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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和蝴蝶_冯唐-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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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香港的上环,一个挨一个,多是二三十层的瘦高楼。大杂院里,总有一两棵槐树、枣树、石榴、香椿、丁香或是半架葡萄,拧着挺着,冲破临时搭建的小厨房和小厕所,在饭香和粪气滋润下顽强地开花结果。站在院子里,抬起头,是老大一块蓝天和吹着流氓哨的鸽子。香港老城区,常是单行线,没有自行车道,人行便道三瓣屁股宽。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迎面遇上的另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小声说一句:“唔该”,一侧身,三瓣屁股在蹭与不蹭之间交错而过。人行便道上遍铺水泥,没有一棵树,路边偶尔有个街心花园,隔几十米望去,常常误以为是谁家阳台上摆的盆景。仰起头,坚持久些,楼与楼之间的一线天空上,或有老鹰飞过,好像谁放的风筝。

挤有挤的好处。

我站在这个老城区的任何一个路口,向任何一个方向一望,至少有三个茶餐厅,三个洗衣店,三个杂货铺,三个水果摊,三个巴士站。我住三楼,对面的三层楼里,一家人新换了大屏幕等离子电视机,新机试碟,放《金鸡》,没拉窗帘。我推开窗户,对面的电视里,刘德华正以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身份,教育资深职业妇女吴君如:要以一团火的精神对待所有劳苦男性嫖客,提高服务意识和床上技巧,做一只扎根基层的职业妇女。只有这样,一旦这样,她就有希望了,社区就有希望了,香港就有希望了。我的眼睛里,吴君如的脸有面盆那么大,我也有希望了,我不用自己买电视了。对面人家拉上窗帘的一瞬间,我恍惚想起好多年前,北京住的大杂院里,有人添了第一台电视,日本产的,黑白的,红色塑料壳。所有小孩都端着饭碗,拎着马扎到那家去看,那是一个叫《敌营十八年》的让人废寝忘食的幼稚电视连续剧。

几年的功夫,上网从无到有,变成人类一种基本需要,排名在空气、可乐、麦当劳、《龙虎豹》之后,在老妈、老爸、老婆之前,几天上不了网,阴阳不合,六神无主。在香港,提供宽带上网服务的有三家:so…net,i…cable,和电信盈科,一样的缺德,都必须签订一年以上的合同。提前解除合同,每月照付100元。我叹一口气,打开我带迅驰芯片的thinkpad,惊喜地发现,无线上网服务列表上,竟然有三个可选:piano; j@home; crazy horse,一定是周围几个楼里的猪头三,狗眼四。 随便选了一个,系统警告我不安全,“妈的,感到不安全的应该是猪头三和狗眼四,我上。”,随便挑了一个,我无线高速浏览到新浪新闻。

在上下班高峰的地铁里,更是人挤人。还好,毕竟是香港,有空调和香水。人们目光呆板,望着车窗外,车窗外是隧道,一无所有。偶尔有几个年轻人塞着耳机听音乐,基本没有人读书。唯一一次看见人念书,是个学生仔,至多小学三四年级,还没长青春痘和胡子,个头刚到我屁股,穿着学校统一的蓝色毛背心,戴着牙箍。在周围一车的屁股中间,他的脸忧郁沉静,我挤过去,偷眼看他读的书,深红色的封面,书名叫《我不怕压力》。

看着他忧郁而沉静的脸,我忽然想告诉他,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个叫“挤狗屎”的游戏。天气冷的时候,教室里没有暖气,身上没有厚衣服,我们就找个墙角挤在一起,那可比香港的地铁挤多了,比上环和中环挤多了,我们挤得口眼歪斜,我们高叫着:“挤呀挤,挤狗屎”,我们没一个不乐得前仰后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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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和地下室的风景

~小<说t xt++天>堂
二楼和地下室的风景

冯唐

一个人,拎着一口箱子和一台手提电脑,初到香港,组织安排周到,有一张床睡觉,有个杯子喝水。香港饮食天下第一,肚安不是问题,出门,望左,四个茶餐厅,望右,四个茶餐厅。但是,心安处才是家,最好能有个姑娘。没有姑娘,最好能有几个朋友,没有朋友,至少能有几个网吧可以联系上革命同志,至少能有几个书店可以买几本书打发忽然多出来的时间吧? 

