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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优势的追求促使各国寻求市场，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倚仗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市场，使其为我所用。这种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占有。这种保护制度目前盛行于世，它表明了力量或国家权力如何被用来人为地为本国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自诩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以简单的比较优势为基础，而现在这种优势已陷入了疑问之中，自由贸易体系也摇摇欲坠。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占领，尽管当时后者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可是，奥地利一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就进行了关税调整，结果英国就被排挤出了当地的市场。“门户开放”这个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词汇要表达的就是对于通过领土占领或公开、隐蔽的领土控制而在某个地区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抗议。
无疑，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是基于工业和经济效率。然而，不管一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如何表现上佳，它也只会在无力操纵事态时才愿意依靠效率进行竞争。一旦有了权力，它就会使用它；而之所以未能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于是就有了两种结果：一是一些国家力图占有某块地区；二是占有者倚助武力来保住已到手的地盘。就在最近，当笔者正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位在德国颇具影响的人物称，如果将来德国在其他国家先行抢占的殖民地盘上依然不能立足，德国对此只好默认。人们完全应该相信此话的确是由衷而发的。不过，国家实际上是由它遇到的机会所支配而且很乐于应用这些机会。在1898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谁又能想到美国将占有菲律宾呢？当初，这块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预定的战争目标；而且笔者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夺取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无人能预料一个国家将做些什么或感到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在某个问题上争执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也还是谁的力量强，谁就占上风，而且大家都会不失时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目前，德国需要的市场大多处于他国法律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着德国的当前意图以及对强大的海军的期望；不过，支配着德国前途的并不是后者，而是无法预测的四周形势。
海军在力量运用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需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有海军基地，而土地占有就能带来这方面的好处。作为对德国公民在中国受到伤害的反应，德国向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后者将胶州湾让给德国。不过德国首相告诉议会夺取胶州湾并不是偶然的、事先未曾预料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确信我们在远东需要一个陆上基地。”这番言论只不过是对于上述的基地重要性的一个具体表述，而基地本身也正是一串有着逻辑上的承先起后关系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串链条就是：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个链条总结了英国海权的成长过程；正是这种成长使美英两国在自门罗声明至南北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内，围绕着土地占有上的争议，一直处于外交冲突之中，虽然如“疲倦的巨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当时英国也开始感到管理广大的地盘对它是个负担。那个时代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也远不止一次地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英国并未摆脱多多益善的习惯，它的工业还继续要求市场，它的海军依旧首屈一指，它在海洋上的权力仍然无人堪与匹敌。令人幸运的是，尽管美国的市场对英国极富价值，两国之间又有着外交争端，但英国人仍清楚地记得1812年的英美战争让自己一无所获且还惹得一身烦恼，因此占领美国的想法在英国虽一直存在，但并无多大影响。英美间的和平一直得以维持，美国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也为英国人接受了。
上述之类的情形在各国政府的行为中随处可见；从中必须看清的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考虑导致了各国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权力的针锋相对，无论这种对峙是否得到了外交手段的调节或是被置于了战时仲裁之下，或是处于两国还是国家集团之间。对权力大小的判断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力量的认识上，更表现为对于所有对行动产生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广泛评估。均势就是指在天平上各处一边的两个秤盘处于一个基于对立关系因而又易于浮动的平衡状态，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从这种局面中崭露头角的是国际协调思想，即大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步调一致，以通过妥协或基于应有的权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一旦达成了某种解决，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效能。尽管所有在国家间会议上达成的条约都有着这种性质，不过现今的“协调”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普遍的磋商和安排，从而对有关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几大国就是通过协调，才决定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该岛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之间关系的平静。这两方分别希望和希腊及土耳其实现政治统一并且从后者那儿寻求支持，这种局势恶化了希土两国间的关系并给欧洲和平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危险。不过，德国拒绝参加上述协调，这显然是因为它和刚刚被赶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有着特殊关系。此外，五年前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也是一项大国间的协调行动，该会议同意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在摩洛哥有着最直接的利益的国家在摩洛哥推行某些措施。在这类情形下取得的成果至少就其形式而言体现的是大国间的一致，而不是对抗基础上的平衡。
