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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生了什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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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发生了什么》 绪论开放、贸易与全球化

    开放、贸易与全球化    
    年过而立的徐迅雷,为什么会在仕途看好时,弃政从文?一次,我问徐迅雷,他的家人会不会劝他珍惜光宗耀祖的官宦生涯?他说,他的家人和亲戚,有不少怀揣有名无实的初中文凭赴地中海沿岸,用浙江方言做小生意去了,“官念”非常的淡薄。    
    漂洋过海,是浙江人将近千年的传统。北宋年间,温州的造船业举国无双。海外贸易自彼时起,就把浙江人和海外捆绑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条填平大海的“船”,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哪怕在中国尚未“入世”之前。    
    我们论浙江的民主,离不开浙江的私营经济,说浙江的私营经济,就无法回避浙江的开放、贸易和全球化。经验的直觉告诉我,通往四海的贸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来,正在开凿一条浙江的民主通道。    
    蝴蝶在此岸扇动翅膀,无数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发海啸。西方人的“蝴蝶效应理论”在浙江私营企业主看来,一点都不深奥。尤其是做贸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应,早已让他们明白了这一点。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轰炸巴格达。伊拉克战争的阴影,很快就蔓延到义乌。我记得,那时候,近4000常驻客商中,有一个经营中国小商品的巴格达商人。他的集装箱,往返于宁波——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巴格达。战争爆发前一个来月,他连土耳其以及其他中东地区的订单也没有收到一个。    
    我的朋友,原南方周末记者谢春雷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采访了一个做毛毯生意的义乌商人。中东生意的中断,压得这个商人乌云罩面。战争还迫使三个温州商人铤而走险,在隆隆炮火声中,奔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中国入世前三年,战火损他数千万美金的陈姓商人,便在阿联酋海港城市迪拜,建起了三座年成交额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城。    
    不懂外语,靠翻译、手势和计算器谈判的浙江商人,业已绑上了全球化战车。义乌人早已丢弃了用以发家的鸡毛换糖,仰赖宁波港的集装箱,把中国制造的货品从国际商贸城,输送到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走在义乌,汉语、英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四种语言写成的醒目的广告牌,强硬地向我宣告这座国际商贸城面向全球的定位。    
    开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视野,不仅填写了巨额的外贸出口单据,还迎来了民主的人权观念。2000年以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派员去义乌浪莎集团,检查工厂的安全生产和消防设备,甚至还到职工的厕所看过。在做记者的我,还不知“SA8000”为何物的时候,浙江人就从沃尔玛这些跨国公司的小动作中,明白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知道“SA8000”的中文含义是社会责任标准。    
    就在沃尔玛这样的企业,将“工厂素质评分标准”纳入到全球采购的日子里,浙江私营企业主渐渐懂得了消防设施不齐备,非法使用童工,不仅是不道德的,也违反世界通行的生意规则。把劳工权利与订单挂钩,固然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愉快,却固化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    
    现任上海东方早报副社长的胡宏伟,在西湖边的一个茶馆里,跟我说,他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期间,曾编发过一篇惊心动魄的新闻稿:距离义乌城区不足百里的永康县,一年斩断过千只手指头。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的他分析:永康人大多从事制造业,在封闭的车间内,一颗颗螺丝钉式的外地民工,看似受到工业机器的吞噬,实则吞咽不开放的苦果。    
    义乌则不同,他们对外来民工,还是给予了尽可能多的福利。2000年初,他们在中国率先给民工以选举权,允许他们竞选打工区域的人大代表。我们当然不能将之附会成国际跨国集团的压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确实义乌和义乌商人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权利。    
    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贸易的好处,也遭遇了“反倾销”的不愉快。尽管入世谈判是国家的事,应诉打官司却是民间商会的事。2003年,中国民间应诉第一人,温州打火机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打赢了中国入世第一案。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国际贸易法律,把习惯各自为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自行解散了“跑单帮”的货郎担模式。曾几何时,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样的议题:中国该不该入世?贸易是否需要自由化?入世后如何应对国外的反倾销?他们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过边境,和洋人做生意。    
    现在,WTO议定的“世界贸易宪法”,已经波及到他们,他们原先以为只是少数政策制定者和少数学者关心的事情,已然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4年,温州人开设在意大利的皮鞋商城,遭到反倾销怒火的焚烧。尽管他们并不理解,全球化和民间社会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他们不得不快速组建起一个个民间社团,去应对应接不暇的反倾销,反补贴。同业公会这样新名词,改写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方式。在浙江,10000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显然,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已经超出了官方的预期。在温州,非官方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开始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如果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主张自己利益的渠道。那么,在国际化浪潮中跃起的一个个NGO,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浙江的民主。    
    发生在浙江的全球化的故事说明:为促进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而设计的规则,可以用民主价值来论证它的正当性,贸易,开放的贸易,确实有助于我们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行进。


