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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早期掠夺者的肆意进取和血腥味的残酷不仅仅是毫无悲悯之心的贪欲的冷酷体现这种体现也显露了刚刚从野蛮状态脱胎而出的那些国家身上的糟粕。这些人无疑体现了这点，但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意义。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早期的劫掠者扮演了和作为其后继者的、粗俗和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作用。后者在今天作为无情推进的文明人的先驱，蜂拥而入各个地区，占据了各个前哨阵地，并使由他们作为前导的种族的良好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而受沾染。不过，尽管这些人给他们的群体带来了污浊和可指责之处，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还具有着其本质的特性并预定了其无法避免的前进方向。浮木被湍流之顶席卷而前，他们就象征了欲来之潮。西班牙大陆殖民地上的那些著名的劫掠者即是如此。他们属于同一类人，尽管各自的秉性高低、眼界大小、甚至目标的崇高程度极为不同。他们的劫掠活动不仅将他们所盘剥地带的财富展露于人，也证明了财富的获得实际上取决于其所据之点的商业和战略重要性。腐尸躺在那儿，目光犀利的鹰鹫和一般的食腐性鸟儿都齐聚于它的身旁。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曾说道：“格林纳达的腐化而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着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围绕着主宰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列颠群岛上的人民的日益加强的支配地位。在他们身上，商业开拓精神和政治特性如此美妙地揉合到了一起。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扩展得益于当时的没有什么法则可言的状态，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放开手脚地发挥固有的才华；而我们今天的大量明确的习惯、制度和国际法就施加了某些约束。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高兴地与一个政治体系的保持与正常运转相适应；但是，不管它们如何地得当，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人为的，因此也就不会适用于一种过渡状态，一个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持久与否实际上对应于自然力量能在多大的自由程度上被允许发挥作用并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达致自身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早期的没有什么法度的岁月；每当国家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危机时，每当古老的传统、公认的信条或成文的规定部分地或完全地沦为失效时，每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先辈的政治头脑对自身的扩张所设定的限度不再适用于自身及世界的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它会再次出现。所以，存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尊奉既定的安排，而是如何及时地修正它以使某个民族的天分和复苏的才智在不违背最终决定着国家的稳定的基本法则的情形下得以自由的施展。我国当前的报刊杂志表现出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过去一代的坚定信条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不幸束缚一眼可见；与此同时，同样古旧的、对于我们现实的发展趋向置若罔闻的政治教条则被随意祭起以阻碍这个国家向它广泛濒临的海洋及其彼岸的世界伸展其力量，进行必要的开拓。
在英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扩张阶段，从一个极不起眼的国家，借助于海洋，成为了欧洲的商业构架一度也是政治构架之基石和根本的几个重要世纪中，它的政治家和国民的行动自由根本不曾受限于一种让人不得劲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天资与才智是与人为的、自我设置的制约相冲突的意识。凭着一股随着岁月的推移日益有力和有前冲性的活力与主动性，英国投入了随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而来的国家间的斗争中。英国的海员和殖民者遍布于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地区。不过，在那些能赋予英国以物质财富的地区，虽然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才能与传统使他们能够建立自治的殖民地一个最伟大的自由国家就脱颖于此，他们没有发现也从未发现，占有和统治未开化的、半文明的或无甚活力的热带族群和在其母国之内维护政治自由是不一致的。而在英国国内生活中，广泛的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已由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稳步成长及其旺盛活力的真切表露而充分证明。可是，不管如何，自然的法则就长远来看不可违逆，毕竟没有什么软弱的缩手缩脚能妨碍英国获得极大的权力；单凭此点，英国便能够履行它的使命，推行它的法则。总之，没有什么人工的镣铐被打造出来束缚英国的行为，也没有什么阻碍国家成长的政治麻醉剂被注入英国的体内。
在眼下正涉及的这个地区，英国是在一种处于很大劣势的情况下介入竞争的。当新时代的曙光来临，英国看清了其真正的伟大之处时，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象征的英国在海洋和殖民方面进取精神光芒四射地迸发了。不过，和它相对峙的是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此时的西班牙显然还未走下坡路，还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多数重要地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声言有权将他国从世界的这一部分驱逐出去。众所周知，这种宣称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对。如果先前对于英国人也有众多这样的不满的话，把英国从造就了其未来地位的航线上推开就会是一种必然的吁求。同样的论点今天被用来阻止我国取得那些本应落入英国人手中的好处。假如英国的海洋政策在今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组成英国力量核心的若干岛屿的当前需要所决定，那么，别人任何这样的需要都不会促使英国要求分享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以及国家间宏大戏剧中的角色。它也不会出于这样的缘由展开一番也许是人类进行的最卓越的奋斗。而且我们还可以拿英国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来对它们说，“为什么要跑到你自己边界的外边去呢？在你的边界之内你已有了足够满足你的以及你的人民的需求的东西。