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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茶房的态度，似乎也颇关紧要。茶房者，指男侍而言。台湾多是女侍，女侍较男侍要优，因女性总比较温和。但不管男侍也罢，女侍也罢，如果天生一副锐敏的势利眼，那家旅馆的生意恐怕会越做越糟。世界上服务态度最好者，莫过于日本，美国人喜欢去日本观光，大把美钞汹涌的流入东洋人口袋，而且运输得心甘情愿，非是日本人大炮厉害，而是日本人的笑脸厉害也。美国人最讲平等，部长和办事员见面，不过互相点头，将军和士兵也可挤在一起喝白兰地。然而一旦到了日本，日本人一句话三鞠躬，而其躬且深不可测，头部直要碰到地板；而女人跪在你的面前，温柔婉转，好象即令把她宰掉都可以没事似的，使人有一种当了帝王的感觉，怎能不陶陶然而晕忽忽，大批美金出笼也哉。
如果说待遇低小账少，工作单调，便面无笑容，固然有理。但日本人为啥竟笑得出来乎？待遇低者，中日都差不太多，且日本生活程度更高。小账少者，日本公共汽车女车掌也无一文外快。工作单调者，日本多的是女电梯司机，为啥她们都能和和气气的耶？盖这是气质问题，亦是训练问题也。旅客川流不息，有的很阔，有的极为平常，有的坐汽车，有的用两条腿跑，侍者如果见阔的就蹶屁股，见步行的就带理不理，那不是旅馆，而是势利眼练习所矣。柏杨先生住某观光旅馆时，深受其痛。那种旅馆，我顶多住一次，且在口头上告诫朋友万万不可去跳火坑，它如果有一天关门大吉，当老板的因赔累过多而喝了巴拉松，我准写一篇快乐之文，以示普天同庆。
（柏老按：台湾旅馆淫业之盛，一九八○年代，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为凶猛，咦。）
孑孓论点30．绣花兜肚
诚实是做人的第一要件，这不是说柏杨先生忽然也道貌岸然，打算参加道德重整会出国捞几文。而是说，诚实是最简易的做人处事的方法，用不着太大的脑筋就可干得很好。做生意亦然，很多中国同胞一见洋大人，便立刻打算敲他一票，以便过一辈子。呜呼，洋大人以商立国，算盘何等精明，我们这些半农业半封建社会上的土豹子想讨便宜，岂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乎？我们所发的“洋财”，乃洋大人牙缝里的东西，欺他们言语不通，亦欺他们城里人下乡而已。从前台湾洋大人之车和电冰箱，价格之低，简直教人笑得合不住嘴，可是现在你再买不到了矣。手工艺品中心不知道是官办的抑是私办的？这种发洋财的心理如不改正，它会连累我们整个国家，都被洋大人瞧不起，更不要提观光事业矣。
近百年来，大日本帝国欺负中国，着实欺负得厉害。但说来也怪，他越欺负中国，中国人越对他们轻视，试看中国人有入美国籍者，有入英国籍者，有入菲律宾籍者，然而，有几个心甘情愿入日本国籍的耶？到了今天，两国敌对的形势已不存在，我却硬是佩服日本人，即以日本的待客态度而论，中国人便得羞死。台北的商店一见外国人，无不食指大动，本来五毛钱的东西，硬卖五十元美金。抗战期间，政府实行限价，报纸上大肆宣传，且有专书问世，说得头头是道，当时便有人曰：“如果这种办法行得通，经济学这一门可以取消矣。”而欺生政策亦然，如果这种办法可以发财，经济学这一门亦可以取消矣。盖最高的价格决定于最大利润，不因华洋而异。像市政府办的自来水，如果水费定价每度一千万元美金，生意虽是独占，恐怕没人用得起，如果抱定宗旨曰：“我只要卖出去一度，就一辈子不愁。”我敢和你赌一块钱，包管连一度都卖不出。手工艺品中心定那么贵的价格，不知道他们开铺子的目的是赚钱乎，抑是专门参观洋大人摇头乎？
卖给洋大人的东西，应比卖给本国同胞更为便宜，才是招揽之道。凡把洋大人看成子者，恰恰证明自己是木瓜。中国人在日本买照相机比日本人买都要便宜，去过日本的同胞，都有此记忆也。为啥只一海之隔，洋大人到台湾，便倒了霉。