香港地仄人稠,你在中环皇后大道中放个屁,几十个人嗅到,七八个人听见,一两个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推了一下他们的腰眼,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都忙。我以前做咨询的时候,带两个分析员去香港做项目。其中一个黑龙江小伙子,笑脸如丰泽园的烤馒头,纯洁而朴实。他是第一次到香港,走出长江中心的办公室,满眼高楼和奔驰车,他半分钟数出了十八辆。他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咱们今晚吃点好的吧,吃鱼,吃虾。”,第二句是:“香港就是一个山啊。” 

因为是个山,所以想盖楼,除了开山,只能填海。土地来得不容易,所以盖出来的楼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又瘦又高,仿佛莫名其妙竖起来的一个一个中指。二是贵,金融风暴之后,楼市大缩水,现在的楼价还是比北京上海高出五倍。和租房的小生意人聊天,最常听见的话是:寒啊,都是为房东打工。房东最常说的话:我才惨,我现在还是负资产。所以一楼旺铺,都是卖女人擦脸油和欧洲小皮裙之类的暴利行当。书店不是在二楼就是在地下室。 

二楼书店里,号称“大哥大”的是港岛洪叶书店。按图索骥,出了铜锣湾地铁口,时代广场星巴克右拐就是。一楼有个入口,巴掌宽,两百斤的胖子,提个包,要拧身而入。楼梯两侧是招贴画,多数是时下畅销书的,比如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最近的艺术展览和小剧场预告。快进二楼的地方是《明报》周日的读书专刊,最近的一期是章含之和洪晃的访谈,洪晃一张明晃晃咧嘴而笑的大脸吓了我一跳,我想,最近和“立早章”有关的人都牛逼了啊。 

二楼的铺面也不大,约北京三联书店面积的五分之一,而且低矮,承重梁碰到我的额头。只有一个伙计,看店兼收银。他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坐在柜台里,像是劈了一半的葫芦,平的一面冲墙,鼓的一面冲人。他穿了件鸡屎黄佐丹奴短褂儿,二目无光,鼻毛微长。时值周六的下午,店里稀稀拉拉不到十个人,看的多,买的少,萧条。书胡乱摆着,书架上没有门类说明。有一半的书是大陆版的,除了书目旧些、少些、选书口味差些,价钱贵30%至100%,和深圳书城卖的没有区别,基本上内地流行什么,香港流行什么。但是,见到了余秋雨,没见到任何一拨美女作家,心想,有些在国内被禁了,如果连港澳台同胞们都不使劲帮一下,美女作家的液体和狗不理包子从哪里来啊?另一小半是台湾版书,价钱比台北也贵了50%,除了臆想出来的小道政治分析,就是董桥、余光中之类的塑料花、纸花和绢花,就是唾液分泌过多综合征的话痨李敖。唯一撑门面的香港版书是亦舒系列,整整三层书架,真是不能不佩服那些写作习惯比月经还规律还坚持不懈的作家们,确实多产。洪叶书店里,唯一体现“大哥大”风骨的,是店铺尽头摆的四张桌子十几把椅子,免费供逛书店的人歇脚,还没人逼着你必须买饮料。 

在香港最出名的书店,第一次来,一本书也没想买,我郁闷。 

地下书店的代表,也在时代广场。莲卡佛卖擦脸油的地下一层,有很大的一家叫“page one”的书店,店门口右手柱子上,是隶书的中文译名:“页一堂”。店挺大,90%是外文书,可能是纸和油墨用的不一样吧,一进去,仿佛到了缩小版的“barnes & noble”,满眼的英文告诉我们,洋鬼子在这里盘踞过99年,阴魂还浓,在精神领域还有市场。最突出的是画册和国外杂志,都是细分门类,排了小十个架子。画册建筑、设计和时尚居多,本来想找jessica rawson等几个恋物癖写的中国古玉研究,没有得逞。杂志就算了,要找的东西,网上基本都有。转了一圈,唯一想买的是一本英文实用书,叫《如何在35岁之后把自己嫁出去—基于我在哈佛商学院的所学所练》,准备送给我一个事业心和排卵一样旺盛的剃寸头的姐姐。但是,考虑到积德、厚道和怕挨抽,最后扔在收款台旁边。 

