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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八年四谒祖陵。按照乾隆上谕的日程是：“朕于五月二十四日启銮至热河，驻跸避暑山庄。七月十一日即由热河至盛京、兴京恭谒祖陵。”但由于是年节气较晚，七月十一日仍在三伏之内，气候炎热又赶上雨季，道路泥泞，不便大队人马行走，乃推迟至八月十六日从承德启銮。乾隆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不能驰马行围，所以取较近的行军路线，直趋盛京。乾隆从避暑山庄起程后，经塔子沟、叶博爱、三座塔（以上地点均属今辽宁省），由九宫台边门入盛京界。因为必须首先祭永陵，乾隆由盛京城西北的老边、大台、莲花套、尚家河，于九月初十日抵永陵，开始谒陵活动。九月二十二日从盛京城回返，十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历时近五个月。
谒陵的耗费是巨大的。乾隆四诣盛京谒陵，每次都是携带大队人马，途经直隶、内蒙古、吉林、盛京四省区，无论对清政府还是各省区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仅乾隆八年第一次东巡携带各种物资打前站的先遣人员，就有“侍卫一百五十余名，亲军护军六百余名，并各项官兵拜唐阿等共两千余名，车七百九十余辆”《清高宗实录》，卷194，4页。。迄今尚未发现乾隆谒陵随行人员的总数，但有两个数字可供参考，一个是从牧场派马六千匹送博罗和屯供途中更换，另一个是在昭乌达盟之博罗额尔吉等处贮米三千石接济随驾人员。乾隆到此后，将贮粮赏赐扈从人员共用去一千五百九十石，据此可推知随行人员肯定不会超过万人，大致五六千人。就这个数字而言，其花费也是够大的了。出发之前，乾隆即赏赐大笔银两给随行人员作为整装费用：侍卫章京，各赏银六十两；杂项差使官员各赏银三十两；护军拜唐阿披甲匠役，各赏六个月钱粮；满汉文官、笔帖式、博士、天文生等分别数十两。随行人员使用七八百辆大车，多是从大兴、宛平等县花高价雇来的。沿途经由内蒙昭乌达、卓索图、哲里木三盟地方，都负接济供应之责。仅行围一事，喀喇沁、翁牛特二旗就要派出捕户一千名协助围猎。另外还有“喀喇沁哨鹿人枪手六名，扈从枪手十名，哈玛尔行走人三十名，打鹿鸟枪手四十名，索伦墨尔根三十名，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旗内派向导一百名，长枪手一百六十名，驮车二百余辆”《清高宗实录》，卷183，3页。。由口外进克尔素边门后，则归盛京地区供应，据将军额尔图奏称：“自营河以至长岭，应修道路、桥梁皆不用民夫，除臣等自率所属旗下官员兵丁平垫搭造外，所需薪炭，并令兵丁于有木之处伐取，仍令盛京工部带领屯丁烧造，运至尖宿顿次备用。如经过地方乏水，必须掘井备汲，在围场则专派兵丁，在边界则旗民共役。”《清高宗实录》，卷188，9~10页。盛京本是产粮区，为保证大批人马的食用，事先还禁止商贩外运粮食。八年谒陵礼成后，乾隆赏赐有功人员，盛京地区官兵人役获赏人数竟有二万八千人，足见动用人力之巨。至于谒陵所携带的拆合轿、马上銮驾、蒙古画角、细乐等器皿，或先期派专人送往盛京，或携带行军中用，还有供乾隆和扈驾人员住宿途中使用的蒙古包、帐房、布城等物资，又岂能用银两来计算？所幸的是谒陵人员行进路线大部分在人烟稀少之地，或时间在农闲季节，农业受害略轻。
秋狝和巡谒谒祖陵申孝思：临幸有益（1）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崛起充满着奥妙。满族本是一个后进民族，但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的率领下，从16世纪末开始，在短短半个世纪，就由小到大，从弱变强，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称汗建国，战胜农民军，横扫残明，收拾金瓯，建立起统治全中国的一代大清朝。努尔哈赤当年以“甲仅十三，人不满百”起兵，对此，后世子孙不但丝毫没有感到遗憾，完全相反，非常引以为自豪。历代清朝统治者几乎一致认为这是进行创业和治国教育的最好典范，他们每每以此大作文章，直到将其神化，增强威力。康熙三次东巡谒陵，一次是以“寰宇一统”，一次是平定三藩之乱“云南等处底定”，一次以“三次亲征，剿灭噶尔丹”，都说是“祖宗庇佑所致”，所以要谒陵告祭。
