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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则更加积极，更加果敢，可以看作是王南强形象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
《我们的歌》是赵淑侠的成名作，当它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连载的时候，
就已备受各方瞩自，出版单行本后更是引起轰动，成了名噪一时的畅销书。
对海外华人的全景式扫描以及异地求生的跋涉与艰难的生动描绘，对民族自尊
的呼唤以及对理想的歌颂与向往，对现实描写的细腻深刻以及浪漫情怀的抒写与咏
叹，使小说具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当然，《我们的歌》之所以获得成功，也还有各
种主客观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它突破了以往描写海外游子的孤独、寂寞、无根、苦
闷的留学生文学的格局，而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新鲜气息出现在文坛上，使人耳目一
新。其次，七十年代初期在海外留学生中掀起的保钓运动虽早已退潮，但保钓运动
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却并未消减，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和尼克松访华
的政治冲击波影响，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我们的歌》正适应了
这种民族心理。再次，在台湾文坛上，曾有一个时期理想主义受到冷落，传统遭到
排斥，随着七十年代民族主义的高涨和现代派文学的没落，于是，《我们的歌》的
追求理想和回归传统便很自然地获得读者的共鸣。
赵淑侠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她在《我们的歌》中，以余织云的留学、恋爱、
婚姻为主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物画卷，而
处在这幅画卷的中心位置的，是江啸风、余织云和何绍祥。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
同类型的人物。
江啸风是一位有天赋、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十分器重，希望他
能创作一部西方的现代交响乐，再念一个音乐理论博士的头衔，这样就有资格在德
国留下来了，但是，江啸风并不想留在德国过舒服的生活，他的理想是创造中国自
己的音乐，创造我们的歌。他打算学成后便回台湾去，以音乐来唤起民族的自尊自
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放弃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诱人的职位和优裕的生活，甚
至不惜与他深爱着的余织云闹翻，毅然回到台湾去，在寂寞的环境中创造我们的歌，
推广我们的歌。后来，在一次因台风袭击引致海水上涨的自然灾害中，他为了救起
落水的老人和小孩，被水淹死了。
江啸风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在他的身上，寄寓着作家的理
想和爱国主义情怀。他在小说中的篇幅不算多，但他的理想的光辉却笼罩了整部小
说，他不仅影响了余织云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也间接地影响了何绍祥。虽然这一人
物难免有过份拔高、过份理想化之嫌，但在缺乏理想的台湾年轻一代中，江啸风无
疑起了榜样的作用，起了鼓舞的作用，这也是这部小说在台湾引起轰动的原因。
余织云比起江啸风来，是一位更为复杂的人物。在理论上，她反对崇洋思想，
讥笑许多人羡慕外国的物质生活，在她撰写的歌词中，抒发着：“我们的歌，来自
对家园根深蒂固的留恋/我们的歌， 来自心中不尽不尽的爱”，但在行动上，她却
宁愿留在国外，也不愿意回台湾去，正如她的弟弟凌云对她的评价：“理论归理论，
行动归行动，言行不能一致。”在爱情方面，她热烈地爱着江啸风，爱他的潇洒，
风度，爱他的天份，才华，也爱他的崇高理想，但她却不想跟他回台湾去受苦，去
创造我们的歌，最终还是选择了何绍祥，过安定舒适的生活。这又正好应了江啸风
带着讥讽所说的一段话：“年轻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跟情人在机场洒泪挥别，到
美国去闯天下，在美国念书那段日子就别提有多苦了，幸亏后来遇到了一个各方面
条件都不错的对象，于是就结婚，做外国人，买房子买车子买一切，可惜就买不来
爱情”，于是，“感到生活空虚啊！苍白、彷徨、失落、迷惘、无根啊！”所幸的
是，余织云在“彷徨、失落、迷惘”之后，终于醒悟了。她已经厌倦了那种“洋中
国人”的高级享受，更无法受那些蓝眼高鼻的西方人不时投过来的看待“二等人”
的眼光，因此她决心要为自己的民族尽一点力，为把中国歌曲推广到世界去尽一点
力。在海外华人中，象余织云这样的人也许更具普遍性。
何绍祥代表了另一个极端的人物。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给他
带来了荣誉和地位，然而，他又是一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一心只想做一个超
越国家界限的“世界公民”。他不屑于与其他中国人为伍，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教
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反对余织云教孩子学中文，反对给孩子灌输中国观念，主张让
孩子学德文，学西方的观念和习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超越国家界限的人物。但是，
他毕竟做不成“世界公民”。白种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使他当不
成研究所所长，给他很大的打击：余织云带着孩子离开他，也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
震撼。在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他终于从“世界公民”的迷梦中震醒，开始意识到自
己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中国人，并且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以为中国人争荣誉作为自
己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歌》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尽管其起点不同，其性格各异，但他们最终
都回归到为国家民族尽力这一大目标。他们无暇去咀嚼失根的痛苦，无暇去领略流
浪异乡的彷徨，而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拥抱自己的母亲，为民族的复兴献身。在
小说中，无论是江啸风以生命谱写的我们的歌，还是余织云用笔抒写的歌词，以至
于何绍祥最后剖白心灵的长信，都回荡着民族的浩然之气，表现了民族主义精神的
张扬。《我们的歌》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留学生
文学的形成。
三
1982年初夏，赵淑侠在阔别33年之后，又回到中国大陆探亲。这趟旅行给她感
