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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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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在何方呢?人们如同“芝麻开门”一般,突然发现了财源:“卖”地!这并非他们的主观臆断,从理论上也找到了依据,列宁的著作中明确写着:“不怕租出格罗兹尼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务院已出台的上述两个文件中,也明确了“土地有偿使用”的政策。
  深圳人有胆有识!他们沿着深圳湾,划出一大片土地,招商、引资、合办轰轰烈烈,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资金滚滚而来!
  深圳开了先河!他们率先改革土地使用制度,试行土地有偿使用。1982年,旗开得胜,使用费收入1000万元。尔后,深圳人总结了经验,提出三种形式:协议、招标、拍卖。
  “拍卖”,这一新名词儿提出之后,令人咂舌,在国外“拍卖”是家常便饭,在国内却像个古老的传说。
  一千九百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在深圳会堂门前,升起了一面拍卖的旌旗,鲜红的旗织上写着:
  面积:8588平方米;
  出让期:50年;
  用途:商品住宅;
  底价:200万元;
  那情景热闹非凡,堂内堂外,挤得水泄不通,中央领导、企业家、经济学家深圳、上海、广州、重庆、武汉等市的市长,还有外商和中外记者,蜂拥而至。
  在众目睽睽之下,经过17分钟的角逐,最后深圳市房地产公司力挫群雄,击败了42家竞争对手,以525万元夺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
  乌拉!人们欢呼雀跃,神州敲响土地拍卖的第一槌!
  很快,改革的热浪,由南向北涌去,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20多个大城市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
  从此,在神州冲破了土地不能批租的禁区,逐渐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迈进。
  应该说,这是第二个飞跃。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数千名代表举手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中,把禁止出租的“出租”二字抹去,添了新的条文“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在修改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的使用可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这些决定,表明中国人的观念彻底转变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已用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表明人们对土地从野蛮的践踏,走向了文明、合理的利用这一发展方向。
  土地使用制度的变革,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巨大变革。变革的突破点选择在“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这一变革的重大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还改变了人们的陈腐观念:土地不仅仅是一种资源,有其不可代替的使用价值;土地更是一笔巨大的资产,有交换价值。
  土地的变革,这几年确实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自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悉,截至1994年末,全国共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4.4万宗,合计118万多亩,各地政府共收回土地出让金1231亿元。一部分城市和地区,出让土地使用权所获取的收入相当于自身财政收入的1/4,多则占一半左右,给地方经济建设确实带来了极大的活力。

  黄金产业  一本万利
  雄狮猛醒:土地就是钞票!
  渴望金钱又缺少金钱的人,忽然间发现踩在脚下的这块普普通通的土地,就是硕大的“聚宝盆”、“摇钱树”,顿时地产热发烧了、疯狂了!
  席卷全国的“房地产热”,应该说是从1992年的春天开始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邓小平南巡之后,“房地产热”遍布中华。
  忆起当初的“房地产热”,似乎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波澜壮阔,势不可挡。
  炒!炒!炒!火爆的中国房地产,如狂风,似洪水,一拉开序幕就呈现出一往直前的势头。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便结束了“萌芽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飞跃期,呼啦啦地直往上窜。时至1992年底,已是炙手可热,成为经济活动中备受青睐的“明星”产业。一时间,“房地产热”超越了“股票热”、“出国热”、“边贸热”,独领风骚。
  房地产热,似乎没有波折,没有风浪。人们有种说法:
  “小款”炒股票,“大款”炒房地产,使许多人如痴如醉!“炒楼花”、“炒地皮”,随之掀起的“房地产热”,遍布神州大地。无论是漫步大都市,在街头留心一瞥;或去中小城市;或在党政机关,乡村小道都可以听到人们高谈阔论的中心议题:土地、开发区、房地产。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齐刷刷地倏然冒了出来;房地产广告充斥了大街小巷,门窗屋顶,公共汽车上,甚至别出心裁,向空中发展。
  你若打开每天的报纸,无论是国家级几十家大报,还是地方小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无不写的是有关房地产业的起步、发展、竞争新闻记者们加大马力四处奔波,穿梭于房地产业,为其声嘶力竭地呐喊,一时间闹得天翻地覆,人喜人欢!
