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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第十三章
二哥调到北京以后，请假去了趟张家口，看望父母。
二哥从张家口回来以后，断断续续向他讲到一些情况。
父母在张家口那所军事学院中过得不错。尽管张家口地区一般居民的生活远比北京艰苦和单调，然而学院自成体系，占地颇巨的学院围墙里是一个与北京郊区部队大院相仿的特殊环境，父母住的是单元楼，吃粮和副食供应上都有特殊照顾，因而不必为他们的生活担忧。父亲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深得学员们喜爱。母亲把家务操持得比在北京更井井有条。而渐渐长大、聪明伶俐的蒋唱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但父亲却一反前几年对大哥的好感，重又复归于对这个从幼年起就不断给他招惹麻烦的长子的厌恶乃至于痛恨。
二哥自然一直保持着同大哥的通信，并且自然与大哥有更多的交流。据二哥透露，大哥在部队久久不能入党，使大哥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大哥在部队实在是极其努力，他的口才、文才，以及敏捷而大胆的思路，也深得某几位首长看重，几次借到军区宣传部参加一些很光荣的任务，但却总不能正式调入军区有关部门，因为他总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有一回大哥所在部队的一位党的领导忍不住透露给大哥：他们外调了父亲的情况，知道父亲在反右运动中有错误言论，开过中型会议批判，但最后没有定为右派，只由组织内控，即属于“内控右派”，不告诉本人，只要本人没有新的右派言论和行为，也不影响一般性使用，可继续发挥其专长……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大哥即使本人再加努力，也很难被吸收入党。大哥听了大为震惊，便忍不住写信告诉了二哥，二哥到了张家口，有一天当父亲抱怨“老大死不争气，这么多年连党都入不了”时，便忍不住向父亲做了解释，并问：“爸，你真的被定成内控右派了吗？你真的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察觉吗？”据二哥说，父亲当时先是一愣，紧接着就暴怒地用手把桌上的烟灰缸一下子扫到水泥地板上，跳起来恨恨地说：“好呀好呀，死不争气，自己入不了党，还污赖老子！我是坚决不认他这个儿子了！荒唐！荒谬！岂有此理！”吓得母亲从厨房里提着锅铲出来，不知道陡然降临了什么祸事，而还完全不解事的蒋唱便“哇”地哭了起来，跑过去使劲抱住爷爷的双腿……
二哥后来非常后悔。他再长大些后也很埋怨二哥。二哥原是最孝顺父母的，从小长大到那一回以前几乎从未让父母生过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气，然后那一天他却猛地在父亲心上划下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痕！
……到了那军事院校后，父亲原是心情舒畅的，他很满意组织上给他安排的那个角色，并且自己也很积极地投入那个角色。父亲在反右运动以前因为真诚地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加入共产党，因此没有像钟先生那样去刻意地塑造自己，但他后来加入了“民革”（即一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那原因一是单位里的“民革”头头动员他，二是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又到广州积极投入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与廖仲恺、何香凝等都有过从，因此自己加入“民革”颇顺理成章；在反右运动的引发阶段大鸣大放中，他正是因为参加了“民革”，才在一个“民革”的“神仙会”上出于“响应党的号召”，又碍于主持者一再点名动员，才发了一个言，那言论从后来反右运动所竖立起的坐标来衡量，定性为中右是一点也不冤枉的——他在歌颂了共产党的廉洁以后，却举出一些例子，用新旧海关对比，说新海关的一些干部实在外行，不像旧海关人人都得精通业务才混得下去……后来那“民革”头头及另外几个人都划成了右派，在批判斗争那几个右派分子的会上，也组织了几个涉及到他的错误言论的批判发言，钟先生的发言火力最猛。