触很深，因此，回到瑞士之后，她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十多万字的散文，
在台湾《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后又结集为《故土与家园》出版。
1982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远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和宽松。因此，文章在台湾发表，
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大陆这样敏感的题材，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赵淑侠在执笔为文的时候，就常常感到“左右为难”。第二篇文章《恍如
隔世见亲人》刚在报纸上发表，就有人到某机关去检举，说她“称赞大陆的海关好，
是在给他们做宣传”，而大陆的留学生则责备她“有意在做反宣传”。平心而论，
赵淑侠在《故土与家园》中所写的大陆情况，基本上都符合事实，的确做到了“必
真必诚”，然而，由于长期的隔绝，由于长期受到某种观念的熏陶，看问题就难免
有些片面。
自从回大陆探亲之后，当代大陆人的形象也开始进入了赵淑侠的小说世界，例
如短篇小说《湖畔梦痕》、中篇小说《翡翠戒指》和长篇小说《塞纳河畔》，都有
大陆人出没其间。
《湖畔梦痕》近似大陆前些年的伤痕文学。湖畔的憧憬；恋人的笑语，年轻人
的意气风发，再见时都已化作心身的伤痕。作品有点伤感却不失含蓄，不想说教却
又不失警世的作用。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人物描写似有概念化之嫌，尤其是大
陆来客，其语言行动仿佛都是根据某种预先设定的概念来设计的，缺乏血肉丰盈的
感觉，因而减弱了感染人的魅力。令人高兴的是，《翡翠戒指》已不存在这种缺点，
实现了观念上的突破。这是赵淑侠唯一一篇纯粹描写大陆生活的作品，也是她写得
最好的小说之一。
赵淑侠的前期小说，多是措写海外华人的乡愁与民族意识，从八十年代开始，
她的小说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她在《人的故事·自序》中说：“近来我的写作主
题有些改变，喜欢讨论宿命和生死善恶的问题，也情不自禁的要说说时代加诸于人
的苦难”。上面提到的三部作品，就都属于这个新的主题范畴之内。赵淑侠并不狂
热笃信宗教，因此她所说的宿命，指的是人在时代行进中的被动感和无力感，并没
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翡翠戒指》写了一个小人物在离乱中的颠簸和随波逐流，表
现了赵淑侠的宿命观的特色。主人公无力抗拒命运的安排，然而却有权选择自己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赵淑侠的宿命观与宗教式的宿命论
截然不同的地方。价值万金的翡翠戒指，不仅是姜敬天和景韵梅定情的信物，而且
也成了人性善良的标志。当他们在阔别35年之后再见面的时候，姜敬天正处在困窘
的境地，无穷的欲望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扰，然而，当已成为富有企业家的景韵梅出
现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她的任何帮助，甚至他妻子再三嘱咐的让他要回翡翠戒指，
而景韵梅也己主动准备把戒指退还给他的时候，也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作者在悲
欢离合的叙写中努力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使得作品的格调有了一种道德理念上
的升华。姜敬天这一人物，虽然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也具有理想化的倾向。尤其是
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各种欲望开始膨胀的时候，他的做人的骨气和自尊自强，就
弥足珍贵了。赵淑侠所塑造的这一当代大陆人形象，表明她已突破了写《故土与家
园》时的某种偏见，真正做到如她所说的，“把隔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土地都看成吾
土；两边的同胞都视为吾民”。
探讨命运的主题，在长篇小说《塞纳河畔》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小说中数次出
现瞎子算命先生给主人公柳少征算命时说过的话：“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感
情上啊，你要经历生离死别，尝尽悲欢离合的滋味……”仿佛印证瞎子的话似的，
柳少征的人生旅程就是在“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中度过的，青年时代由于写
文章抨击时弊，得罪台湾权贵，被捕入狱，在外岛服刑，出狱时妻子已投入别人的
怀抱；辗转到了巴黎后，与法国姑娘妮卡结婚，不久她又被病魔夺去生命；与女画
家林蕾同居，她却又跟着匈牙利情人走了；最后爱上女博士夏慧兰，正当快要得到
她的爱的回报的时候，她又因车祸被送去医院，生死未卜……数次的生离死别，数
次的悲欢离合，似乎都在说明着命运的不可抗拒。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赵淑
侠是在宣扬一种生死轮回、命中注定的宿命论，那就缩小了赵淑侠作品的意义，事
实上，赵淑侠在谈到人的命运的时候，总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本书里，
我坦然地讨论了一些问题，如由于国家多难，某方面的不上轨道，时代加诸在人民
身上的厄运”。（《从嘉陵江到塞纳河》）“在时代的巨掌里，人几乎是渺小得看
不见的动物。但把这些渺小的个人所遭遇的苦难和悲欢离合，解剖开来仔细看看，
亦足以窥探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是值得用番笔墨的”。（《人的故事·自序》）
赵淑侠在小说中写生离死别，写悲欢离合，都强调了“时代加诸在人民身上的厄运”。
与时代的巨掌比较起来，人毕竟是太渺小了，无法抗拒时代的播弄。但是，赵淑侠
固然无法改变时代巨轮的航向，却也无法改变她对故国前途以及故国人民的关心和
忧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她以及她笔下人物的忧患意识。柳少征虽然在巴
黎过着自我放逐的隐居避世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所出生的那块土地
和那块土地上的人。赵淑侠当然不是宿命论者，她不过借着讨论宿命，来探讨国家
民族的前途。她笔下的柳少征，当然也不是宿命论者，他最后变“摆脱、遗忘、放
弃”为“参与”，正说明他不相信命运。赵淑侠写《塞纳河畔》，就是一种积极的
参与。
自从1982年回大陆探亲之后，赵淑侠开始关注她出生和度过了少年时代的中国
大陆，大陆的人和事也频频出现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把海
峡两岸都看成“吾土”，把两岸同胞都看成“吾民”。这种大中华心态，在《塞纳
河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两岸仍存在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她不得不努力在两
岸之间搞平衡，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如果注意一下小说的用语，是十分有趣的。把
大陆与台湾并提，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