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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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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主叡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勿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以当疾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为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
    曹叡同意他的建议,就诏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试法七十二条。然而经过朝廷(政府)会议,迟迟没有通过,结果也就没有实行。可是刘劭却因此著了一部《人物志》,开启后世人事管理学的先河。
    其实,在这以前,由陈群在曹魏时期所创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当时从两汉以来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会的儒术精神,不但早已实行于魏、晋的时代,也影响后世,使选举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变成为名门望族所垄断的局面,形成两晋和南朝六代之间的门第、门阀风气。正如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所痛恶的“上品无寒门(所谓上流社会,没有一个是贫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无势族(所谓基层干部,没有一个是权势家族出身的子弟)”。其实,刘毅这篇有关用人行政的谏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将来,无论是哪种政党、政见的民主时代,也应当好好研读,作为民主选举的制度精神的参考。
    二是世家门第的学术官僚,形成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士大夫集团。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直到南北朝的两三百年时期,并无一个有力者毅然出来鼎革这种时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时代的阮籍所感叹的“时无英雄,徒使竖子成名”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传布学术知识的书本,都靠手写传抄的私家藏书,并不普及。文化教育并不发达,政府与社会,都没有设立学校的风气。尤其是一般社会,丧失了自古以来“文武合一”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层社会,也只以读书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标准。因此而使学术知识,大都出于世家权门,形成门第、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权威集团,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权,牢不可破。此时正当史称“五胡乱华”的崛起和西晋皇室的没落,由群臣拥立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南渡称帝(晋元帝),从此定都建康(南京),就为东晋的开始。但司马睿和他的儿子司马绍(晋明帝),虽然南渡以后,先后两朝称帝,事实上也等于是傀儡皇室,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时间,都在忧患之中死去。
    后来真正东晋王朝,虽然再经九个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时间,但政权仍然操纵在王、谢等势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导,后如谢安、谢玄等王、谢权门,都是籍籍有名的“世家望族”的子弟出身。坐以论道,谈玄说妙,大多是文(学)哲(学)不分的高手。即使如谢安、谢玄叔侄一样,总算领导指挥了一次在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打了胜仗。但在指挥打仗的场面中,仍然还不离名士风流的风格,模仿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纶巾羽扇,潇洒自如。犹如西晋初期,与东吴的陆抗互相敌守长江两岸的羊祜(叔子)一样,“轻裘缓带”,依然不失其雍容优雅的风姿。这种士大夫们的作风,在政府或上层社会之间,只要读刘义庆所辑的《世说新语》一书,就可大概了解当时的一般情形了。
    简单地讲,由东晋开始,士大夫们的文人学术官僚集团的风气,一直沿袭到南朝各代(宋、齐、梁、陈)和隋朝,俨然犹如牢不可破的堡垒,虽然是当时一代当国的帝王,也是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向这种现实低头将就。这是确实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上的一面“风月宝鉴”。现在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的故事来做说明。在南朝萧道成篡位称为齐帝的时候,他的中书舍人(等于皇室办公室的主任)纪僧真,“得幸于齐主(萧道成)”,“容表有士风”(外表很像一个有学识的读书人)。
    请于齐主曰:臣出自武吏,荣阶至此(我从行伍出身,官做到这个阶层),无复所须(别的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希望皇上给我一个士大夫的荣誉)。齐主(萧道成)曰:此由江学、谢瀹(这两人是当时的名士而兼名臣),可自诣之(你自己去找他们商量吧)。僧真诣学,登榻坐定(刚刚坐到客座的椅子上)。学顾左右曰:移吾床远客(江学就对旁边侍候的人说:把我的椅子移开远一点,不要靠近这个贵客)。僧真气丧而退(弄得他很没有面子,只好回来)。告齐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我现在才明白,士大夫这个头衔,就算是当今皇帝天子下命令,也是办不到的)。
