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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督抚为一省表率”。这是乾隆的一个基本看法。《清高宗实录》，卷32，5页。清朝的总督从一品，巡抚从二品，号称“封疆大吏”。督抚掌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负责参劾官吏，稽查钱粮，维护治安，审理刑狱等要务，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职权最重。《清史稿？职官三》，卷116。乾隆解释说：“盖人君总其成于上，而分其任于督抚，督抚总其成于上，而分其任于州县。”就是说，督抚是皇帝在地方的全权代表，国家法令政策的执行人。乾隆因此要求“督抚时刻以吏治民生为念，不存为己观望之心”，具体来说，督抚必须保证国家政令畅通无阻，使地方各项事业繁荣发展，凡是地方上发生的一切重要事情，督抚都要向乾隆专折奏报，经过批示后才能处理。
2．知府是“亲民最要之职”。清官制知府从四品，职掌则领有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在乾隆看来，知府一官承上启下，是州县官的榜样，地位非同一般。因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州县官最清楚明了，而州县官廉洁奉公还是贪赃枉法，又逃不过知府的耳目。如果知府精明强干，熟谙政事，即使州县官是平庸之辈，也能激发奋力向上之心；若是知府懦弱无能，驭下无方，州县官必然苟且偷安，荒弛政事。《清高宗实录》，卷142，8~9页。况且，按照清朝官制规定，府一级官员任命时，要由吏部引见，皇上当面阅看，所以乾隆对知府本人通过引见交谈，多少总有一点了解。州县官职低位卑，很少有机会与皇帝交谈，其人品能力如何，只有依靠知府去掌握了。因此乾隆强调一定要选拔娴于政务的人担任知府，他本人在任命知府上是非常慎重小心的。一次，吏部引见新任武昌同知王文裕时，他看王文裕长得相貌堂堂，回答提问声音洪亮，觉得这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就在其名字下面写了个“府”字，意思将来此人可担任知府。正巧几天后，吏部请求任命安陆府知府，乾隆想起这件事，即任命了王文裕。王文裕临赴任前面见乾隆请求圣旨时，乾隆在谈话中发现王文裕的同知官是花钱捐纳的，并没赴任，根本没有执政经验。虽然心中后悔，但“君无戏言”，已不可能改变了，于是急忙传谕给湖广总督塞楞额和湖北巡抚彭树葵，对王文裕“留心试看，斟酌奏闻，如于知府不相适宜，不若奏明，仍补同知为妥”《清高宗实录》，卷319，1～2页。。
3．“天下亲民之官莫如州县”。清官制知州正五品，知县正七品。州县是基层官员，责任最繁，审理命案，催征租粮，公开政令，劝农赈贫，无所不包。按照乾隆的要求，知州知县，就要周知一州一县的一切事务，山川湖泊、桥梁关隘、风土人情无所不知，把州县所管辖的范围当做自己的家，兢兢业业地管好。平时有事就在城里办公，闲暇则出巡乡村，询问百姓疾苦，了解农民生活，奖励勤劳生产之人，惩罚游手好闲之辈。遇到民事纠纷，可以就地解决，长此以往，“始可以受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父母之称”。但当时的州县官根本不是这样，除征粮派差之外，每日安坐衙署，若无人命盗案发生，从来不出城门。老百姓要不是打官司对质公堂，恐怕今生今世也看不见这些父母官长的是什么模样。他们对闾阎疾苦漠不关心，乃至对管辖四至，亦茫然不晓。乾隆谕令州县官员必须痛改以往劣习，而把为百姓谋生计放在首位。他说，州县所辖地方，大率不过一百多里，幅员最广者也就三四百里，因此命令州县官必须巡视周全，做到了解下情，尤其春耕秋收农忙季节，要下乡检查农业生产，具体掌握丰欠情况，而且要做到轻装简从，不得骚扰里民。《清高宗实录》，卷47，5~8页。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任免官吏的大权就掌握在皇帝手中。