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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人的血》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它描写抵抗运动时期一个地下活动组织者的精神悲剧：他发觉凡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用其他人的鲜血来完成的。就这部小说的精神来说，基本与一年后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论著的思想相符合，波伏瓦在作品中阐述的依然是存在主义的主要思想：关于“自由”、关于人对自己的命运，对他人命运的“责任”，关于个人决定、“选择”、个人“行为”的重要性，等等。
让·布劳马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他不愿依靠父亲的金钱过活，背叛了家庭，想成为一名“自由”人。在学会排字技术以后，他当了一名工人，并参加了共产党。这是他的第一次选择。他的朋友，年轻的诗人雅克在一次与军警的冲突中牺牲。让看到了他人的血在流淌，他觉得自己应对雅克之死负责，是自己将他卷入政治斗争的。于是，让退出并产党，开始信奉工团主义，认为工会不应过问政治，只该为工人争取生存。在他看来，“政治就是对别人施加影响的艺术”，而他再也不愿把任何人卷进斗争，不愿再为“他人的血”负责。让对“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很满意，因为工人罢工似乎是自发产生的、没有政治压力，没有政治目的，工人们可以生活在真正的团结之中，“不会去剥夺任何人的自由”。波伏瓦在作品中一直努力在让的形象里体现出存在主义的理想：“自由”又对周围的人“负责”的人，她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想在创立没有妥协、没有特权的生活方面取得成就。这种生活不欠任何人的债，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
遵循着存在主义的思路，波伏瓦不断把自己笔下的人物置入一定的“处境”里，让他或她作出自由的选择。但是，仿佛是再次证明人注定是失败的这一观点，选择每次都陷入绝境，违背他人的利益。例如在让接不接受海伦娜的爱情这一选择上：如果让不接受她的爱情，他会使她不幸，因为他便意味着她的生命，如果接受，他会使保尔（她的未婚夫）不幸，因为保尔爱她；他也会使玛德兰不幸，因为玛德兰爱着他。让在两难中犹豫不决：“我希望整个人类生活是一种纯洁的和晶莹的自由，而我遇到的别人的生活却是穿不透的障碍。”“我的每一个姿态，以及我每一项拒绝，都会引起致命的危险。我只不过想吻一吻海伦娜，结果我既出卖了保尔又残酷地伤害了玛德兰。”然而，必须作出选择，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仅仅是选择了“不选择”而已。让拒绝了海伦娜的爱情，承担起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责任”。
当奥地利、捷克和西班牙接二连三地被法西斯攻陷以后，让无法再保持他那不介入政治，不把同伴引入政治斗争的态度。战时法国知识界有一种新的处世态度，要为不介入世界事务，为法国蒙受的灾难承担起个人的罪责和责任。让再次进行选择，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之中，他先是进入军队，当了一名在壕沟与战场上跌爬滚打的普通一兵。负伤退役后，他留在巴黎，亲自在反法西斯地下活动中组织、团结和鼓励人们抗击侵略者。这时，他已经敢于对他人的意志施加影响，“为了让法国人知道这是战争”，他不再怕流“他人的血”。他发表了一个法国存在主义者在抵抗斗争中得出的思想：“我们行动，我们才存在”。
人注定要死亡，这是一个古老的发现。无数世纪以来，人们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千方百计地寻求着长生不老的可能性，渴望不朽，超越生死的界线。相比较而言，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者对死亡的关注却显示出独到的深刻，“因为我会死。我才会感觉到我的存在”，死亡原来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的意义在于对处在麻本状态中的生命给予震撼，唤醒人的心智，让人的知识与思维有所醒悟，从而更好地体验人生，把握生命的真谛。正视生命的短暂，抨击“长生不死”这种对人类充满诱惑力的痴人说梦，就是《人总是要死的》这部小说的撰写目的。
《人总是要死的》这部小说所叙述的内容是这样的：女演员雷吉娜厌倦了转瞬即逝的成功，厌倦了人世间争名逐利的丑恶行径，期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出于偶然，她遇到了一个长生不老的疯子福斯卡。雷吉娜羡慕她的幸运，便希冀征服他，以使自己的存在能与他联在一起，借助福斯卡的记忆得以进入永恒。因此，雷吉娜就开始时刻守持着福斯卡，不让他离开自己，为此她甚至不惜抛弃一切。但是，福斯卡依然悄悄地离开了她，并要她忘却他的存在。雷吉娜发疯似地寻找他。而在她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他以后，福斯卡却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她，人有一死原来就是幸福，长生不老的厄运带给他的唯有痛苦，孤独，无聊，以及连悲剧都无法体会的悲剧感。
显而易见，福斯卡这个社撰出来的人物阐述着存在主义独特的死亡哲学。他生于十三世纪，经历过意大利的王室生活，德皇的征战，美洲的冒险，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和法国生命。在六百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的子孙、朋友、同志和恋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唯独他孤零零地活了下来。他为此而痛苦，而绝望，时间与空间对他不再有限制，死亡在福斯卡的眼里已不再由于其可怕，反衬出生命的可贵。由于他喝过长生的药水，不能够死的境遇使他成了一个“无处存身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将在死绝的大地上承受远比死亡更甚的痛苦与恐惧。