均势手段体现着强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协商和相互让步来替代使用强权的办法在精神上和诉诸公断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这类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在实质上也完全是权力交锋的结果，因而其效力随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摇摆。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奥地利无视1878年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该条约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状况，将其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使柏林条约所体现的大国协调也湮没于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而俄国在德国压力下也不得不放弃遵循它和英国、法国达成的谅解，即三国保持一致，反对任何不经欧洲协调就剥夺土耳其对于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背的行动。受到德国露骨压制的俄国的愤懑之情体现在了沙皇于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的外交旅行中，当时他刻意避免途经奥地利的国土。波黑事件加大了有关国家间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这场风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从结果看，奥地利的行动造成了既成事实，一件通过不借助甚至无视欧洲协调而实现的事实。对此的唯一点缀是奥地利给予了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也迎合了正受国内革命困挠的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不过正是这场革命给予了奥地利可乘之机。随这种结局而来的形势比事发之初更趋恶劣，有关国家间的对抗又鲜活如初，众目睽睽的是出于一时之便的随心所欲便使严格的协调成为可有可无。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并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体制。一些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协调或公断的结果，只有借助强制力才能使其行为和这类结果相一致。人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均势局面和工商业竞争状况有相似之处，而欧洲协调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尽管欧洲协调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将所属的多个成员聚合为一个集团，但它的确将集体意愿作为关于欧洲的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强国就如托拉斯组织内的子公司一样要遵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如上述的吞并土耳其的两个巴尔干省份这样的行为，用不着从客观形势中替它寻找开脱的借口或者更多的反对理由。显而易见，明目张胆地弃协议于不顾必将给整个世界造成道义上的消极影响。任何令人满意的关系，不论是社会、金融还是国际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誉为基础。没有信誉就没有安全；信誉丧失殆尽，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用不着进行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绘，人们就能想到倚仗强权违反条约对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情形多少正体现在了普法战争以来的欧洲局势中。这种局势不仅表明了在欧洲存在着一个超级军事强国，而且将这个国家造就成了一个和欧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员以及和这个家庭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的美国相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着更出色的组织才能的有机整体。
军事组织，也就是陆军，只是德国的组织才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所在。德国对自身力量进行协调、搭配的主要特点是，在政府统辖之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性机构，这种广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于是德国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托拉斯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众所周知。在德国，由政府进行集中特别地容易并且有效，因为今天的德国人是几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政府无论其好坏，一直是将个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部分地是由于绝对政府是德意志传统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大多规模较小，它们的政府能够在别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预个人生活。
所以，历史环境和继承下来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国人，使他们能够甘心生活于一个政府控制框架之内。实际上这种控制的加强看来正是发生于当今所有文明国家之内的趋势。在不侵害公共权利情况下的不受国家约束的个人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备受推崇，可是如今这种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着越来越多的约束，因为人们日益看到，少数个人的集体行为确实可能破坏公共权利。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目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不过，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让政府行为起到为个人行为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要对后者进行规范，那么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治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都会招来控制，以防它产生过分的影响。而且，还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规整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成分，因为当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过大时，它们的利益会受到整体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对所有社会事务予以统辖和指导性控制，这样国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垄断组织，一个托拉斯，没有什么还可以对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当今的一个趋势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展，而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才能来说，在这个方面迄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德国比之于所有其他国家有着先行之利，并有机会弥补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给当时起步的德意志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那时，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将工商业从每隔几英里就一个税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普鲁士在促进这个变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对于它在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首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鲁士政治发展却颇耐人寻味。这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上院却不断地颁定为下院所反对的新税种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德国人民一直毫无怨言地交纳税款，这和英国人民对于舰只税以及美国人民对于印花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普鲁士的税收促进了其陆军的改组与发展，而陆军的强大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并使现代德意志帝国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诞生。但舰只税对于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的英国海军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何况发展海军的需要是英国人无法否认的。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是出于国家防御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