你们还有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弊病需要改正，形形色色的悲苦需要抚慰。就让外面的世界由它而去吧。如果你受到了进犯，就防卫好了，不过千万小心使你的准备尽量远离有欠谨慎的境地。什么‘势力范围’、‘在世界上的作用’、‘国家威望’，根本不存在这些玩意；即使或许有，也不值得为之而战。”如果英国这样探究的话，它会成为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只可猜测的问题。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世界将会更加穷困了。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衰减之时，以大反叛为高峰、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住了英国人的精力的国内纷乱也使英国放慢了对外经营。德雷克、雷利及他们的同辈造就的前进势头没有了，随西班牙这个主要敌人的衰竭而来的时机也白白地失去了。不过，尽管暂时受到了抑制，英国的趋向未变；而且随着克伦威尔以铁腕平息了国内的种种混乱，它又很快地找回了它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干练的治国之才以及他的国内政策的迫切需要使英国对海洋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不仅为了赢得外界的尊重这是克伦威尔强烈需要的，也为了使英国对于疆界之外的世界发挥应有的影响。这个国家对克伦威尔充满豪情的号召作了迅捷的反应，重新拾得了自此从未衰减过的迈上朝向海权之路的激情。对克伦威尔而言，他的使世界上的航运贸易掌握于英国之手的举措是正确的。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或许在经济上不能说是最英明的，但从他所处时代的形势看则再合理不过了。
从克伦威尔的短暂统治时代开始，英国海军才作为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树立了它的威荣；也正是克伦威尔在一六五五年通过占领了牙买加这个从军事观点看是加勒比海中对于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而为他的国家在该海域的海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确，是英国将领在实现克伦威尔的更紧要的目标一夺取圣多明各上的失败才导致了针对牙买加的尝试的成功，所以这些具体的、给英国人带来好运的事件的发生实是随机的，但这件事情只有助于更有力地表明，如果一项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总的政策方针是依据合理的原则而正确选择的，偶然的厄运或落空并不能对于一般的构想造成多大的损害。促使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的明智的、有远见的动机是向后者的垄断这一富饶地带的要求提出挑战。他将英国在这一群岛地区的扩张仅仅看成是对邻近的大陆进行控制的前奏。
对于英国崛起于国家之林并如此长久地保持住了领先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们往往一无所知。对此的一个不同一般的评论是，那些相互间就象荷马和后来的J·R·格林这样在生活的时代和特点上都相差甚远的作家都应从克伦威尔这位“护国主”的意义深远的作为中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般愚钝的认识，认为他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在他们看来，“一位有着睿智的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将集中其目光于法国的日益上升的力量，“并察觉到”在路易十四统领下进行的“求取霸权的重大斗争的开始”。但是，按照估计，如此行事只会重复这位伟大君王所犯的致命错误；这个错误使法国永远失去了对国家的最稳固的繁荣的来源海洋的控制。如果英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对这个岛国的危害远比它的大陆对手实际上受到的要大。哈拉姆看得较清楚，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所都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克伦威尔的星宿是位于合理的位置上来寻求好运在海边，而不是陆地。
这位护国主的伟大目标随其不是时候的去世而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他的死去或许相当程度上使英国对地峡的实际占领受阻；在其强有力的手腕下，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他的意图依然在英国人民的目标中居于显著的位置。在其中，可以体察到英国对外软弱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对劫掠者们的侵夺活动产生的影响。随着奥兰治的威廉登临英国王位，英国政府的雄心壮志又一次高涨起来，劫掠者们杂乱无章的活动也被集中归整于明确的国家政策之下。尽管暂时的事态有时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偏离轨道，但它还是被清晰地归纳进了英国于1702年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表明的坚定目标中。从结束战争的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缔结之时起，同样的计划得到了英国紧锣密鼓的推行，取得了稳步的成功，而且逐渐和控制借路于地峡的两大洋之间交通的设想相融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是当时还仅是一位舰长的纳尔逊在1780年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和陆上力量相配合，以求占据圣胡安河河道，从而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尝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既是由于气候上的原因，也是因为正确地意识到了该地区重要性的西班牙人在湖泊与大海之间修建了不少于十二个的一系列牢固的工事。
如纳尔逊所碰到的这些困难妨碍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推进。尽管英国明知且在意实际的拥有带来的好处，它在其他地区也从中获益甚多，但西班牙立足已久的占领使它不能运用它非常想使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真正用过的手段获取控制。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使英国终于成为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政治体系中的支配因素的关键在于它的海权。英国是伟大的贸易者、供应的源泉和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交流的中介。英国强大的海军保护并维系着交通的资本和航运。除了在极少的场合，这支海军完全有能力承担它的任务。因此，虽然英国人不能象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使用、调配其他国家的资源，但和西班牙人僵化的、狭隘的统治造成的可能一样，英国也可以牢牢地利用各类商业交易，从中获益。这个事实令人启发，因为今天的形势和一个世纪以前实际上并无二致。占据地盘的现象仍然存在于各国、各种族之间，后者还未获得不赖他国他物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