据说发言中因为激动，拍了一下桌子，竟使得小手指骨裂，后来治疗了好久才终于复原；父亲自己也在会上对自己险些被右派分子利用、客观上攻击了党作了自我批判……反右运动过去以后父亲除了不再担任副处长，改任谁也不领导而且工作内容颇为机动的专员，但待遇不变，因而他自己并不觉得入了什么“另册”，后来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发挥他那经旧海关多年外班工作练就的英语口语专长，也很得心应手，他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并且也得到共产党信用的“民主人士”，他在张家口生活得比在北京更心态平静、富有生气，虽然张家口没有西餐馆，不能满足他那吃西餐的口腹之欲，但母亲即使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条件下，有时也能给他弄出西式的炸牛排、奶油鱼、土豆青菜沙拉吃，加上又有孙女儿在膝下承欢，那简直有一种足称幸福的感觉……
四牌楼 第十三章
然而二哥却给父亲带去了那样一个可怕的信息！他不相信、不承认，并且不愿想像他的档案上有那样一种不仅令他自己，而且也令子女羞耻的印迹，他断定那是大哥因为久久不能入党，而造出的一个谣言，由此他对大哥恨之入骨，并且再不给大哥大嫂复信，凡去信都一律由母亲来写……
他从未向父亲坦诚地谈过这一段公案。父亲真的能通过断定大哥造谣和怨恨大哥，扫除他心中的阴影吗？他记得，那已是接近“文革”的一个假期，他那时已然从师范学院毕业并已分配到市区一所中学任教，他趁假期到张家口去看望父母，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忽然有一天母亲笑吟吟地从食堂回到所住的单元里说：“……人家催乔芝芸和我们家去领苹果哩，盈海你快拿个筐陪我去提……”那本是一桩很平常的事，学院经常在食堂分发给各家一些作为福利补助的“进口货”，大概是父母那座楼里别的家都已闻讯领过了，只有那个叫乔芝芸的和父亲家还没有去领，因而食堂的人见到去买馒头的母亲便顺便作了那样的嘱咐；谁知父亲一听这话便陡然从躺椅上跳起来，将手中的一本英语语法书往地上一掼，脸红脖子粗地吼：“什么？让乔芝芸和我们去领？！不要！不要！！不要！！！”把母亲和他吓了一跳，幸好蒋唱当时到楼下找小朋友玩耍去了，否则一定又要被吓得“哇”地哭出声来……
后来他弄清楚了，那个叫乔芝芸的是一个年龄已近50的妇女，他见过，望去尽管憔悴，却依稀可见当年的美貌。据说解放前是一张什么报纸的记者，解放后又一度在一张民主党派办的报纸继续当记者，反右运动时因有大量右派言行被划为了类别最为严重的右派分子，而且在大批右派分子都已摘了帽子之后，她居然还未被宣布摘帽，经过一番下放劳动改造以后，那所军事院校也通过有关部门把她调去当了一个外语教师，据说她掌握一门在当年显得相当偏僻的外语，好像是葡萄牙语什么的；在二哥透露大哥信函中的“秘密”前，父亲对乔芝芸的存在，本来是无所谓的，他懂得那体现着共产党胸怀的朗阔：一个政治上如此反动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只要她有一技之长，甚至也可以调到部队的学院里来教课；只要自己和家人少同那姓乔的接触，便不会惹来什么麻烦。他分析，一定是二哥那次不慎在父亲心上划出了伤口以后，父亲便对姓乔的敏感起来，并且一定产生过某些联想，某些疑惑，果然，那天食堂里的人一定是非常偶然地为分发苹果的事将乔芝芸和父母家并提，父亲便仿佛有人将手指探进了他那无形而又无法向别人——即使是母亲——袒示的伤口，顿时暴跳如雷，最后竟语无伦次……
二哥确实很为无意中伤害了父亲后悔。但二哥出差去了一趟广州，并在那里同恰好也到广州出差的大哥相会进行了畅谈，回来后就又跟他透露说，大哥的入党难，不仅在于父亲的那个“内控”问题，也更在于他自己——他那一年因为父亲摔掉面碗赌气一跺脚离家出走以后，经历很复杂，据二哥的分析，那一段参军以前的经历，其实他本不必那么详尽地向组织上交代，因为究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浪青年，并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行为，不详细交代也并不算隐瞒了什么，结果他一详细交代，就使组织上感到他个人历史也实在复杂，而他那些经历又无从去调查确证……
