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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文学台独”势力歪曲闽方言形成的历史，童伊介绍了汉语方言史的有关情况。文章写道：“人们认为，从闽方言区的历史来看，据史籍和许多巨姓族谱稽考，使用这一方言的人民是古代或困避乱、或因‘征蛮’，陆续从中原迁移过来的。在周代，闽有7个部落。秦汉开始，中原人开始迁移入闽。秦始皇命王翦统大兵定江南后立了四郡，四郡之一的闽中，就是现在的福建。又，秦时发兵50万屯南岭，将领史禄把家属留在揭阳，又部下大多留寓潮州。汉武帝时使路德博平南越，置九郡，中有珠崖、儋耳两郡，就在现在的海南岛。三国时，孙吴经营江东、江南，汉族居民又由会稽经浦城入闽，集中分布于闽北、闽中一带。公元304年到439年的‘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汉人大量南逃，大江东西，五岭南北，闽、粤等地，成了他们避难落户之据。晋代永嘉之乱，有所谓‘衣冠八族’移居到闽地。唐武后时，又有大批人自光州固始县随着陈政、陈元光父子‘征蛮’到了福建。到五代，王潮、王审知率兵南下，占山为王，据闽称帝，又带来了一大批的中原居民。再到宋代，金、元先后迫境，中原大地复又动荡不安。其时，皇室人员相率避乱南下。不少北方的军政人员，力图保驾御敌，也随从南来。1276年，宋端宗在福州即位，后为元兵所迫，奔走于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最后死在山。端宗死后，帝立，又逢元兵从海上来犯，应战不敌，投海而死。跟着赵宋王室南来的一大批军政人员，眼看中原沦于异族，大都不愿北返而留在了闽、赣、粤等地，作为宋室遗民，定居在了现在闽方言区的福州、泉州、漳州、潮洲等地。最后，明朝末年，郑成功据守台湾抗清，又从福建带了不少人东渡去台。抗清失败后，除了留住台湾，又有不少人从台湾散居到了南洋群岛各地。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闽方言形成于何时，我们至今还难以找到确切的记载。但从闽方言跟中古隋代陆法言等人所编《切韵》音系及汉语其他方言作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人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消息，就是闽方言直接沿续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而没有经历中古时期的两种重要的语音变化。而这两种重要的语音变化，在闽方言以外的所有汉语方言中都已经发生了。这两种语音变化就是，唇音和舌音的分化。上古汉语没有轻唇音。《切韵》中唇音还没有分化。而唐季沙门宋温的三十六字母系统里，唇音已经分化为重唇音和轻唇音两类声音了。重唇，有了“帮滂并明”；轻唇，有了‘非敷奉微’。同样，上古汉语没有舌上音。《切韵》已有了舌头、舌上之别，除了‘端’、‘透’、‘定’，还有‘知’、‘彻’、‘澄’。这，至少可以说明，不同于其他的方言，闽方言的一些特点，在唐代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另外，钟独佛曾说，唐时已有‘福佬’之称。这，也许可以作为唐代已经渐渐形成闽方言的一个旁证。”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7）
就台湾使用闽南次方言的情况，童伊写道：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古称夷洲。秦汉以来与大陆间的交往有不少的记载见于各种史传。南宋时，澎湖隶属于福建路晋江县。1292年1294年，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省泉州同安县（今厦门）。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众驱逐侵略者，收复台湾。到1683年，清置台湾府，属福建省。1885年改建台湾省。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收复台湾。从这一段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台湾岛上通行的汉语闽方言里的闽南次方言，是随大陆人尤其是闽地人入台而去的。
闽南次方言内部，由于历史、地理等等原因而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似乎还可以分为福建南部、潮汕、海南、浙南几个小方言片。台湾省的闽南话，跟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话基本一致，属于第一个小方言片。
尽管如此，闽南次方言分布地区虽广，却一向没有断绝彼此之间的来往，各地说话还可以互相通晓。方音的差异，掩盖不了共同的来源。
不仅如此，闽南次方言虽属殊方异语，却割断不了和它所属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普通话之间的血脉关系。仅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找到闽南次方言的语音和普通话的北京音之间的一些重要的对应关系。比如，在声母方面，有：1、闽南音未经颚化的k—k‘—h—，相当于北京音的t—t‘——，源于古“见”系三四等和开口二等；2、闽南音部分ts—ts‘—s—l—相当于北京音一部分t—t‘———，源于古正齿音“照”组和“日”母，又闽南音部分t—t‘—相当于北京音另一部分的t—t‘—，源于古舌上音“知”组；3、闽南音部分b—l—相当于北京音m—n—；4、闽南音的g—相当于北京音的零声母和n—；5、闽南音读白话音p—和p‘—（一部分）和读书音h—的相当于北京音f—。此外，在韵母方面，还有不少对应，比如，一部分u相当于，一部分i，u或e相当于，一部分u相当于y，舌尖前音后面的ia、舌根音后的o相当于； I k也相当于一部分，唇音后面的 I k相当于o，ue（少数e）相当于ei、ui（uei），读书音、白话音au（泉州话io）相当于ou，相当于u，带—m尾的韵母am，iam，im相当于an，ian，in，还有，入声韵的对应是：ap—a、ia、，iap—ie、，ip—i、，at—a、ia、ie、，iat—ie、，it—i，，ut—u、y、o，uat—o、uo、ye、ie，ak—o、uo、ye，k—u、o、uo，ik—ye、yu， I k—i、等等。当然，声调的调类及调值也有整齐的对应。而在语言系统中处于最稳固的语法方面，无论词法还是句法，闽南次方言就更难以脱离它所属的汉民族共同语言了。就是最为活跃的词汇，除了“秋千”叫“千秋”、“蔬菜”叫“菜蔬”、“母鸡”叫“鸡母”、“上面那个”叫“顶个”以及“桌仔”、“戏仔”、“戆仔”还有其他一些小异，“大同”也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语，自秦始皇“书同文”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书面形式——汉字，在紧紧地维护着民族语言的统一，使得它自古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分裂。就是这样一种“不离其宗”的闽南次方言，或者闽南话，今日台湾岛上之“台独”势力，硬要说成是不同于汉民族共同语言之“宗”的一种独立的“民族”的、乃至于“国家”的语言，除了说明他们对于民族、历史、语言、方言等等的无知，就是他们由政治阴谋驱使而堕落到数典忘祖的可悲境地了。