清代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高度发展的时代，军国大事莫不“乾纲独揽”，掌握任免大权的皇帝对吏治的好坏，起着关键作用。乾隆初年，直隶总督李卫在一份奏折中曾说：“直省之政统于督抚，督抚之政统于六部”《清高宗实录》，卷65，25页。，六部之政统于何处，李卫没胆量说，其实六部之政是统于皇帝的。自朱元璋废丞相后，就是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了。清雍正中设立军机处，内阁大学士更形同虚设，皇帝更权大任重了。年轻的乾隆，是非常清楚肩上的重任的，他说他自己“每于引见时，必执笔详记，详视熟察，虽有碍于观瞻而不顾者，即为知人其难一句耳”《清高宗实录》，卷19，30页。。表明他对任免官员的高度谨慎。他还说：“但人才自昔为难，即如州县等用科目出身之人，原为伊等读书攻苦数十年，始博一官，是以按资铨叙。每于引见时，有年力衰迈之员，欲不用则弃置堪悯，用之贻误地方，不得已令其改教。在伊等摈而不用，则未必尽皆心服。若使强词夺理，方谓一见何以决其不能胜任，究亦难与辩晰。其实衰庸辍字保喜荒茆呙裆缰丶模次淳鄢吐加眯旃燮浜笳撸嗖恢布敢印！薄肚甯咦谑德肌罚�288，23页。一番话既道出了他在官吏任免上的苦衷，也说明了清朝选官制度存在无法克服的积弊，因此，整顿吏治的经常化是不可避免的。
居安思危整顿吏治：勤求治理（1）
春秋方盛的乾隆登基伊始，面对的是升平之世和群臣对他的颂扬。却有一位资深老臣上疏进谏，这位披肝沥胆的老臣便是吏部侍郎孙嘉淦。原疏甚长，其精华在于“三习一弊”之说，不妨摘录如下：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清史稿？孙嘉淦传》，卷303。
孙嘉淦的忠谠之言，就是希望年轻的乾隆帝不要骄傲自满。乾隆看到这份奏疏很高兴，立刻念给在场的大臣们听，实际是既表示他的虚怀若谷，又使大臣们也应以此为戒，君臣上下，力避“三习一弊”，励精图治。
乾隆主张“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他说自己“日理万机，唯日孜孜，不敢暇逸”。《清高宗实录》，卷106，15页。他把提倡勤政实政，把反对苟且因循作为整顿吏治的目标。
首先，乾隆身体力行，做勤政的表率。这位大清皇帝相当辛苦，他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政事上面。尤其御门听政之日，当天微露曙光，就得穿戴整齐，做好准备，等待大臣们上朝。大臣们可比他起得晚。按照朝仪，大臣们都到齐了，皇帝才出来见他们，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太监们去看了好几次，“始云齐集”。诸大臣上朝见皇帝奏事经常迟到，每天到各衙门办公，自然就更晚了。然而，众臣多为先朝年长之人，乾隆不便发火，只好经常引用《尚书》中“君子所其无逸”和“无旷庶官”之类的话告诫这些人。有一次，乾隆帝天一亮就起身阅读送来的奏章，诸件批示完毕之后，忽然想起几天前曾叫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尚书和侍郎人选，有些事情还需要当面和他们谈谈，就派太监通知大臣们前来。这时已是辰巳时刻（8、9时），他等了好一阵子，一个大臣未到。这一回他可真是“龙颜大怒”。因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他官署在紫禁城外，各部尚书来晚还有借口。而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内，应该招之即来，据太监们报告大学士查郎阿、陈世倌、史贻直等人根本没来办公。乾隆非常愤怒地训斥这些姗姗来迟的大臣们，“可见向来所奏每日入署办事，粉饰之虚辞耳！尔等身为大臣，当以早朝勤政进规于朕，方无忝责难于君之道。而先自偷安，有是理乎”《清高宗实录》，卷259，27～33页。。大臣们个个只能是面面相觑哑口无言而已。