……原来那一年大哥离家出走以后，到一艘轮船上当了一个水手，乘那船驶抵了上海；在上海他不愿再干水手，便到一家高档饭店当了一个侍应生，在当侍应生阶段，他颇有一些风流韵事。据二哥转述，有一回大哥在酒吧中服务，那里聚集着若干洋人和高等华人，有一个当年相当走红的女电影明星那天去了，那女明星很忧郁也很浪漫，她好像很不喜欢那些请她去和包围着她的人，而且也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她为了气那些尾随着她的男士，便故意拉过大哥去要大哥同她跳舞，大哥巴不得那样，便同她跳了起来，令她和那些男士大为吃惊的是，大哥竟跳得那样棒！这对大哥来说本不足为奇，他并非贫寒出身，尤其是在到加拿大、美国当过外交官的姑爹家中，早同表妹田霞明、田月明等跳得不仅中规中矩，而且极能临场发挥，极具高雅风度……大哥说那女明星至少是在跳舞的那一段时间里爱上了他——确实，大哥正当20岁的青春年华，体魄健壮，面庞虽非英俊但线条刚硬和谐，是值得一位韶华即逝而情欲犹旺的女明星一恋的……大哥紧紧地搂着女明星的腰，在舞动中有时身体同女明星非常贴近，这使得周围的男士终于愤怒，他们中有人让乐队中止了演奏，女明星大怒，挥手就掴了想牵她胳膊的某位男士一记耳光，那男士用手帕捂着被打的面颊，愤愤地说：“难道你宁愿让那么个臭小子亲你的嘴，也不跟我们这些男士跳舞吗？”女明星便仰起脖子把长发一甩说：“你们这些男士？你们哪一位有丁点儿男子汉的气概？你们光知道在这里醉生梦死，你们哪里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流血流汗？你们敢流汗吗？敢流血吗？哼，你们哪一个有种，就流血给我看，我就跟那个不怕流血的男人亲嘴——不管他是哪位！”女明星喝香槟喝多了，显然说的一半是醉话，周围的男士们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正当此时，大哥却一把抓过桌上的酒瓶，用力往桌子边上一磕两段，那迸出的酒还没有流完，他便用右手将那摔破的酒瓶用力地往自己挽起袖子露出的左胳膊上用力一划，顿时划出一道口子，鲜血马上流了出来，而这时女明星便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搂住大哥狂吻，吻他的额头、眼睛、面颊、脖子、肩窝，最后紧紧地吻大哥的双唇……
四牌楼 第十三章
……20岁的大哥如此浪漫的经历，听来令他惊奇，也令他隐隐地有些嫉妒……难道连这样的事情，大哥也向组织上作了交代？二哥说，是的，大哥竟也作了详细交代，并作了相当苛刻的自我批判……
大哥后来又从上海流浪到天津，在天津还跑到一家商行当过一段仓库的看守，二哥乍听大哥那么说疑惑地问：怕是当搬运工吧？你那么一个流浪青年，人家怎么信得过你呢？大哥说那老板就信任了他，就让他当了看守，因为他说他会武功，会开枪，老板不信，他就说不信你拿把枪来我打给你看，老板果然递他一支枪。他不接，笑笑说您别给我一支空枪，我要装子弹的，老板就真装上子弹递给他，让他打院子里的一棵树，他便瞄准了那树，一按扳机他就说：“是颗哑弹，不过您去看看我打得怎么样？”老板让人过去一细看，服了，大哥射中了那棵树树干的中线……二哥听了这段就相信了。因为二哥早就知道大哥摆弄过枪，那时候他还很小，但二哥、大哥已经十几岁，二哥大哥到姑爹姑妈家去玩，姑爹是个国民党的将军，住在一幢花园洋房式的住宅里，二哥随大哥偷偷跑进了姑爹、姑妈的卧室，大哥居然私自拉开了姑爹的床头柜，见那里头有一把手枪，便大胆地拿起来玩，开头先假装对着二哥，把二哥吓得不知如何躲藏，然后大哥便瞄准屋子角的衣架开了一枪，“砰！”那枪里原来装着真正的子弹，硝烟中衣架应声而倒……大人们闻声跑了进去，一见那情形姑爹就连连顿脚，喝令大哥把枪扔到地上，父亲后来自然狠狠揍了大哥一顿——但大哥已不再是个孩童，揍他时他虽不反抗，倒弄得父亲胳膊酸疼手掌发麻腰也扭伤……
他的大哥便是那样一个人！他隐隐觉得，大哥后来的继续流浪，直到终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在起