福斯卡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人类的理想，在卡尔莫纳，他是一个坚强的，有着铁血意志的亲王；在马克西米连，他协助查理大帝四处征战，是一个理想的臣子；在美洲，他发现了中国与美洲之间的通道，是一个勇敢的探险家；在巴黎，在情场竞技之中，他又成功地赢得被追求者的爱情，而在急风骤雨的生命年代里，他又是一名热血沸腾的斗士。但是，所有这一切理想的品质，所有这一切丰功伟绩，并没有使福斯卡看到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人总是要死的”这一厄运在周围的人群中始终无法改变，邻近这些优秀人物最终不可避免的死亡，使他们的一切伟大、温柔、野心和功绩都黯然失色，这也使得福斯卡的长生，他那永无止境的生命历程变成了不堪的痛苦。福斯卡是个悲观主义者，他通过死亡的有色镜片窥见了生存的虚无，看到人的存在的悲剧性。他自己的长生不死在给他带来痛苦与孤独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考察人的命运以及这一命运在各个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的环境中所呈现的状态的绝好机会，为他证实人生的虚无性提供了一条最理想的途径。
你在考虑永生不朽吗？那么，请先考虑一下死亡。这便是波伏瓦通过小说《人总是要死的》对我们的提醒。
面对荒谬的“局外人”
——加缪的作品
阿尔贝·加缪于一九一三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镇，其祖籍在法国本土阿尔萨斯省。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他与做工的母亲在贫民区度过了困苦的青少年时代。他依靠助学金和半工半读念完了中小学，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学习期，又因患肺结核病，中途缀学。一九三六年加缪以一篇题为《基督教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毕业论文获得学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投身抵抗运动，创办了著名的地下报纸《战斗报》。一九五七年，加缪以“阐释了我们这一代人类良心的难题”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0年一月，加缪乘车回巴黎，因车速过快引起车祸而死亡。有人回忆说，加缪平时一向反对开快车，而他正是死于朋友所开的快车上。这或许也称得上是一种荒谬的死亡吧。
加缪的主要作品有小说：《局外人》（1942）、《堕落》（1956）、《流放与王国》 （1957）；戏剧：《误会》（1944）、《卡里左拉》（1945）、《围城》（1948）、《正义者》（1949）；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的神话》（1942）、《反叛者》（1951年）。其中的中篇小说《局外人》和长篇小说
《鼠疫》，已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学的经典作品。同萨特一样，加缪的文学创作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哲学观点，上述作品也大多体现了他关于荒谬、反叛的哲学观。
中篇小说《局外人》的问世使加缪在法国文坛上一举成名。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奔丧、恋爱、杀人、受审和判刑等情节的描述，集中地表现了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
小说是以阿尔及尔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莫尔索的自述形式写成的，他象一个“局外人”似地，以极其冷静的口吻讲述自己单调无聊、枯燥乏味的生活：作为一名工资微薄的小职员，莫尔索无力赡养年迈的母亲，三年前他把她送进了养老院。一天，他接到了母亲病逝的电话，请假前去奔丧，对于母亲的死，他出人意料地无动于衷。在灵堂里，他不但拒绝瞻仰母亲的遗容，而且还打瞌睡、喝咖啡和抽烟。送葬时，他也没有悲痛的感觉，只是生理上感到炎热和疲倦，盼望赶快回到城里去睡觉。当别人问及母亲的终年寿数时，他竟然不知道母亲到底多少岁。
第二天是周末，莫尔索到海滨浴场游泳，在那里遇见了过去曾经相互钟情的女同事玛丽。他们先是一起游泳，后又看电影，接着便同居了。对于玛丽的爱情，在莫尔索看来，似乎也无所谓。她问他爱不爱她，他回答说，不十分清楚——大概是不爱的。而当她坚持要他结婚时，他很轻易地就表示同意。
有一次，莫尔索的邻居雷蒙为了惩罚自己的情妇，唆使他去与她调情，他也不表示拒绝，而是按照要求去一步步地做。事情结束后，雷蒙感谢不尽，要和他做朋友，他却觉得做朋友与不做朋友都无所谓。
最后，雷蒙请他和玛丽一起去郊外游玩。在那里的海滩上，他们遇到了两个向他们寻衅的阿拉伯人，在斗殴中，雷蒙被划了两刀。几天后，莫尔索一个人到海边去乘凉，又遇上了那个刺伤雷蒙的阿拉伯人。当阿拉伯人亮出刀子来的时候，莫尔索不假思索地摸出手枪，打死了那个阿拉伯人，他甚至糊里糊涂到不知道正在犯杀人罪。结果，他被关进监狱。
直到他被捕后，他仍然怀着那种多少有点无动于衷和莫名其妙的心情，弄不清楚，为什么要惩罚他，为什么人们恨他。不过，他很快就习惯于监狱生活，他觉独监狱生活不比任何一种别的生活差；他回忆起母亲的话，人归根结底会习惯于一切的，他还想到，他甚至能习惯于生活在树洞中。
法庭判处莫尔索死刑，其原因并不是杀人而是由于他没有恪守社会的习俗，“怀着罪犯之心埋葬了他的母亲。”莫尔索在行将跨进死亡的门坎之前，对过去的生活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留恋：“我充满了对那个已不属于我的生活的回忆，正是在这个生活中我找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最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玛丽的笑声和她的裙子。”
《局外人》出版以后，评论界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但对它的真实主题，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关于一个对眼前的现实麻木不仁的人的研究。”可是，加缪并不承认这一点，他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指出：他“并非麻本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相对而言，萨特在《“局外人”解说》中的看法更切近作者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