物价不过是其中一端，比这更重要的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必须特别提出的，对待外国旅客，中国货最为吃香。有一次我在台北衡阳街，见有一洋大人焉，要买两件中国的绣花兜肚，店员大概读过外交系，当时便迎头痛击，另提出一卷连乳罩的胸衣，眉飞色舞曰：“你看，那兜肚手工太粗，这是从美国新到的走私货，样式最新，自带海绵，各种尺寸颜色的都有。”该洋大人表示仍要兜肚，该店员则苦口婆心，硬加开导，结果洋大人受不了聒吵，悻悻而去。柏杨先生适在旁边，一幕活剧，全收眼底。
柏杨先生曾于前年去韩国一趟，临返时忽然想要买一件东西，必须上面有韩国字的，以便光宗耀祖，向亲友吹牛，自抬身价。可是走了两条街，都看不见足以表示“来此一游”的商品。窗里不是中国货便是美国货，我如果买了一个双喜牌的热水瓶，或买了一架顺风牌的电扇回来，凭它证明去过韩国，你肯相信乎哉？结果跑了个满头大汗，才发现一个眼镜盒，上有一排韩文，大喜购归。搞观光事业不知道这种心理，不过一个三流西崽耳。
困难重重31．困难重重
观光事业不是孤立的事业，基础建立在国民的道德及见识上。也就是说，乃国民智能的表露。没有这种智能，便没有山川名胜。台湾既无一物算得世界第一，又无一事举世罕有，则吸引洋大人之术，必须向日本学习。问题是，日本人学外国，学得像，学得彻底。中国人学外国，却硬是学得不像，更谈不到彻底。斑马线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凡是洋大人有之的玩艺，咱们统统有之，结果画了几条线在马路当中，诱得行人奉公守法，以便汽车隆重压死。
问题拉得太远，再续谈日本。四年前，亚洲运动会不是在东京举行乎？有两点小事，可供参观。其一、运动会开始及中间，有各种团体舞蹈，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舞罢退出，竟没有一个耍赖开溜，溜到观众中不出来的，中国籍的观众无不骇然，盖如果换到台北，我看谁都不敢写保票。其二、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把中国的国旗挂倒啦，除了口头抗议外，还惹得全场大哗，第二天，有人乘出租车，司机发现是中国人，急致歉曰：“昨天挂旗的事真不对，他们办事太胡涂。”该中国人也着实吃了一惊，这事如果发生在台北，恐怕没有一个小民理会也。
呜呼，前者是守法，守法才能使人敬，才能使人感到安全，知道这个国家具有高等品质。后者是诚恳热情，诚恳热情才能使人爱，才能使人宾至如归。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非他们故意要露一手，乃是他们的教育使然，智能使然。
礼貌代表一个人的教养，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夫礼貌之恭之繁，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人的鞠躬真是上帝的杰作，娱人而乐己，使受之的人欲羽化而登仙。尤以日本女人，把男人当作暴君一样的服侍，不要说美国人被服侍得硬往外掏美钞，便是中国人都心甘情愿的当裤子。真不知道洋大人前来中国观光，有啥可去之处。有一次在台北闹市的某一个酒家门口（柏杨先生从未去过酒家，非是想吃冷猪肉，而是没有钱，若有人因之以为我道德高超，则误矣），见一洋大人向其挽臂而行的酒女腰窝捏一把，该酒女詈曰：“干你老母，乱动。”大街上尚且如此，和洋大人单独相处时，恐怕更为凶猛。
逛过日本的旅客，无不赞口不绝，便是专门喜欢打小报告的人，都挑不出啥毛病，人家是规规矩矩赚你的钱，而且教你舒舒服服的往外掏。花钱的当时固心花怒放，花钱之后，不但毫不后悔，而且余味无穷，还恨不得再去花一次。──因又忆及一事焉，某次柏杨先生在东京迷途，苦不会日语，向一小店老板，以笔写字问路，该小店老板亦不知也，拉一椅子命坐，一花枝招展的女郎含笑奉茶，该八字胡打了半天电话，才弄明白，乃领我回去。我以为不过十步八步，谁晓得他竟领我走了整整三十分钟。呜呼，八年流血抗战，一百年反日仇恨，在那一剎间，便从心头一笔勾销。第二次赴日时，曾带半打菠萝罐头往访，成了迄今仍在通信的老友。如果此事发生在敝中国，我的遭遇将是如何耶？想及至此，不禁打一个寒战。把国势搞得如此之惨，不能再吹自己能干啦（动不动就“想当年”，即令有出息，也不大）。观光事业之发展，固单独好不了，前途困难重重也。