乾隆帝是饱读经史的清朝皇帝，他深知清朝的勃兴，在中国历史上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业绩，都毫无逊色，所以他不辞辛劳，肯于耗费巨额财富，比他崇拜的祖父还多一次东巡拜谒祖陵。如他所说，“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他觉得对爱新觉罗子孙并当朝文武群臣进行这些活动，是值得的。他在谒陵路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盛京为我朝龙兴之地”，“盛京为我朝定都创业之地”，“盛京为本朝王迹肇基之地”，“盛京为本朝根本重地”等等，皆出于让他们不忘初始这一目的。途中所历宁远、锦州、广宁等城，松山、杏山、大凌河、萨尔浒、尚间崖、浑河等处古战场，无不畅心抒怀，尤其对他个人。在乾隆看来，重游这些故地，使他得以“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而兴思，拜旧里松楸而感怆，自必凛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乾隆要求他的子孙后代经常来盛京谒陵，从中了解先祖创业的艰辛，知后人肩上的重任，并且说，如果以后有大臣反对皇帝往盛京谒陵，“此即我朝之乱臣贼子，当律以悖命之罪，诛之毋赦”。他还警告他的子孙，若把祭陵视为游览古迹而毫无动情，就是天良丧尽，“实不愿我后嗣之若此也”。乾隆在第三次谒陵时宣布：“盛京为根本重地，发祥所自，后世不可不躬亲阅历。”《清高宗实录》，卷1066，6页。他还规定以后每隔三年，即派皇子二三人恭谒祖陵，于秋冬间出发，轻装简从，使皇子们历览陪都风土，“感天佑而仰祖功”，把谒陵作为对爱新觉罗子孙进行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
行围阅武，整饬军队。盛京地区既是清朝的陪都，又是国防重地，清政府在东北地区驻八旗兵守卫四十四处，总兵力达三万五千三百余人，仅次于京城驻兵。八旗兵至乾隆年间战斗力呈下降趋势，使他特别关心保持关外八旗兵的战斗力。乾隆八年首次东巡，乾隆帝多次行围，盛京官兵参加围猎的就有随围兵一千名，虎枪手五百名。他强调：“盛京乃我朝肇基之地，人心朴实，风俗淳厚。朕此次恭谒祖陵巡幸至此，见其兵丁汉仗俱好，行围演武均属熟练整齐。至其淳朴旧俗百余年来未尝少失，朕甚嘉悦。国本攸关，最为紧要！”《清高宗实录》，卷201，19页。乾隆亲自在盛京城内讲武台大阅八旗官兵，嘉奖参加检阅的五千余名官兵金牌六十四个、银牌五千一百七十四个。十九年，乾隆途经吉林，也一路行围，还表扬随围吉林官兵，“弓马可观，尚能不忘旧习”《清高宗实录》，卷470，5页。，吩咐奖给吉林官员撒袋、腰刀、蟒缎、大缎等物。盛京宗室嵩年曾因滥责民人革职，乾隆以嵩年勤学弓马，武艺出众，命令加恩保留奉恩将军职务，并说此系格外曲成，“宗室内若骑射生疏，不得希冀如此宽典也”《清高宗实录》，卷472，17页。。后两次谒陵，乾隆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虽不便行围讲武，仍然通过校阅兵丁，检阅盛京、吉林官员射箭等办法来加强武备。
查考吏治。乾隆在谒陵过程中比较注意考察地方吏治情况。清政府在陪都盛京设户、礼、兵、刑、工五部，从前五部司员皆由本地人员补放，“彼此交通，蒙混舞弊”，因此改由京城部员调补。乾隆注意到这种情况影响当地人升迁，乃改为一半由本地应升人员补用，一半京城补放，以照顾地方旗人利益。乾隆还裁汰了户、工两部汉员，使机构精干。礼部侍郎世臣预备祭器“俱甚潦草，且多错误”，所作诗文中又有“秋色招人懒上朝”句，根本不把政务放在心上。乾隆下令将世臣革职充军黑龙江，并晓谕盛京各官，有不安心供职，妄以诗酒陶情，废弛公务者，“朕必重治其罪”，还告诉将此旨悬挂公署中，“令触目警心，永垂炯鉴”。《清高宗实录》，卷472，21页。乾隆在驻跸路上，发现直隶、盛京“城垣甚是残缺，想各处似此者必多”，又有下令修缮城垣之举，盛京地区共修筑十八处城垣，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修缮城垣的活动。
