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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强俄、英、美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无论在个人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两种观点尽管在逻辑上似有矛盾，可是就其实践与影响而言却是相得益彰，就如宇宙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一样。只有在两者同时存在之时，才能求得判断和决策中的良好平衡。生活的哲学在似是而非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上述情形实际上只是对此的一个描述而已。坦然地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力地去调和它们，我们才能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航线沿着成功之途前行。一个公认的政治信条是：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上述论点的一个实际证明。所以，只有在详细地掌握了细节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用于立论的坚实基础；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细节暂搁一边，并将思想集中于某个问题的主要特点，我们又难以清楚地领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并随之采取谨慎的行动。对这些关系及重要性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确的感觉。
避开所有其他的运动形式以及集团乃至国家的体验不谈，世界的变化展示了多种必然性与不确定性，思想必须要和它们相交锋，而且要在面临其压力的情形下确立对策且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世界的发展趋向于把行动放在最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细微的、让人惊奇的、复杂的和出人意外的东西。每个国家或种族只处理其自身的内外问题，不过各自的命运却具体地影响了总体上的结果。这些影响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导致了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性质则是不断波动的。由友化敌，由强变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个时刻令人吃惊地改换局势。尽管国家及其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灭、联合失败、根基动摇之类的痛苦，但他们理应充分考虑现时的趋向，从现实展望将来，估价当前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并由此预测可能的情形，虽然这一切看来在时间上已超出了他们自身这一代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在其时代是后来人的保护者，他们不能躲避其责任。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持有长远意识，并且在时机允许之时依照它们合理行事。不过，由于人为的分析和事物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上的困难又是如此明显，他们又必须在顾及眼前需要的情况下处理每一时刻的局面，要具有近期考虑，要重点注意自己的脚下以及下一步，只有在他们务实的头脑确认基本方向是和国家利益的长远目标相一致时，才可以前进。
尽管追溯美国扩张主义冲动的起源与演化远不是本文的正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令人感兴趣。这种扩张在最近时期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过，要充分地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描述扩张的几个阶段的关键脉胳的要点。但是，这样做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扩张只不过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情绪的一个片断。我们可以在俄国向亚洲的推进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实践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个大国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其表现，其影响绝不应被忽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从何处产生，并有怎样的前景，但我们耳闻目睹着它的存在，而且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与外部国家及种族的关系。不管上述运动的前途如何，至少它肯定有其前途，但要了解它是件颇费心力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不会忽视现实。他们会以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双手去做此时此刻需要去做的事。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上述可能前景的一个具体阶段进行研究。但是，在展开这种研究之前，简要地说明一下最近的形势变化如何特别地反映了长期和短期观点或许是有趣且适当的。古巴、西印度群岛以及巴拿马地峡对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为人所知。要用大众的言行来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一大篇文章的篇幅；不过姑且置偶然性的细节于不顾，单从外交谈判及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弗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就可清楚地了解一二。对美洲的关注在美国的世纪之初就已存在，当美国把扩张看成是自己的天职时，上述关注也就成为了信念般的东西。尽管它在美国内战之前多少代就已存在，尽管它由于内战的爆发而被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愤怒地复活了，美国对法国从墨西哥撤军的坚持就是其第一个成果。在某一时刻，长期性观点要服从于短期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又需要高瞻远瞩了。
与此同时，事物已发生了变化或已处于变化之中。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也让人看得更为清晰，因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测成分，而更多地参与到了具体的行动中来。这样美国宣扬扩张的思想变得更加犀利与坦率，有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以及更多的表述上的自信。于是，美国的长期眼光逐渐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注视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这种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国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终于认识到了海权对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海权只是为扩张服务，只是它的源泉和保护者，它自己并不是扩张本身。美国的扩张鼓吹者也未预见到向太平洋之外推进的可能。他们的眼界并未超越夏威夷，由于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是从防御的观点来看待它，而非视其为旨在在世界发挥更深远影响的跳板。就笔者本人的观察，到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依然为从我国早期历史个继承下来的纯粹防御思想所控制。此时，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在今天，美国建国者其后的几代人未加耕耘的领域正为思考与讨论、声音与文字、政治纲领与报刊评论所开垦。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作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就眼前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我们的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就要去做的事来说千真万确，而对于关注于未来的思想来说则未必同样如此。在分析了现实之后，下一步的努力不应仅仅关注于现存的条件，更应着眼于蕴含于其中的趋势它是胚芽中的历史，其中的事项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密切相关。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使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必要为针对遥远未来的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又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因为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我们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另外，这种意愿也和华盛顿的著名的但被人误解了的反对美国卷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关。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环境，我们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不体察到自觉行动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并理解广泛的对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我们常识的增加以及思维兴趣的满足，和我们本身也有着极大的直接关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子孙。
有了长远观点，面对国际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决定，因为意识已被汇入了历史的一般进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事先的考虑，就可以有备而行。充分的准备指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状况有着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围绕古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和机会。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说明了眼前考虑如何引导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很明显，对现时的各种可能与趋势多加思考并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在上述情况下迅速决策绝非无足轻重。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美国从远离欧洲国家间斗争的传统态度中解脱出来，并且给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个，它们共同促使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东亚，并认识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改变思想以及国家的政策喜好。没有什么比下述广为人知的事实更能让人感到处理眼前问题的重要：日本在近四个月前还向我国政府表明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满意于我们对菲律宾的占有。
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东方的局势变化也来源于先前的某些铺垫性的事件，不过它们在其发生之时并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形势变化的标志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内，这样也就颇具突然性，从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对它们有精确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客观存在着，这包括那些对老牌国家来说深具国际影响的事情，而以前我们是尽力要使自己与那些国家离得远些的。随着事情的推移，我们拥有了菲律宾，这是一项我们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动，何况它还带来了新的机会。然而，机会从来都是不能和责任相脱离的，因为不管利用还是不利用机会，我们都必须作出决定，而思维上的错误或明智使它不能摆脱道义上的评判。
此时还可考察一下对菲律宾的占有，对其他机会的运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责：我们放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论调是从偏见中寻求力量的。“门罗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有某些贬义的意思，在它现有的内容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样，如果它的含义是固定的话，我们只能在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门罗主义要求我们执行的政策经全面总结就是：执意抵制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为对上述要求的一个平衡，我们采取了不用言词，更不用行动来干涉纯属欧洲性质的问题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根本不是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而完全基于我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利益。
上述两个互为弥补的姿态不具备任何如契约或先例那样的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量。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而不会引起什么行为非法的指责。如果我们把奉行它们看成纯粹的政策问题，并因对它们的广泛接受而视其明智之举，又有什么论证过程能让人确信这两个准则能永远禁止我们确认我们在亚洲的权利？我想，门罗主义就其一开始而言只不过是认同了如下并不令人陌生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