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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家业的《翻魇殃》等。将同一题材的两种作品加以比较，一般说，在俗文
学中，要比在古文小说中笔墨酣畅些，但形象却反显得比较支离芜杂，反不
及凝炼典雅的古文小说那样蕴藉和耐人寻味。这当然是和他的学养有关的。
作为艺术方法之形式的表现方法，特别容易受作家的表述能力、习惯，即他
的素养的影响。这也说明，作家的艺术认识，虽然决定着他的表现方法，但
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制约。统一体的对立面都不免有这种情况，这是
不仅艺术方法为然的。
1980 年9 月7—10 日于上海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2 辑，
齐鲁书社1981 年版）
刘烈茂
论《聊斋志异》的艺术构思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强烈艺术魅力的作品。它虽然是用文言文写成，
却深受群众欢迎，三百年来一直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就值得我们探究其中
的道理。本文打算从艺术构思的角度，说点粗浅的看法。谈艺术构思，作者
本人最有资格。遗憾的是，蒲松龄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文章。为了学习他
创作聊斋故事的艺术经验，只好从读者的角度去揣摩、分析和研究。《聊斋
志异》的文体多种多样，大体上可分为史传式、志怪式、杂记特写式三种，
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史传式小说成就最高，应作为分析的重点。
一大胆虚构鞭挞入里
读《聊斋志异》容易发生误解，以为尽是狐鬼精魅的故事，与现实生活
无关。其实不然，蒲松龄满怀孤愤创作聊斋故事，现实性很强。即使采取超
现实的故事形式，也莫不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问题在于反映现实生
活是否一定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那样去复制生活。《聊斋志异》的创作经
验表明，要深刻反映生活的本质，非得经过一番精心的构思不可。至于用什
么形式，古人已看到文无定法，只要与内容相适应就行了。蒲松龄不仅无意
追求近似生活的表面的逼真，而且有意运用虚构的奇异情节以突出事物的本
质。
《促织》是揭露封建朝廷征收蟋蟀给百姓带来祸害的故事。为了说明故
事的真实性，《促织》的开头首先介绍历史背景，以之告诉读者成名一家的
遭遇决非偶然，它是无数悲剧概括出来的典型故事。
处理这样现实性的题材，照理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情节。可是出乎意料之
外，《促织》仍然出现了成子幻化蟋蟀的情节，使现实故事依然染上奇异的
色彩。
吕瑟《明小史》有一段记载：
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
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死。惧，自缢死。
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缢焉。
聂绀弩同志说：“这就几乎是《促织》篇的底本了。”对照这段记载，
更可以看出创作《促织》的蒲松龄生活体验之深和艺术构思之巧。
其一，《促织》把妻子窃视蟋蟀为鸡所啄，改为被九岁的儿子不小心弄
死更为自然，而且这样改动之后，便可以充分地描绘成名夫妇的内心世界。
《促织》写成妻闻知小孩弄死蟋蟀之时，登时吓得“面色灰死”。在她咒骂
之下，小孩更吓得投井自杀。成名回家一听，“如被冰雪”，怒气冲冲地要
找儿子算账，等到在井里捞起儿子的尸体时，就又一变而“化怒为悲”，“抢
呼欲绝”。接着出现的情景是：“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
赖。”老两口有嘴说不出话，有眼流不出泪，悲痛达到顶点。后来发现儿子
有点气息，稍觉宽慰，但是回头看到笼子空空，又不免“气断声吞”，“不
复以儿子为念了”。这一转笔很有分量，表现了封建统治者加在成名身上的
压力有多重。空笼子令他想起县太爷凶神恶煞的面孔和县衙差役无情的棍
棒，使他不寒而栗，再也无心过问独生儿子的死活。成名越想越怕，“自昏
达曙，目不交睫。”成子不小心按死一头蟋蟀，本来是极平常的生活小事，
但发生在这特定的环境里，就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作者描绘成子弄死一头