童伊长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针对台湾岛上有关汉语拼音问题的闹剧而写的。童伊说：
时下，台湾岛上的“台独”势力弃置汉语拼音方案不用，而采用“通用拼音法”，并生造一些怪字拼写实为“闽南话”的“台湾话”，还用来创作“台湾文学”，……这表明，“台独”势力碍于岛内、大陆及国际上的种种压力，一时还不敢于公开宣布台湾“独立”，就改变策略，而在众多领域其中包括文化、文学和教育领域，割断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血脉和纽带，由政治上的“明独”衍生出了文化、文学和教育领域里的“暗独”。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如此一意孤行，还说明，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记取历史的教训。
人类社会史上，即使是统一的国家里，不同的民族语文拥有自己的书写符号——文字，实属正常。而同一民族的语言，在已有的文字之外再造一种文字，以示分裂为二，却没有先例可循。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先例。至于，汉语发展的历史上，倒有借用汉字形式另造文字以示分裂国家之独立的，也有另造别的文字用以译写口头上活的汉语的，可惜都没有成功，都生命短促而没有存活下来。这样的历史，“台独”势力不应该忘记！
至于汉语拼音，“台独”势力同样不应该忘历史。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8）
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童伊在文章里回顾了汉语拼音问题的历史过程。童伊写道：“在中国，在历史上，利用拼音的方法阅读并译写汉字，有三个方面的任务，即：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以便普及教育；推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以便统一语言；进行汉字改革和汉字拼音化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制定拼音方案是这中间的一项最主要的任务。最早，是在17世纪初叶，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开始用罗马字母拼注汉字读音，酝酿出了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留传下来的，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sa TrigauIt）的方案。利玛窦只残留下4篇注音文章，1605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书》一书已经失传。罗常培根据这些文章里的387个不同音的注音字给他归纳出一个方案。金尼阁的方案，保存在他1626年于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一书里。国内学者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龚自珍等人都受他们影响对拼音文字进行了研究。18世纪早期，清雍正年间，闭关政策妨碍了第一批拼音方案的传播。一百多年之中，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工作一度沉寂下来。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海禁大开，西方列强势力步步深入，较之明末清初，通商传教都要频繁得多。在传教活动中，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陆续把圣经译成各地口语，一部分地区的译语就用罗马字母拼写出来。这些用罗马字母拼音的方言文字就是所谓的‘教会罗马字’。当时，在南北各地，这一类‘教会罗马字’都曾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专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华语课本和华语字典也大量出版，其拼音法式进一步尝试了汉语拼音的方案。随后，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从1892年到1911年，即清朝的最后20年，发生了一场‘切音字’运动。这‘切音字’运动，就是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1892年，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揭开了这个运动的序幕，出现了第一种切音字方案。这方案，恰恰就是拼写闽南次方言的方案。此后，在‘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两大口号的驱动下，出现了28种（现存27种）拼音的方案。这一阶段的最后一种，是郑东湖在1910年出版的《切音字说明书》。28种方案中，比较著名的还有蔡锡勇的《传音快字》，陈虬的《新字瓯文七音铎》，刘孟扬的《中国音标书体》，马体乾的《串音字声韵谱》，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杨琼、李文治的《形声通》，田廷俊的《数目代字诀》，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简字谱录》等。这中间，用拼音方案拼注什么语音，人们曾经作了不懈的探索。卢戆章曾主张把南京音作为‘各省之正音’，把拼写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行之正字’。章炳麟还曾主张‘以江汉间为正音’，用武汉话作为南北通行的话。此外，王炳耀拼写粤东话，陈虬拼写温州话，朱文熊拼写苏州话，倒也提出了最后以拼写北京话为目的的思想。当然，更多的人已经明确地要求推广北京语音了。其中，王照是制订和推行‘官话’拼音方案的一员主将。‘国语’一名，就是他在《官话合声字母》的1903年重印本里提出来的。首先响应王照的是吴汝纶。190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就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建议推行这个方案。而贡献最大的是劳乃宣。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贡献。1910年的资政院议员会议上，庆福等人联名呈送的《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江宁程先甲等45人的《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也都建议推行这一方案。1911年，‘中央教育会议’终于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拼写方言的方案终于没有了法统的地位。在28种方案中，人们还在拼音方法和拼音字母形体上作了多种实验。在拼音方法中，‘双拼制’较之‘三拼制’、‘音素制’影响更大，占了绝对优势。而字母形体，在拉丁字母、速记符号、汉字笔划、数码及自造其他符号四大类中，则以汉字笔划式方案成为主流。”
随后，进入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