    你只要读了历史上这个故事,再来对照一下我刚提过的《世说新语》,便可知道魏、晋、南北朝之间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傲慢和自负的酸味,有多么的可畏和可悲啊!这种情形,直到唐朝才完全开始改变。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对南朝各代的首都南京,便有针对这种历史情形的《怀古》之作了: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三是旧史所称魏、晋、南北朝之间一百余年的“五胡乱华”局面,几乎与西晋、东晋的朝代相终始。北方少数民族这个历史上的旧问题,是中国由秦、汉以来,直到隋、唐之际,大约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实际上,这是中华民族,容纳接受“西陲”和“北疆”各个民族归服内地,融入“华夏”民族的阵营以后,因历代以来的帝王朝廷(政府),并没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因此而引发的种族文明的冲突,形成“中华文化”的“内外之争”、“南北之争”,促使在隋、唐以后中华民族大结合的大事。只是大家研读历史,容易简略轻忽过去,没有特别注意这是历来中国“边疆政治”的重要问题,和“华北”与“西域”多种少数民族的生存矛盾问题。同此,历史惯例上只以固有的“华夷”之辨和“胡汉”之争的习惯,就笼统地称为“五胡乱华”了。
    如果要彻底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从秦、汉历史上的“匈奴传”等开始,深切了解从中国的“北疆”,东起朝鲜,毗连俄罗斯的南境,直到内外蒙古、西伯利亚,再南回到古称“西域”、“西北边疆”的新疆、青藏等广阔边境的许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远占轩辕皇帝前后代的血缘关系,以及历来对待“治边”政策的是非。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文化的大问题。即使现在和将来,仍需要切实注意正视这类的大问题。只是我言之慎重,恐怕你们会当作我在狂言乱语,或认为是危言耸听,所以便只提到为止。
    所谓“五胡乱华”之始,必须先要知道,早在西汉宣帝时代(公元前五○年间),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来归降,渐通内地。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公元五○年间),匈奴南单于以及鲜卑族的归降内附,致使匈奴北单于又来恳乞“和亲”。汉光武帝的政策(战略),是以匈奴为屏藩来捍御匈奴,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代理防御、代理战争的上策,并使匈奴各族,愿意投降的移民内附,居住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等八郡(在山西、陕西、甘肃境内),赐以粮食、牛羊、丝绸布匹等生存种植物品,而且还派兵保护。到汉章帝时代(公元八十七年间),鲜卑人出击北匈奴,大胜。因此“北庭”有五十八部,二十万人,胜兵八千,都来降服,加入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处居留。接着又在汉和帝时代(公元八十九年间),以及汉桓帝时代(公元一五八年间),乃至在汉献帝时代(公元二一六年间),都有陆续来降、移民内附的为数不少。
    在这个时候,曹操初起,为追除袁绍的儿子、投奔乌桓的袁熙、袁尚,他就并击乌桓而破之,斩其首领蹋顿(据史称,是辽西乌桓的另一支)。跟着,他又把由汉光武时代开始入居西河郡(山西、陕西、甘肃一带)的匈奴等族,分为五部,加以监护。这不能不说是曹操对匈奴等族移民內地的管理政策上,已较有先见之明,只是当时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观念,以致造成后来各民族之间的文明冲突,实为憾事。

    “胡”、“华”民族的混和
    但我们讲到这里,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义,是说“难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总之,由东汉光武帝到魏、晋两百多年之间,以匈奴为代表的各种入居内地“河西八郡”的各民族,其中分子颇为复杂,事实上,早已是汉族血统大混合的一个时代。如加严谨的稽考,北部匈奴的另一支,没有入居中国的,后来就在欧洲建立匈牙利。丁灵另一支,就是后来的俄罗斯的另一族。乌桓另一支,就是和后来建国的阿富汗有关。鲜卑,就是后世还居留在西域边疆的锡伯族。隋、唐之间的突厥,就是后来的土耳其。波斯就是后来的伊朗。大食,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天竺,就是印度。至于氐、羌、羯等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已汇合成后世居留在新疆、西藏(前藏和后藏)、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史称“五胡”的,就是当时崛起而建国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称王称霸的十六国,计有前赵、后赵和四次分裂的燕国、五次分裂的凉、三次分裂的秦,以及夏与成汉等十六国。其实,他们当时生活语言,早已华夏、汉化,在基本文化上,也已学会了汉化的文字,只是在民族的性格上,仍然具有矫捷慄悍的习性.尤其他们看到汉末到魏、晋之间的朝廷皇帝的政权,原来都是这样抢来抢去,并不行于正道。而且由司马氏的家族,抢了曹家的天下以后,他们自己的家族,又闹兄弟争权的“八王之乱”,互相残杀。平时所谓文化教育上的“道德仁义”,原来都成为书本上的废话。那么,他们也认为自己早已是中国人,中原的天下,大家有份,因此而形成“起而代之”的乱源。同时,在魏、晋时代,另一批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也看不惯这些世族、门阀士大夫们的作风,干脆就加入汉化的新民族,即习惯称呼为“胡人”的范围,起而大干其逐鹿中原的美梦了。这样,才是史称“五胡乱华”的基本原因,事实上,可以说是“胡华混和”,也并非过分。但在这个阶段的中间和结束,就形成“中华文化”另一章的大结合,变成北魏文化与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
    大家试想,如果我们也是生在当时外来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之中的一分子,由祖先辈从塞外的大沙漠和大草原进入中原以后,正如毛泽东的名词所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谁又愿意再脱离中原,回到那大沙漠和大草原之间,终日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环境为伴呢?况且过了沙漠,西去欧洲,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纷争的局面,要想去分一杯羹,绝不可能。北有鞑靼的俄罗斯挡驾,东有朝鲜的海峡阻隔。此时,晋室王朝又正好自失其鹿,身强力壮,再不起来逐鹿中原,更待何时,难道要他们真肯倾心于当时的新进文化,去学佛修行打坐吗?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代,便是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历史事故。

    胡汉文化的另一面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列举历史上几个事实,作为说明。
    其一,正当司马炎称帝的西晋初期,也就是公元二七九年间,鲜卑族的树机能(人名)攻陷凉州(陕、甘)边区。司马炎采用了王济的建议,就封匈奴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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