困难重重32．性格与悲剧
柏杨先生早就不谈时事和新闻，盖一脑筋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着，明哲保身，安贫乐道的思想也。有权势的人物最欣赏儒家思想，如果每个人都明哲保身，都安贫乐道，他们便可以畅心所欲的乱搞矣。可是最近看报，凶杀案之多，实在心惊肉跳，并不是怕也挨刀挨枪挨手榴弹，这年头死虽容易，可是如果混到挨刀挨枪挨手榴弹，没有深仇大恨，谁肯费那么大的力气对付你乎？我之所以心惊肉跳者，盖时代的气压逼人如此，再严厉的刑法都没有用。气压不改，这类案子还要层出不穷，胆小如鼠的小民，还继续有可看的也。
昨天下午，柏杨先生往访某大官，他正在向一个泪流满面的科员发脾气，拍案詈曰：“我最痛恨你这种自命不凡的人，明明獐头鼠目，却以为一表人才，我这小庙敬不了你这大神，今天就滚。”事后向他探询，他曰：“他离开这里，就饿死他，他以为啥啥局可以收他，我一个电话，那边连报到手续都不会教他办。”当时我就用种种言语劝之，盖开革不开革是一回事，何必那么损其自尊，又何必那么展示威风乎？该大官纵声笑曰：“教他杀我好啦，报上不是天天杀人乎？我不怕，他敢？哼。”
呜呼，这种地头蛇嘴脸，便是造成惨剧的主要动力，哪一个挨刀挨枪挨手榴弹的大人先生，事前相信他会惨叫而死的？都是怀着“他敢，哼”的心理，结果才满身鲜血的抬到殡仪馆。一个人竟凭空有这种“必胜信念”，认为绝对可以战胜那些见了他都发抖的小人物，毫无怜悯同情之心，毫无戒慎恐惧之意，不把人当人，乃是天夺其魄。
从前有人向老僧请益曰：“师傅，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我应如何？”老僧答曰：“那么，你往旁边让一步如何？”咦，君尚记得台北永和镇那个教习杀校长的凶案乎？我们对那凶案无所评论，对被害人和凶手的人格，也都十分崇敬。但如果研究社会问题，便不得不借这个例子。那位校长先生，真是了不起人物，他曾说过，法院有朋友，警察局有朋友，报馆有朋友，警备总部也有朋友，反正是对方所有可以伸冤的地方，他统统有朋友，然后拍胸笑曰：“你奈我何？随你的便！”如果你阁下不幸也弄到这种凄惨地步，你像猪一样活下去乎？抑奋博浪之一椎，跟他拚命乎？地头蛇既把人前走之路堵住，又把人后退之路堵住，最后更堵住旁让之路，便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矣。
一个人的悲剧，与人格无关，有些被人像剁烂泥一样的剁死，其人格固完整也。但一个人的悲剧，往往与性格密不可分，无论被害人或凶手，都是如此。张飞先生应该是一个典型，读者因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小说的力量大矣哉），对张飞先生颇有好感，不过，幸好我们没有和他同生在一个时代，否则恐怕有罪受的。陈寿先生对他的评语为“暴而无恩”，一个人“暴”，已够人发指，再对人无恩，那成了啥东西？岂不是一个凶恶愚昧的土匪头？其最后终于被刺，够人警惕。
所有的凶杀案，恐怕都跟被害人“暴而无恩”有关，尤其主要的是：“暴”尚可谅，“无恩”则不可忍。范睢先生当了秦国宰相，终于饶了他的老仇人贾须先生不死，乃在那一袍之赠耳。如果贾须先生在长安市上看见范睢先生衣不蔽体，自觉伟大起来，训上几句，或索性鼻中嗤之，扬长而去，或到处说范睢先生思想品格有问题，决不可用，恐怕他的老命早完了蛋。
分析的结果，似乎逃不出下列范围：部下杀长官（或老长官），仆人杀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