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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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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讲到这里,他又引用了“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孟献子是春秋后期,鲁国有名的贤臣,史称其“为卿不骄,礼贤下士,士以是归之”。他是极力反对在位的权臣们以权谋私、以官图利的贤臣。古代四匹马同拉一车叫“一乘”,等于现代人有一部名牌的汽车。“百乘之家”,是古代表示当国者的诸侯们的财富气势。“伐冰之家”是古代有权位富贵的人家,派出人手,在冬天下雪结冰的时候,所伐冰块,藏在地下室,保存食物,到了夏天也可以享受,等于现代人用科研制造成功的大冰柜。所以孟献子就说这样的人家,他既然养得起马车和驾车的马匹,当然就不会太注意家里还要养小鸡生蛋,或养小猪等它长大了来做买卖。这种人家,既然能有“藏冰”的财力,就不会太注意养牛羊来做买卖了。由此上推,有百乘之家的诸侯们,就不会培养专为他们一家“以权谋私”的图利聚敛之臣了。如果百乘之家,与其还要培养专门为他“以权谋私”的聚敛之臣,还不如直接培养一些夺权“盗国”的谋士呢!
    曾子在引用了孟献子一段话以后,便说: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这是曾子著《大学》大论最后结尾的一段活,看来他是针对当时鲁国内政,以及春秋末期诸侯各国,都以胡乱增加赋税,搜刮民间社会的财富,归于诸侯私家公室,充实权位与富贵相结合的欲壑。同时他也看到当时诸侯各国,以及鲁国内政争权夺利的结果,的确是“灾害并至”,大多都成为不可收拾的败亡局面,因此,有感而发,坦率提出他的“危(正)言危(正)行”,作为警世晨钟的名言。
    但很可惜的,由于他最后的几句结语“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却被秦、汉以后历来读儒书出身的学者们,硬要用来学做“圣贤”金科玉律的教规,对于“钱”、“财”二字,视为毒害。甚至平时多谈这两个字,就会变成“俗物”。可是,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学问修养,毕竟不易做到。因此,一般的读书学“儒”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既要清高又怕穷”的矛盾心理状态。一旦考取功名,挤身政要以后,既不懂经济、财政,更不懂为国家社会人民之间,如何理财致富,而达到富国强兵的妙用。好像都是误解了曾子著《大学》最后的几句话,变成了如来佛加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一听就要头痛得打滚,非常可笑。所以中国有两三千年丰富记录的历史资料,所谓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经历的资料档案。对于财政、经济、生产、消费之间社会的财经变化态势,和人事史料来对比,简直少得可怜。

    注重财政的名相、名臣
    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注重经济发展,先行富有财政而建国的人,在秦、汉以上,突出的只有两个半人物。第一是姜太公吕尚治齐,开发渔盐之利,建立了当时滨海落后的齐国,后来的子孙,才得以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经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期,约七八百年而不衰。第二是管仲治齐,也是先由发展经济着手,然后才能做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主局面。另外半个,就是范蠡师法“计然子”的一部分学术,帮助越王勾践复仇雪耻,然后自己飘然隐遁,变更姓名为“陶朱公”,三聚三散,用致富来“玩世不恭”。
    至于读儒书而搞财经失败的,倒有东汉时期的王莽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首先著作与经济、财政、赋税有关的专论,只有汉宣帝时代桓宽的一部《盐铁论》。但仍然是根据“六经”,不外以儒术为民请命的要旨,并非专就盐铁之利来加以发挥。又有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至于如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车千秋辈,以商人出身参与财政、经济政策的,历来就不为读书出身的儒家学者所重视,甚至还鄙薄之而不值一谈。其他,如唐代的财经名臣刘晏,也是不齿于“儒林”,实在有欠公允。史载:
    晏有精力,多机智。当安史之乱,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朝廷府库耗竭,皆倚办于晏。其用人,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碟,不得轻出一言。凡兴举一事,必须预计使任事者私用无窘,而后责其成功。又以户口滋多,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为后来言利者所不及。
    但终亦以功高,而蒙冤构陷赐死。无论帝王专制时代,或民主时代,古今一例,“谤随名高”,名臣毕竞难为,这也是人群社会必然性的矛盾啊!
    现在我们为了研究曾子《大学》大论的结语,牵涉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调配的“义利之辨”,顺便约略提出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资料。用来做为“义利之辨”的反面感慨之谈而已。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为儒家学说和财经思想做专题讨论,只好到此打住。回转来再讲曾子本身,他一生的言行如一,确实做到了“义利之辨”,毕生清高廉洁自守,不愧于平生学问修养“择善固执”的风范。

