六年时间，草率成事，“于易先列蒙卦，于诗先列大东，于礼先列冬官。且采用各字，不论易书诗礼春秋之序前后错互”，问题很多。乾隆接受朱筠的建议，决定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整理《永乐大典》，他指示把其中绝版书抄出整理刊刻，无保存价值的抄其简单概要存目。乾隆增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由翰林官负责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