乾隆二十五岁继位，自幼接受骑射锻炼，因此身体强健，精力过人，是他勤于政事的客观条件。但也有生病的时候，如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续晫趁机上奏折说“伏愿皇上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养精神”等等，企图博取乾隆的好感。可是乾隆见到朱续晫的奏折后，对他非但没有表扬，而是大加痛斥，他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乃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节一身之劳，遂将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缪已甚”《清高宗实录》，卷109，1～2页。。
其次，强调督抚选拔官员应当有德又有才，德居首位，反对滥举非人。封建社会里选拔官吏很注重品德，要求为官清廉。但每个帝王又有其侧重，如雍正强调的是才干，认为“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倘于地方政务不能经理”，乃是“洁己沽誉之巧官”，比操守不清者“贻累地方更甚”。乾隆则与之相反。他说：“大凡论人之道，才品兼长，固属甚善，但二者不可得兼。但才胜于品，虽一时涂饰可观，而心志不诚，根本不固，将来荡检逾闲，必至难于驾驭。若品胜于才，虽一时肆应不足，而心术端方操守廉洁，将来扩充历练，必能不愧循良。”《清高宗实录》，卷64，22～23页。乾隆要求负有考察、荐举和参劾官吏大任的督抚及部院大臣们，都要以此为标准，一丝不苟。对于那些敷衍了事，趁机收买人心者，一经发现，立即纠正。贵州总督张广泗在乾隆初年因平定古州苗乱，深受倚重。张广泗当年指挥平乱，要兵给兵，要钱给钱，乾隆多次表示：朕决不遥制，一切唯张广泗是问。但对官吏任免则控制极严。一次，张广泗向乾隆推荐云南迤东道员王廷琬才具可用，乾隆了解到王廷琬曾因贪污被革职，就派人取王廷琬的档案阅视，结果发现王延琬在任内收散铜入己，数量很大，应该判处重罪，因乾隆登基大赦逃脱惩治，但贪赃事实俱在，给以“永不叙用”处分。了解这些真相后，乾隆一方面命令吏部不必引用王廷琬，同时亲写谕旨申饬张广泗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径。《清高宗实录》，卷141，6页。陕西巡抚陈宏谋，在荐举属官王乔林的评语中写道：“淡泊自甘，意念中常存民物。风力素著，严正内还寓慈祥。”乾隆并不完全相信这些评语，而是调来其档案直接阅看，结果发现王乔林原在江南镇江府内，以错拟罪名曾被降级，后来在西安署理知府任上，又因滥用非刑革职。于是批示：“天下焉有存心慈祥之人，而错拟罪名滥用非刑者乎？可将此询问陈宏谋，令其回奏。”《清高宗实录》，卷242，26页。
不仅督抚滥送人情，在京部院大臣们也同样如此。乾隆十一年（1746年），谕令大臣们保举可胜任尚书、巡抚、侍郎之人。清官制尚书从一品，侍郎、巡抚从二品，职高任重，其才难得。乾隆本因人才难觅才有此谕，而这些大臣们倒没有“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的感叹，心中只想这可是一个送人情的好机会，人人踊跃推荐，大学士陈世倌保举十人，赵宏恩也举十人，史贻直举到十四人，其他人也多类此。看来大清王朝人才济济，俯拾皆是。但被保荐的人究竟如何？大学士查郎阿保举德龄能胜任尚书一职，而实际上德龄只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终日饮酒为乐，乾隆只好把他从巡抚任上调回北京任护军统领，但德龄又不能带兵，让他担任工部侍郎，照旧每日嗜酒。史贻直保举吴应枚为侍郎，此人曾任奉天府尹，平日昏庸无能、办事草率，被参劾调回北京。盛安说金溶合适做侍郎，金溶任御史时就被免职过，乾隆重新起用后，仍然毫无建树，纯系一滥竽充数之人。《清高宗实录》，卷259，27~33页。荐举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