维系满洲旧俗。盛京是满族的故乡，也是满族风俗习惯保留较多的地方。乾隆到了盛京，遵照萨满教习俗，亲自在清宁宫举行祭神活动，并结合祭神活动，大讲保留满族旧习的必要性。乾隆说：“今观满洲旧例，渐至废弛，且如怡亲王弘晓不佩小刀，是何道理？朕敬阅实录内载皇祖太宗谕曰：‘今宗室之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满洲旧俗。后之子孙，何所底止！’是太宗当时教训诸子，早念及后之子孙遗弃旧俗矣。”这里讲的是要保持服饰旧俗。接着讲，在围场时，他射鹄连中多矢，诸王则往往射不中的，“非故让也，因见尔等之射不慊于中故耳”，批评随行诸王公忘了骑射国俗。乾隆又说：“朕食肉未毕，而亲王、和亲王便放碗匙默坐，惟达尔汉王俟朕食毕始放碗匙，方见遵循旧习。”《清高宗实录》，卷202，2~3页。乾隆接见盛京五部司员时，发现“清语（满语）俱甚平常”，特别生气。因为按照乾隆的想象，盛京地方官员不仅应当熟讲清语，就是平日坐堂论事，都应该专讲清语，“身为旗员，岂可不能清语乎”？他特地规定以后武职官员清语生疏，以将军是问；文职官员以该部侍郎是问。乾隆命令盛京将军、副都统、侍郎等文武官员，“俱宜勤学清语，勿失满洲旧习”。《清高宗实录》，卷1188，12~13页。
秋狝和巡谒谒祖陵申孝思：临幸有益（2）
加惠地方，笼络人心。天子巡狩地方起源很古，秦始皇实现全国封建统一后，出巡地方的主要目的是向各地树立己威。乾隆也很注意利用出巡谒陵的机会树立个人的政治威望。不过他不像秦始皇那样炫耀武力，刻石颂功，而是采用各种办法加惠地方，以收买人心为目的。大概有如下一些办法：1．减免经过州县钱粮。乾隆每次谒陵前都宣布减免跸路所至州县钱粮十分之三，有时是十分之五。奉天府所属州县因差繁役重，豁免全年地丁正项钱粮，盛京将军所属十五城旗地及内务府庄头地租也一体免交。2．赏赐办差官员人役。八年谒陵礼成后宣布，办差文武官员均加一级，两万多兵役每人赏给银两、布匹，又拨给奉天将军额尔图银三万两，专门赏给“格外奋勉之人”，将军大臣以下、总管以上官员共赏银一万两。3．优礼高年老人。奉天府百年老人汤务被赏给大缎一匹、彭缎二匹，属特殊恩遇。规定旗民男妇七十岁以上，给布一匹，米五斗，八十以上给绢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清高宗实录》，卷201，16~17页。4．增加学额。四十三年定奉天所属府州县学科考名额以前取进六名以上者增加三名，四五者增加二名，二三者增加一名。四十八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一次。《清高宗实录》，卷1189，4页。5．加恩皇族外戚。八年乾隆特别让人查明盛京宗室章京、休致章京、荫生、宗学副总管、闲散宗室、觉罗长、闲散觉罗、紫带子觉罗，外戚子孙内防御、有顶戴无俸人员、兵丁一百零八名，总计皇族二十名，外戚二百一十一人，分别赏赐马鞍、缎匹银两等物资，以示礼遇。盛京建有怡贤亲王祠，乾隆命将通达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献郡王及礼烈亲王、饶余敏郡王、郑简亲王、颖毅亲王一并崇祀，正式命名为“贤王祠”。《清高宗实录》，卷201，22页；卷473，2~3页。。
睦邻朝鲜。清朝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与朝鲜的友好睦邻关系，乾隆每次到盛京谒陵，朝鲜国王都专门派遣使者进表贡献，以示友好。对朝鲜使者，乾隆完全以礼相待，赏赐给朝鲜国王及使者团大批物质。如乾隆八年，赐给朝鲜使者的物资有：朝鲜国王弓矢全副，貂皮百，鞍马一，红妆缎、龙缎各四，大缎、纺丝各五匹。正使妆缎一、缎四、靴、袜、鞍马、银五十两。书状官缎二、靴、袜、银四十两。大通官三人，每人各中缎一、靴、袜、银三十两。押物官十五人，每人各缎一、银二十两。随从二十人，每人银五两。四十三年，乾隆因在服丧期间谒陵，事先通知朝鲜方面不必遣使朝贺，但朝鲜仍照旧派遣了使者，乾隆特手书“东藩济美”匾赠给来使，以加强友好邦交。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