《浙江发生了什么》 绪论自发扩展的秩序

    自发扩展的秩序    
    研究浙江的民主,我会不止一次地翻阅哈耶克的著作。这位伟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倡导的“扩展的秩序”,一次次地敲击我心灵的窗户,为我看到的浙江的民主的细节,做出理论上的说明。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的经济学家们曾围绕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争执不休,有的说是技术革命,有的主张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的人强调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他们说的都对,但都没有击中要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兴起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2]。那么经济组织怎样才会有效率?他们谈到政府须保护所有权的制度创新,“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13]    
    返观浙江2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能找到多少技术进步的例子,解释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何以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能以人力资本的投资,诠释他们创造出GDP124亿的秘密么?同样,我们也不能仅仅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说明浙江在GDP年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长速度、外贸出口总额、财政总收入四项指标上,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奇迹[14]。    
    诺斯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完全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他们曾为产权坐过牢,为私有产权戴过红帽子,在政治风波乍起的时候,主动向地方政府申请“充公”,近些年来他们为私有产权得到宪法的保护,屡屡上书,利用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在2004年如愿以偿。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么?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他们是被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自1960年代始,温州的改革派官员的命运充满悲怆。他们时常是“被拎出来‘示众’一番的被告”,他们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并在外来取经者跋山涉水而来时,不厌其烦地向来者大谈温州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经验。两位追踪温州多年的前新华社记者说,如果我们据此“说温州的官员一开始就明白执政体系应当如何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发挥有效的作用”[15],显然是夸张了。最接近本质的解释是:情势的变迁,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压力,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以利益调整的方式进行协调。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冒险支持过第一个股份制的银行,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种种,都符合经济人的假设,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中反复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    
    再看看义乌小商品国际城26年前的命运悬浮。当农民丢弃农活去做批发市场的时候,吃官饭的工商人员,便根据红头文件的指示驱赶他们。双方之所以没有变成猫和鼠的天敌关系,不是因为工商人员支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出于本乡本土的同情心。至于小商品批发的合法性承认,也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刨除少数官员“寻租”的私心,多数时候,浙江各个地市的大小官员,在改革开放中展示开明的最大动力,莫过于“造福一方”的压力。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们偶尔也看不惯的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起,支持他们的钱途就是支持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员们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大抵上也是顺水推舟。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的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没有表态,只是任由他们去做。瑞安首创的契约村官制度,在媒体或赞赏或质疑的嘈杂声中,被中共温州市委束之高阁。    
    所以,我想,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的神机妙算,尽管开明的官员和政府确实对制度变迁意义非凡。    
    我由衷地叹服于无序的自发的扩展的秩序。以大历史的眼光观之,浙江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它不是“圣人”理性的制度预设,亦非一夜变天的凤凰涅。    
    你瞧,先在旧体制的边缘凿个洞,让新体制温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缓缓地融解冰冻的旧体制,继而让冉冉升起的新体制取代日益崩塌的旧体制。新旧体制的交换,非但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海啸,看似稳定的政治体制,还为接下来的制度变迁,准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浙江发生了什么》 绪论浙江民主为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浙江民主为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浙江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意义,同样可以用“蝴蝶效应理论”来阐释。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的民主制度设计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    
    2004年,温州人大常委会携手温州“一报一台一网”,创造性地将人大监督融入到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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