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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李敖，客观上却对李敖的批判实绩进行了总结；清算李敖的思想，却加速了李敖思想的散布；落井下石，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不失为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幽默、反讽的经典，所以李敖多年以后旧事重提竟不住好笑，说：“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激’他，‘感激’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的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在牢囚之后归来的重新开放，我们看李敖批国民党，批民进党，批“台独”，批从蒋介石，蒋经国，陈水扁以下的政治人物，批从胡适、钱穆以下的士林人物，“骂人”的范围较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骂人”成癖的指责，李敖曾经公开申辩道：
怎么叫骂人癖？那只是我表达正义的技巧，我不愿意用传统的方法表达我正义和理智的结论，我选择一种效果好一点的方法。不要因为是骂人的语言，就抹煞它的结论，问题不在我为什么骂人，问题在他们为什么那么该骂。譬如这次王迎先案引起“侦察中选任辩护人”之争，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可是，你看，现在花样来了，每次修改就杠上开花，竟然搞到警察可以直接抓人，搞到约谈合法化，这多恐怖！越修正越糟糕！你说该不该骂？（《吐他一口痰——李敖访问记》）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2）
而且李敖也曾经像鲁迅一样把“私人论战”纠缠到更为广阔的现实、历史和文化的纵深地带。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一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扪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道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看射猛虎终残年！”（《三十年和十三月》）
但李敖后来似乎更沉迷于“私人论战”，揪住一个死缠到底，“打耳括子”也好，“闹衙”也好，不把对手斗臭，斗烂，决不罢休。因此，痛快则痛快，却少了《传统下的独白》的开阔和深度。
而鲁迅呢？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讲得清清楚楚：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疸，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疸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疸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
李敖和鲁迅还是不同的。李敖要有一说一，鲁迅要触类旁通。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讽刺、幽默、讲笑话一个也不能少
在《从幽默到正经》中，鲁迅进一步说：“‘幽默’一倾于讽刺，失去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鲁迅将讽刺、幽默和讲笑话进行了细分，这符合鲁迅一贯斗争的策略，鲁迅是不主张做无谓的牺牲，“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华盖集续编•；死地》）因此，“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华盖集续篇•；无花的蔷薇之二》）而李敖，尤其是文星时代的李敖是不惜命的，“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李敖快意恩仇录》）因此，李敖贡献给世界的是带“刺”的幽默，因此，“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地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以至于李敖终于身陷囹圄。
但我们进一步地考察，李敖的身陷囹圄似乎又不能单单归咎于他带“刺”的幽默，事实上，李敖更热衷的是“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按照鲁迅的推断这样地幽默下去，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李敖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因此，李敖的流年不利应该从时代上找原因了。当我们回过头看鲁迅和李敖所处的时代，时代并没有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延转到60年代就变得开明和宽容。某种程度上，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其专制较之3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一个专制的时代，鲁迅一再告诫青年，斗争是要讲究策略的。批评带“刺”，却用幽默隐藏起它的锋芒，甚至“讲笑话”、“讨便宜”。但即便如此，也难逃专制的罗网。因为，60年代的李敖时代比30年代的鲁迅时代，权力意志的渗透性和动员力量打压异端的能力更加强大。别说是带“刺”的幽默，“讲笑话”，甚至“讨便宜”式样的幽默也会有人读出其中的腹诽，就像徐复观所指控的。何况李敖后来在社会批判，尤其是针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时集中发力，幽默对象是那样地坐实，那样地让人家容易对号入座呢。
但李敖却以他的幽默实践证明了“讲笑话”、“讨便宜”足以构成对专制世界瓦解的力量，这一点鲁迅似乎估计不足，虽然，他《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证明他并不缺少这个方面的才能，但一到杂文里，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冷峻、严肃起来。李敖的幽默是一路的嘻嘻哈哈，在一路的嘻嘻哈哈中，趁对手不备，他锋芒毕现。所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鲁迅的幽默给予对手的是寒冷、肃杀，而李敖的幽默则让对手有苦难言，这时如果对手无法借权力势力之手来压制李敖，只能明明是被“刺”了，却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台湾大亨蔡万霖就被他“刺”过一次。
1969年，李敖离开“文星”后买下了“国泰信义公寓”一户大套房，总价12万元。李敖这户的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钊买下，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李敖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料，面积也不足，于是他单枪匹马找国泰信义公司理论。
国泰信义公司总板蔡万霖见李敖来了，很傲慢地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
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
蔡万霖说听到李敖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李敖。
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
就像有人指出的，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新闻性”；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隐私，以满足大众满含偷窥欲的眼睛。因此，我们也要警惕的是，这样的“讲笑话”和“讨便宜”的“喜感的玩世”瓦解了世界，同时是不是也瓦解了我们自己呢？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还是投枪和匕首
幽默不仅属于英国，属于绅士传统，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与英国式的绅士幽默大异其趣，法国的喜剧思想中渗透着鲜明的批判精神或革命精神。”（闫广林：《历史与形式》）幽默可以是热情的参与、介入现实，可以带有攻击性。中外文化史都证明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人民的声音被压制着的时候，人民就不得不通过幽默和讽刺来表达自己。现代中国的鲁迅这样以为着，在西方大抵也是如此。玛丽•；李•；堂森德在《幽默与19世纪德国的公众场合》中说到过：“在那些革命前的年头里，大众幽默蓬勃发展，这使德国也像冷战期间的东欧诸国一样，参与了生机勃勃的地下异议文化运动。在东欧，幽默变成了一件主要的政治武器，反对压制人和压制人权的社会制度。”所以在有专制和压迫，有不合理和不平等，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方，幽默还是投枪和匕首。要在“合理世界的来临”的道路上担负起幽默的责任，幽默不能不是投枪和匕首。事实上，李敖的幽默许多都来自他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现场，是当代台湾的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这也是李敖的人和文富有魅力的重要方面，而且也因为幽默，李敖才可能做一个“快乐的战士”，时刻体验着一种“杀猪”的快乐，就像李敖事后回忆的一样——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