小小的蟋蟀在家里引起的恐怖真是触目惊心，可以使读者深深地体会到封建
时代小民内心的悲苦。《明小史》记载粮长夫妻畏“罪”自杀，当然也含有
对封建压迫者的揭露作用；但《促织》的改写，无疑更能激发读者的同情心，
因之具有更大的控诉力量。
其二，《促织》构思的妙处还在于改为儿子弄死蟋蟀之后，便可以进一
步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虚构出成子幻化蟋蟀的情节，充分展示在封建官府压
迫下小儿子的精神状态。成子幻化蟋蟀，虽然出于虚构，但我们可以把它看
成是成子在极度惊慌时的一种幻想，看成是人物精神状态的特殊表现。正如
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蝶是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形反映一样。成子在病床上望
着“气断声吞”的父母，想着自己闯下的大祸，梦想自己的灵魂化为一只敏
捷善斗的蟋蟀以帮助父母解脱苦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只小蟋蟀的奇特举
动也是依照成子可能有的精神面貌进行刻画的。你看，小蟋蟀“初伏不动，
蠢若木鸡”，恰好是成子被人从井里捞上来时的神态的写照；“屡撩之，虫
暴怒，直奔，遂相腾击”，也正是成子异常悲愤的发泄；最后，斗胜“蟹壳
青”而“翘然矜鸣，似报主知”，不也正是成子将功赎罪的强烈愿望吗？封
建统治者的淫威，竟逼使九岁的小孩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供他们取乐，这
是多么黑暗的人间世界？！
其三，成名重新得到的那只蟋蟀既然是成子所幻化，当然不同于一般的
蟋蟀，这就自然地引出了描写斗蟋蟀的那段精采文字。斗蟋蟀，本来是有闲
人们的消遣玩乐活动，在这里却注入了深刻的悲剧内容。成名的情绪急剧变
化也说明了这次斗蟋蟀的异乎寻常。他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小蟋蟀的一举一
动，忽而骇立愕呼，忽而顿足失色，忽而惊喜欲狂。灾祸临门的成名难道还
有闲情雅致欣赏斗蟋蟀吗？其实与其说他在关心斗蟋蟀，毋宁说他在关心自
己可悲的命运。小蟋蟀的胜败，关系着他的生死，他怎能不全神贯注？蟋蟀
相斗未休，大公鸡突然闯来，他怎能不惊呼怒叫？这个细节也许是得自《明
小史》，但运用得更为巧妙。成名的情绪为一头小蟋蟀的一举一动而高低起
落，人们不难联想到他的命运被捏在谁的手里。由于这只蟋蟀是成子所幻化，
不仅战胜了举天下所贡的全部“名将”，斗赢了威风凛凛的大公鸡，而且“每
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终于博得了皇宫中一片欢乐的笑声。然而，当
皇帝贵妃、达官贵人围盆喧笑、欣赏蟋蟀振翅搏击之时，又有谁知道这善斗
善舞的小蟋蟀乃是成子所幻化，是被他们逼得精神失常而扮演了这惨绝人寰
的悲剧呢！当作者最后点明那只博得皇帝开怀大笑的小蟋蟀乃是病危在床的
成子幻化而成，读者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封建统治者的欢乐完全是建立在
广大人民的苦难之上。
聊斋的许多故事常以大胆的虚构作为主要情节的支柱，而不是按照社会
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依样画葫芦。蒲松龄出入科举场数十年，深知科举内幕，
极端痛恨主考官的贪婪昏庸，斥骂他们不是瞎眼的师旷，就是爱钱成癖的和
峤。尽管他对这方面的生活非常熟悉，但是写关于科举的题材，仍不以逼真
描绘生活为能事。以抨击主考官为主题的故事，不仅不描写考试、阅卷、发
榜的具体过程，甚至连主考官也没有公开露面，而着力于虚构一些奇人奇事。
如于去恶的“吞灰代读”，过目成诵，表明才思之敏捷，学问之渊博，非常
人可比，可是仍不免落第。贾奉雉以精深高妙的文章应试，名落孙山；后来
听仙人之言，胡乱地写上一些狗屁不通的文字，反而考中了经魁。还有那个
会用鼻子嗅文章的盲和尚，想象就更为奇特了。即使现在发现一些人具有常
人所无的特异功能，也还没有听说能用鼻子嗅文章，况且还要把文章烧成灰
一嗅而辨优劣。这显然是人世间所不可能有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了《司文郎》
等故事，并不因为它充满奇思异想而认为不真实、不可信，相反，读完掩卷
思之，除了佩服作者想象的奇特，构思的巧妙，确实还可以从中领略到生活
中的某些真理。可见，巧妙的虚构不仅不妨碍它反映真实的社会内容，还往
往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试想，假如作者不采用这种方法，而直接地描写