  不到一年工夫,国内房地产企业由3000家发展到近万家,增长两三倍。到1993年6月,增长近10倍。
  “下海”的名人要人都明白,房地产业系黄金产业,一本万利。他们炒了地皮,炒楼花;炒了现屋,炒期房。房地产价格像燃烧的火箭,直线上升,许多地方上涨几十倍,甚至上百倍。1992年,海南头4个月房地产价格平均上涨50%,相当于上年全年涨幅的2.5倍。内地更有甚者,炒家东倒西倒,几易其主,使价格扶摇直上,涨到数十倍。每平方米地皮,上海逼近5000元,深圳突破5000元,重庆达到4500元,北京冲至5500元,王府井地价每平方米卖到4万元。
  在神州的大地上,究竟升温到了何种程度呢?不妨让我们看一看全国的形势。
  也许是基于房地产业的“龙头”作用,深圳效法香港,全国学习深圳,从1992年开始迅猛发展以来,如火如荼,不出数月,已是燎原之势。继深圳之后,上海、广州、福州、海南等沿海地区,房地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且推动了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并与各项经济建设事业浑然一体,共同前进。房地产业牛气冲天,举足轻重,成了“龙头”。
  三套模式
  在分析发展的可喜局势时,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地形等条件的悬殊,将发展的势头和走向,大体分为三类:
  “龙头”深圳、珠海、海口等新兴沿海城市。在开放之前,这些城市经济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然而房地产业一旦崛起,基于它们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又是大陆通往海外的桥梁,因此,“龙头”一旦昂起,房地产业便如虎添翼,同时,对各项经济建设,起着巨大的驱动作用。
  “龙身”上海、天津、大连、北京等市,既是一批政治文化中心,又是一批工业基地,有实力,有胆略,它们有“龙头”的携身带尾,指点江山,全盘皆活。事实正是如此,这些城市的房地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势头很好,而且正在稳步前进。
  “龙尾”大都属于内陆城市,既缺乏深圳那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创业机会,也不具备上海、天津那样的先天优势。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先天缺氧,后天缺血。然而,情况是变化的,这些地区的条件也是千差万别,部分城市挖空心思,为房地产业创造条件,大开绿灯,利用它们巨大的消费市场和现有的工业基础,也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房地产业,这条巨龙,起初“龙头”、“龙身”配合默契,“龙尾”窥测方向,步步紧跟,这一新兴产业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高潮迭起,势头强劲,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遍地黄土变成金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东、西、南、北、中的繁荣景象吧。
  东---“东进序曲”,高潮迭起!
  说来是笑话,但它是历史。
  上海,曾几何时是我国房地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但在相当一个时期,寸土寸金的上海竟然到了城市建设资金匮乏、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地步,城市面貌几十年依旧。多年来,市民盼望着一座现代化的新上海屹立在太平洋西岸。
  春风乍起,万木复苏。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一经发表,已经开发开放近两年的浦东,如同新添了核燃料一般,忽地燃烧起来,沸腾起来。
  言必称浦东,争相到浦东。这一年,成百成千的海内外企业界、商界人士,怀揣着巨款,高唱着“东进序曲”,浩浩荡荡,向浦东挺进。在浩瀚长江和东海交汇处的这片热土上,房地产开发的热浪,比起10年前的深圳开发潮有过之而无不及。
  浦东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顷刻火爆,许多盛况,足以令人叹服。和平公园建信大楼,诚然算黄金口岸,可她的变化如梦一般。1990年2月每平方米900元,次年5月,竟然涨到2400元,到了1992年8月,升到3000元。两年涨了3.3倍。
  最早踏进浦东的外国人,是日本孙氏企业有限公司,1988年8月,上海放开胆量,给该公司批出了第一宗地。“领航者”起了先头部队的作用,随后,两年之间,批出了80宗地。
  这一举措,很快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社、英国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对浦东首次批租成功,啧啧称赞,纷纷发出评论,称:
  “这是伟大的突破!”
  “中国真正出现了地产市场!”
  心有灵犀一点通!
  内地人妩媚地向东一瞥,地价猛涨,黄土变成金。浦东吸引了内地人,于是中央直属机关,各省市富有远见的当权者,企业界的先知先觉,纷纷挥师向浦东进抵。
  一路顺风!
  浦东,创造性的伟业,必然会引来无数英雄豪杰;在艰苦跋涉的进程中,造就出一批风流人物。开发5年来,海内外的开发者,气贯长虹,各显神通。他们中不乏佼佼者,一流的浦东人在浦东这片土地上,付出了艰辛,洒下了智慧,传播着融通中西方文化的超前意识,创造意识,竞争意识!
  就是这些浦东人,创造了奇迹,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使一座崭新的现代化都市矗立在长江口。
  这座新城市的创建,为房地产业谱写了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速度十分惊人:房地产业在浦东已粗具框架,房地产企业达1000家,批租土地280幅,面积达80平方公里,施工建设房屋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1994年房地产增加值31亿元,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其速度和规模超过了深圳。浦东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已载入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史册!
  与上海遥遥相望的杭州、苏州、无锡、镇江,以及南京各大城市,也“大开土戒”,迎头赶上。
  长江三角洲,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区。杭州,由香港、日本、新加坡和台湾企业家参股的香港金马集团,1992年8月,在杭州买下42.6公顷土地,投资一亿美元,在美丽的西湖边兴建“梦湖山庄”别墅区的旗帜刚刚竖起,长江三角洲便沸腾起来,唤起了数十家客商向西湖进发。
  而且,这一举措,带动了江浙整个开放的启动。接着,无锡,兴建外商投资区;镇江,推出了环境优越的可供批租的20余幅黄金地段,专门对海外招商;南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冒出了214幢高层建筑。最高的要数巍然屹立在长江边上的同仁大厦,高68层,210米。一位白发苍苍的台湾客人在南京察看后,叹息唏嘘:“既看到保存完好的‘总统府’,又看到了幢幢拔地而起的新大楼,真令人眼花缭乱呀!”
  西--闻风而动,“借船出海”
  从南向北,迅猛推进的“房地产热”的冲击波,很快触及四川盆地,来势凶猛,大有冲破一切产业,独占鳌头的气势。
  多年来,这方寂静的土地上,凝雾般笼罩着一种让人厌恶的“盆地意识”,改革的浪潮难以涌入。这一回,却波涛汹涌,一扫暮气。“浦东意识”,如滚滚长江,冲击着“盆地意识”;深圳速度,推进巴蜀的“老牛”“破车”,激励着巴蜀人。
  一阵紧锣密鼓之后,四川省委、省政府,整装奋进,四面出击。书记,提出要参与浦东开发;省长,决心“出击”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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