气急败坏之下,我沿着皇后大道一路向西,走到上环老区,终于在一家叫“新辉”的打折书店,买了三联文库中的两本小书:郁达夫的《一个人在途上》,张中行的《北京的痴梦》,小三十二开,装祯素面清丽。还有台湾人邓淑蘋编的《〈古玉图考〉导读》,原书影印,导读配胶版彩图。付款的时候,店员小姐正在读一本孟妮写的《吻我请关灯》,她一边收钱,一边眼睛不离书本。 

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心想,一定得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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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来谁著史


一万年来谁著史

冯唐

小时候,老师最爱问的一个问题是,你长大了做什么?不努力学习,什么都做不成。 

我的回答经常变化,曾经有一阵,我说,我想当个科学家。后来学了医,先在北大学生物,再到东单三条五号的医科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见了太多白痴科学家,文盲科学家,政工科学家,骗子科学家,民工科学家。唯一一个有大师潜质的,是个教我做实验的重庆汉子,他象实验动物一样生长在实验室里。他耍起96孔板和eppendorf管,他从小老鼠的大脑里分出各种小叶,我想起庖丁解牛。他一边跑dna电泳,一边看只有两个频道的黑白电视,电视上接了一根三米长的铁丝当天线,图像还是不清楚,换频道要用电工钳子拧,我想起颜回的“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他一边用1000毫升的烧杯煮方便面,一边小声唠叨:“对门模拟高血压的狗也快被处理了,又要有肉吃了”。他抱着烧杯吃方便面,笑着对我说:“暖和得象我老婆的手。” 

这样的人让我气短,科学上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才气,回想起来,没有比小时候想当科学家更荒谬的了,我妈也是个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人,当时为什么没大嘴巴抽醒我?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石,文字,历史,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一本文字,我一掂就知道是不是垃圾。好的文字迅速让我体会到背后的功夫和辛苦,鼻子马上发酸。一本好历史,我一闭眼就知道没有好人和坏人,有的只是成事的人和不成事的人,有的只是出发点的不同和利益的平衡。说到底,历练和机遇决定成就,屁股指挥大脑。 

打个比喻,如果时间或是人类经验集中到一起是一根蒜泥肠,文学研究的是各个横断面:好的文学青年,在试图还原某个时代和某个状态的艰苦努力中,创造了一种比现实更加真实的真实。史学研究的是纵切面:到底间隔多长时间,泥肠里就又出现一块大蒜。至于哲学,从来没有读过,估计就是研究时间或是人类经验为什么是香肠而不是香蕉的学问吧。 

中国的史学和西方的史学基本没有相同点。西方的史学更像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时间流逝中的普遍规律,而不在乎细节的变化。它要讲明白的是,为什么无论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奶大奶小,都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为什么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宗教原因,法国不出现拿破仑,也会出现仑破拿,带领法国人,展示他们少有的军功。 

中国史学研究的是微观实用的人学。如果班固执笔写托勒密王朝的《汉书》,可能会有这样的文字:赞曰:“国运已尽,人力故难挽回。然女主形容妙曼,果勇沉毅,以一人之力,几全帝祚。若乳更丰二寸,或卡尼迪斯及奥古斯都二贼酋均不忍施辣手。呜呼,惜哉!” 出现拿破仑还是仑破拿,从法国或是欧洲的百年视角看,毫无区别,但是对于拿破仑或是仑破拿的二舅四婶却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史学好像从来就存在少林拳和葵花宝典两大路数。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少林拳们,内功精湛,史料翔实,史识和文笔都好。讨厌的是,修成大师还好,才情欠些,就是个无趣的大和尚。以各路野史笔记为代表的葵花宝典们,多是性情中人,但是常常满嘴跑火车,酒大了风起了月冷了写爽了,妈的成了科幻小说了。所以说,至今为止,最牛逼的是那个先练少林拳,后来机缘巧合,练了葵花宝典的司马迁。 

最近拿到谭伯牛的《战天京》,讲曾左胡李这些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修齐治平的大人物,厕上床上,两天竟然读完了。很长时间里,我基本不读现代汉语的长篇,《战天京》是个少有的例外,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详略有当而生动有力地讲解了那些人和人之间的事。 

这些事儿,写正史的人,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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