主考官在评卷时怎样把好文章当成坏文章。结果，造成该取的没取，不该取
的反而取了。这种模仿现实的写法，读起来有什么味道？不能说这样写法没
有真实的内容，可是，盲和尚所感叹的“帘中人并鼻盲矣”的挖苦没有了，
嗅主考官的文章时那种“下气如雷”的辛辣讽刺也消失了。相比之下，那种
写法更能突出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更猛烈的攻击力，不言自明。
大胆虚构要靠丰富的想象力，鞭挞入里则需要深刻的理解力。聊斋故事
可说是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理解力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能做到大胆虚构，
鞭挞入里，在曲折动人的故事里把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出来。拿《石
清虚》来说吧。邢云飞偶然得到一块“四面玲珑，峰峦叠秀”的奇石，遭到
官绅们的掠夺。这在当时，一点也不奇怪，其性质也不难认识。但通过什么
故事才能更深刻地揭露他们掠夺的本性，却大有考究。如果孤立地描写邢云
飞得到奇石之后，官绅采取卑劣的手段掠夺之，当然也能说明问题，但不深
刻。作者想象出这块奇石似乎带点灵性，“每值天欲雨，则孔孔生云”，且
“能自择主”，不管官绅们使出何等手段，都不能达到长久霸占它的目的。
抢来夺去，奇石还复归爱石成癖的邢云飞。有了这个奇特的想象，才造成一
种机会，可以充分地表现势豪、官僚和盗贼各自施展特有的掠夺伎俩：势豪
靠抢，盗贼靠偷，官僚不用抢不用偷，但他手中有权，可以任意捏造罪名，
构陷无辜。逼得家属不得背着邢云飞献石尚书家。作者巧妙地把官、贼、势
豪交错起来写，彼此映衬。这样，就把官即是贼、官恶于贼的本质作了淋漓
尽致的揭露。篇末，作者还写到“诸官”一面在审贼，一面在玩花招，“取
石至，官爱玩，欲得之，命寄诸库。”这含蓄的一笔，更为意味深长。
有了这样精巧的构思，生活便化为动人的艺术！
二幻想奇特寓意精辟
在文学作品中，幻想往往用来表现作家的理想。《聊斋志异》的幻想不
完全是这样，大半倒是用来揭露封建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现实。这种揭露和现
实主义小说的揭露具有不同的特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聊斋志异》
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乃是无数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
一种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
聊斋故事揭露封建官府的篇目很多，《梦狼》却独具一格。它没有具体
描写封建官府如何欺压百姓，而是通过一个梦，把封建官吏比喻为吃人的虎
狼，既通俗易懂，而又极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府的本质。白翁梦中见到公
子衙署“巨狼当道”，恐惧万分。进门一看，“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
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往下就是公子令巨狼衔死人入，“聊
充庖厨”，招待自己的父亲，以及由于懂得欺下谄上的做官“诀窍”而高升
等等。这里写的是梦境，但也是当时的现实。作者最后点明：“窃叹天下之
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其实，不点明，谁都读得懂。但加上“异史氏”
的评论，战斗性更为强烈。整个故事寄寓了这样的思想：（1）封建衙门里的
官吏，全是虎狼之辈；（2）他们的例行公事就是吃人；（3）像这样的虎官
狼吏，天下到处都是。这说明作者对当时的官府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观察、
分析和研究，才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同时，既大胆又巧妙地把他的深刻认
识用幻想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在千把字的篇幅里，要把封建官府的凶残本
性和吃人本质表现得如此鲜明突出，如果不是采用梦境的幻想形式，恐怕很
难达到这么高度的概括。
《续黄粱》利用梦境批判现实也有独到之处。蒲松龄改造了唐传奇的《枕
中记》，把原来宣扬人生如梦的消极主题改变为无情揭露官僚罪恶的积极主
题。通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