    曾子处义利之间的故事
    我们为了浓缩时间,就同时列举孔门高弟如曾子、原宪,以及兼带牵涉到子贡的三个故事,做为大家自己去寻思研究的参考资料。《韩诗外传》记载:
    曾子仕于莒(开始出来做鲁回莒邑的地方官)。得粟三秉(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十六斛为一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在这个时期,曾子是只注重待遇的收入,而轻视自己本身的得失)。亲没之后,齐迎以相(当他父亲死了以后,齐国欢迎他去做宰相)。楚迎以令尹(楚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楚称宰相为令尹)。晋迎以上卿(晋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晋称宰相为上卿。但他都推辞了,不肯出去做官)。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在这个时期,曾子是专心重视他自己本身的学养与出处动初的该和不该,因为已经没有必须孝养父母的负担了,所以他就不重视俸禄的待遇丰薄,和官职地位的高低等问题了)。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如果本身怀有学养的高尚至宝,但却不肯出来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乱,那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仁心仁术了);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如果故意自命清高而死守穷困,也不顾父母生活困难的痛苦,那还谈得上什么孝道呢);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一个人本身挑着重担,前途又很遥远,为了完成责任,就不会挑选什么地点,都可以随地休息保持精力);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家里既然贫穷,父母又年老体衰,为了孝养父母,就不需要挑选官位大小,只要收入足够赡养父母,便去做了)。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所以说,是真君子的人,穿着旧鞋和破布袄,急急忙忙地向前赶去,只是为了当时实在有迫切的需要)。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所以《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为他所传的《诗经》作这样的解说:一个人生不逢时,但不得已还是需要出来做官做事。既然担任了职务,就必须尽量尽心做好。可是只肯听命去达成任务,而不愿参与他的内部计谋。那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贫困,并不是他要完成学养思想的真正目的啊)!”《诗》曰:“风夜在公,实命不同(所以《诗经》上说:我虽然昼夜都在忙着做公家的事,但是,我对生命意义的看法,自有不同的观点。只是一时命运的安排,现在只好这样做而已)。”
    我们现在引用了《韩诗外传》,首先提出曾子为家贫亲老而仕的一节故事和评论,可以做为说明曾子在《大学》结语所说,对于当时诸侯之国的为财货与政治道德之间的“义利之辨”的观点,他是身体力行其道而自做榜样,是真实“儒行”的风格。同时,由此了解《大学》结语所说的道理,并不是专对“治国平天下”的经济、财政的专论。但也并非说它对于“治平”之道的财经作用上,就可忽略“义利之辨”的重要。从“治平”之道来讲,计较的是为“国家天下”全民的大利大义的“义利之辨”,并非专指一身的小节了。至少,我所见的是如此,且待诸公自己去研究吧!

    如果孔门弟子少了子贡,行吗?
    至于孔门高弟,在春秋末代的时期里,除了子贡一人别有他的胸襟怀抱以外,其他如颜渊、曾子、原宪等,所谓七十二贤人之中,大多是属于对当时时代的反动,处于“不同意”主张的清流人士,与后世宋儒的“儒林”、道学大有不同。其中突出对比的两人,便是原宪和子贡的故事。《韩诗外传》记载:
    原宪,字子思。宋(国)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不和当时社会的风气同流合污)。当世亦笑之(所以当时社会上人,也觉得他很可笑。这是司马迂的记载)。其为人也,清静守节,贫而乐道。居环堵之室,蓬户瓮牖,桷桑无枢,匡坐而鼓歌。于贡肥马轻裘往见之,宪正冠则缨绝,捉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予贡曰:“嘻!先生何病也?”曰:“无财之谓贫,学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而徒有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也。”于是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声满天地,如出金石。子贡耻之。
    所谓“子贡耻之”一句,是说子贡等于被原完的举动羞辱了一顿。当然,子贡不但会经商致富,而且还善于运用谋略的学术而代孔子出马,安定了鲁国受侵略的危机。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可以自取《越绝书》来读,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死后,在曲阜的墓地,也是子贡一手所经营的,而且他还在夫子坟上,守墓六年才离去。如果孔门高弟,都如颜渊、原宪一样,遁世无闷,甘于清贫,孤芳自赏,行吗?
    但我们既然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先要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如果缺少了一杆,就站不起来的。尤其对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必然崩溃的情况的。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认为要解决经济、货财的问题,使“国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便可达到“物阜民丰”,国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如再扩而充之来看,不但只有中国,其他如印度、埃及,甚至所有东方各国文化中的先圣先贤们,差不多也都有这样的观念。当然,西方文化,好像也并不例外,可是,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尤其是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实业革命)开始,西方文化中,渐渐形成对经济学的专注。到了十九世纪开始,在西方文化的思潮中,便形成了以经济为主导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主义等的兴起。因此,直到现在东西双方,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思想中,对于这个问题,仍然还在含混不清,思辨难定。究竟是财富的资本影响了政治?或是政治影响了资本的财富?这也等于是哲学上的主题:究竟是蛋生鸡?或是鸡生蛋呢?且待人类慢慢摸索,再去求证吧!

    《货殖列传》的妙论卓见
    但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周、素文化时期,比孔子早生一百多年的管仲(公元前六九○年间),却首无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经济为主导的政治方针。后人也有变易这两句原文,说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礼义兴。”这样的意思,是说明有了经济、财货的繁荣社会,才有文化文明的昌盛。“其固然乎?其不然乎?”姑且不论,而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一○○年间),在他所著的《史记》中,特别创作一篇《货殖列传》,意在说明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看来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历来的儒家学者们唱反调似的。其实,司马迁的思想主要是来自道家老子学说。但在《货殖列传》的论述中,也只好搁置“无为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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